湘淮集團與19世紀60年代上海的崛起

原標題：湘淮集團與19世紀60年代上海的崛起

社會科學文摘2016,02,98-99

19世紀60年代,正是上海從「江南的上海」向「上海的江南」過渡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儘管有諸多的因素影響著這一變局,但其中的湘淮集團對上海的有效控制無疑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以往學界在探討與此相關的問題時,大多著眼於外來因素和歷史地理因素的分析,於湘淮集團對上海有效控制這一因素尚缺較全面的討論。

湘淮集團進駐上海

湘淮集團與上海的關聯最早是在1860年。這年5、6月間,太平軍攻克江南大營,解除天京之圍後,東征常州、蘇州,克複嘉興、太倉、嘉定、常熟、青浦、松江等地,兵逼上海縣城,江、浙告急。時湘軍統帥曾國藩奉命以兵部尚書銜署理兩江總督,7月實授,並以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作為江南的上海的軍務,自然納入了曾國藩督辦的範圍。而此時曾國藩仍把湘軍主力集中在安徽,與太平軍激烈爭奪安慶,對上海以及江浙的廣大地區的軍務鞭長莫及。上海只好請求英、法駐上海領事派兵防守縣城。於是,太平軍在原上海防軍、美國人華爾所組織的洋槍隊及英法領事所派兵力的聯合對抗之下,被迫撤圍上海。

1862年1月,太平軍李秀成派慕王譚紹光等水陸並進,從東北、西南兩面夾擊,迅速到達上海外圍之嘉定、青浦、松江等地,上海再度被圍。上海官紳再度向曾國藩請兵求援。曾國藩決定由李鴻章招募淮軍東援。1862年月,李鴻章所招募的淮勇樹(張樹聲部)、銘(劉銘傳部)、鼎(潘鼎新部)、慶(吳長慶部)4營陸續到安慶集中,進行整編、訓練,加上曾國藩劃撥的營頭,編為1營(共6500人),在這年的4~6月間由上海士紳籌措僱傭英商麥理洋行的7艘輪船,分6批運送至上海。

1862年4月,李鴻章率淮軍到上海,並經曾國藩保奏被清政府授為署理江蘇巡撫。他一邊隨軍在上海城西南紮營抵禦太平軍,一邊著手開展署理江蘇巡撫的相關職責。由於當時原巡撫薛煥所管轄的上海防軍已不堪重用,而英、法兩國領事所能派出防城的兵力又十分有限,李鴻章決定採取多種形式擴建淮軍,如:陸續派人回皖北、淮北募兵;改編上海防軍;收編投降過來的太平軍等。為保證日益擴大的淮軍軍費開支,李鴻章設法將上海的財政實權從署江蘇布政使、上海道台吳煦及糧儲道楊坊等手中奪來,並與曾國藩商議推舉郭嵩燾(李鴻章的丁未會試同年,曾國藩的兒女親家),劉郇膏(同為李之丁未會試同年)、黃芳(湘軍糧台王冕之弟,曾署上海縣令)等,取代吳、楊的相關職務,以達到控制上海軍政大權的目的。

湘淮集團有效控制上海

對於湘淮集團來說,若想有效控制上海,當務之急便是徹底解除太平軍對上海的圍困。李鴻章在對到滬淮軍進行二三個月的擴編、整頓、訓練後,於6、7月間開始投入上海破圍戰。李鴻章先在西面、西南面的青浦、松江、虹橋、七寶等地拉開戰幕,且在虹橋率先擊敗了太平軍千餘人的圍攻,取得了虹橋之戰的勝利。這一戰,也逼迫太平軍主力從松江、青浦一帶退回蘇州。與此同時,淮軍在浦東的南匯、川沙、奉賢等處取得了一些勝利,迫使從杭州方面過來的太平軍,退回浙江境內。8月,太平天國慕王譚紹光等率數萬之眾集結於崑山、嘉定、青浦交界之處,再次向上海發起圍攻。李鴻章派程學啟帶領淮軍所能集中的兵力展開了強有力的破圍戰,致使太平軍傷亡慘重,退回蘇州。10月,淮軍會同英、法領事派出的軍隊、常勝軍攻佔了嘉定縣城,太平軍全線退出了上海相鄰地帶。至此,太平軍對上海的圍困被徹底解除。

上海的太平軍之圍雖被解除,但在這被圍困的兩年多時間裡,卻產生了諸多社會問題。如:因這期間蘇南、浙北以及周邊各縣鄉鎮大量的戰爭難民、災荒流民湧入上海租界及城廂,使這一帶出現了人口激增暴漲後帶來的賭博盛行、流氓(民)遍地等混亂局面;出於抵抗太平軍圍困的需要,洋人控制的常勝軍規模越來越大,英、法兩國派出的軍隊在上海城廂所控制的要害地也愈益增加,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而在破除上海之圍過程中日益壯大起來的淮軍,需要更多的軍餉和軍備的支持。面對諸多的問題,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湘淮軍集團,必須一一解決,方能在上海站穩腳跟、控制政局。1862年11月,李鴻章被實授為江蘇巡撫,並進一步將關涉上海的用人行政權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使得湘淮集團有了更多處理上海事務的權力保障。

流氓(民)問題和賭博問題,是伴隨著太平軍的江浙戰爭以及三次圍攻上海而產生的。戰爭結束後,上海開展了「遣流禁賭」活動,從1863年下半年開始,到1865年7、8月間為止,前後歷經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基本上解決了由於戰爭引起的人口激增所帶來的上海城廂、租界流民(氓)充斥、賭場遍地等社會不穩定現象,為上海地方社會秩序的重建、新局面的產生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

對於常勝軍規模越來越大及英、法兩國派出的軍隊在上海城廂所控制的要害地愈益增加,並漸有尾大不掉趨勢的問題,曾、李兩人積極尋求對策。1864年5月初常勝軍協同淮軍攻克了常州。常州被攻克之後,江蘇境內也只剩南京仍為太平軍所控制,李鴻章的「以滬平蘇」戰略基本得以實現,常勝軍的歷史使命也已完成。於是,李鴻章乘勢於5月底,除將常勝軍中的精華部分轉入淮軍外,基本遣散完畢。

英、法兩國派出的軍隊在與上海防軍共同對抗太平軍的過程中,分別進駐了縣城的城隍廟、學宮、萬壽宮、青蓮庵、關帝廟、大王廟、絲茶公所、四明公所、老北門、新北門、振武台、也是園等處。淮軍將領丁日昌在接手上海道之職後,反覆與英、法兩國的駐滬領事交涉,繼任應寶時也作了多方努力。1865年1月,法國交出了老北門,同時撤出了在城隍廟、振武台等處的軍隊。同年5、6月間,駐關帝廟、青蓮庵等處的英軍也撤出,8月撤銷會防總局,次年1月撤銷了會防分局,上海華界的英法軍隊最終完全撤出,上海城廂恢復了戰前的平靜。

為了使日益壯大起來的淮軍有充足的軍備和軍費,李鴻章除繼續採取他剛到上海時委派熟悉上海地方事務的官員設法從洋商處購買洋槍洋炮,向上海城廂各類商家、富戶征捐徵稅外,還派人製造槍炮彈藥以及設法向租界徵收各類捐稅,由此清政府爭取到了對租界的部分統治權。

湘淮集團在徹底解除了太平軍對上海的圍困後,通過系列相應的措施,逐步有效地控制了上海的整個局勢。然而,湘淮集團要在這個從「華洋分居」已成「華洋雜處」,且已成為當時中國對外交往中心的地方站穩腳跟,處理好與洋人的關係是至關重要的。就當時而言,與洋人之間最難處理的是租界中發生的華人與華人、華人與洋人之間的糾紛問題,這是一個關係到上海社會是否能夠保持安定的問題。1864年5月,署上海道應寶時派出一名官員到英領事館,與英方共同組成一混合法庭,即洋涇浜北首理事衙門。理事衙門成立後,不僅負責處理華人與華人之間的案件,也處理洋人或華人與無領事代表國家人的案件。情節嚴重的,即移交上海縣審理。到1867年4月,應寶時與英國領事溫思達商議組織正式法庭,即後來的會審公廨。會審公廨的成立,迎合了上海租界日益增多的華洋案件處理的需要,使上海地方政府與各國駐滬領事官員明確各自的權責,在維護上海地方,特別是租界的治安,起了積極有效的作用。

湘淮集團對上海崛起的影響

湘淮集團在解除太平軍對上海圍困的過程中逐漸控制了地方的軍政大權,及時解決了在此過程中產生的諸多社會問題,並逐漸建立起了與洋人相處的一些規則,這對上海在19世紀60年代的崛起無疑有著重要影響。

首先,湘淮集團在解除太平軍之圍的過程中逐步控制上海的軍政大權,這對穩定上海甚至整個東南地區的社會局勢都起到了積極作用。19世紀60年代初的上海,正處在一個非常時期,除多次遭受太平軍的圍攻外,外來侵略勢力也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此得到進一步擴張。面對這一局勢,上海地方政府幾乎失去了控制全局的能力。而湘淮集團的到來及對軍政大權的控制,不僅順利解除了太平軍之圍,而且使外來侵略勢力的擴張活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時也為清王朝收復甦南、浙省等東南要地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事實上,湘淮集團在上海立足後,便開始著手實施「以滬平蘇」計劃。而在收復甦、常之後,又南下用兵浙北。上海成為清王朝重新掌控東南大局的基地。

其次,湘淮集團及時解決戰爭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一方面促成了上海社會穩定局面的形成;另一方面也積累了他們與洋人打交道的經驗。這為19世紀60年代上海成為中國對外交往中心以及洋務運動的重鎮,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當時,例由兩江總督兼任的南洋通商大臣一職,在李鴻章到上海後便為其所就,上海既成為了中國對外交往的中心也成為了李鴻章從事中國近代外交的起點。這一時期,上海洋務事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1863年,李鴻章奏請設立了上海廣方言館,為上海以及其他地方培養從事洋務事業的人才。1865年,通過李鴻章奏請,丁日昌創設了江南製造總局。江南製造總局是中國最早使用大規模機器生產的軍工企業,在當時的中國具有開風氣的先鋒作用。它在開展軍工生產的同時,還培養出我國近代的第一批產業工人和技術人員,同時也成為其他城市模仿興建各類機器局的樣板,如天津機器局、吉林機器局等都是模仿江南製造總局興建起來的。

「江南的上海」,在19世紀60年代成為中國對外交往中心及洋務運動的重鎮後,開始了逐漸走向「上海的江南」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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