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戰爭體驗：以太宰治女性獨白體小說為視角
太宰治
摘要
摘要：太宰治的小說具有強烈的私小說特徵，但其中又包含著豐富的戰爭體驗與時代屬性，故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在他的女性獨白體小說中，敘述者和作者的關係是不同的，而這種不同亦決定了其史料性質的不同。《十二月八日》中的家庭主婦源自於太宰治的觀察，故而為昭和女性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等待》中的姑娘即太宰本人，文章集中展現了戰爭行進之中他的茫然與無措。誕生於戰後初期的《貨幣》一文則借紙幣之口，批判戰爭、同情民眾，並深刻表現出了女性在日本國民性中的積極意義。
關鍵詞：太宰治，戰爭體驗，《十二月八日》，《等待》，《貨幣》
作者簡介：魏靈學，復旦大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日本史。本文由作者授權推送。
正文
緒論 以私映公：太宰文學的時代性
在日本歷史進程中，「終戰」之前的昭和時代（1926~1945）是一段政治環境動蕩不安、流血衝突此起彼伏、極端思潮粉墨登場的特殊時期，而不斷擴大的對外戰爭亦是其特徵之一。1938年，中日戰爭呈現出持久化態勢，日本當局遂在經濟統制方面採取系列舉措，於這一年的4月1日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賦予政府在經濟活動中近乎無限的權力。1940年10月12日，在「大政翼贊會」成立大會上，時任日本首相的近衛文麿（1891~1945）聲稱：「政府奉戴聖旨，順應國際大局，並為完善高度國防的國家體制而竭盡所能。」在這種總體戰模式下，每個日本人都不可倖免地被綁上（或是主動登上）了這座名曰「大日本帝國」的戰車。正如竹內好（1908~1977）所言：「我們這代人，共有一種對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體驗。」
太宰治（1909~1948）亦是「這代人」中的一員。「太宰治作為一位文學家引領風騷，是在昭和8年（1933年）至昭和23年（1948年）這短短的十幾年中，其間，彈壓左翼、言論統制、『二·二六』、新體制運動、太平洋戰爭、徵用民間人士、空襲與疏散、糧食危機等等，真真是一個異常的時代。」
與此同時，太宰治的小說又具有強烈的私小說特徵——「從這位作家的內在精神氣質、創作經歷與文體風格上看，他的確就是典型的破滅型的私小說家。」私小說是大正時代興起的、日本作家進行小說創作的一種模式，其具有三層內涵：其一，廣義的私小說即以第一人稱視角進行敘事的小說；其二，狹義的私小說即以第一人稱視角孤立地描述個人生活與心理狀態的心境小說；其三，狹義的私小說（即心境小說）又分為兩類，一種是純粹表達生存危機感的破滅型私小說，一種是試圖克服生存危機感的調和型私小說。
雖然私小說在寫作模式上強調對實際時空進行虛化處理（甚至徹底地摒棄時空概念），但寫作這一行為本身卻具有時空性，即作家必然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與社會關係內進行創作行為，因此作為史料的文學作品便必然具備時代特質，而太宰治的私小說創作亦不例外——「戰敗後不久，帝國的太陽行將沉沒的時候，太宰治寫下了《斜陽》，當日本失去了獨立國家的資格的時候，他寫了《人間失格》。」
因此，太宰治的私小說作品中必然隱含著其戰爭體驗的映射，這為探究太宰本人的戰爭觀念、太宰所見的戰爭情狀提供了一扇窗口。而在這些作品中，女性獨白體小說又頗具代表性。
（一）文體之變：作為史料的女性自白體小說
太宰治作品
承上所述，在太宰治的文學作品中，女性自白體小說據有一席之地，所謂女性自白體，即採用女性口吻進行敘述的、第一人稱談話（敘述）式文體，太宰治創作了多篇該類型小說：《燈籠》（《若草》1937年19月號）、《女生徒》（《文學界》1939年4月號）、《葉櫻與魔笛》（《若草》1939年6月號）、《皮膚與心》（《文學界》1939年11月號）、《無人知曉》（《若草》1940年4月號）、《千代女》（《改造》1941年6月號）、《十二月八日》（《婦人公論》1942年2月號）、《蟈蟈》（《新潮》1941年11月號）、《恥》（《婦人畫報》1942年1月號）、《等待》（載太宰治小說集《女性》/博文館1942年6月）、《雪夜之事》（《少女之友》1944年5月號）、《貨幣》（《婦人朝日》1946年2月號）、《維榮之妻》（《展望》1947年3月號）、《斜陽》（長篇/新潮社1947年12月）。其中，《貨幣》的主人公並非人類，而是「七七八五一號百元紙幣」，但小說將其擬人化，並且開篇便指明——「在外語中，名詞皆有男女之別，而貨幣則被視作女性名詞」——故此作亦可視為女性獨白體小說。
這些女性獨白體小說標誌著太宰治文體的變化，而這也是當時閱讀消費取嚮導致的必然結果——「在前期作品中，太宰治如實地表達著個人心情，但遺憾的是這樣並未得到讀者青睞，所以他改變了口吻…女性獨白體很適合表達他的心情，而這也得到了眾多讀者的支持」——換言之，採取女性獨白體既是太宰治進行寫作（表達情感）的有效方式、又符合了當時的市場需求。
但是，太宰治在採用女性視角的「我」進行敘述的時候，敘述者和作者的關係是不同的，而這種不同亦決定了其史料性質的不同。
第一種關係，借女性的「我」敘述作者所想表達之意，即藉助女性之口吻表達太宰治自身，「與前期作品相比，這些女性獨白體作品更加簡潔易懂，但其所表達的仍然是前期作品中那難以形容的絕望。」可以將這種性質的小說作為研究太宰治本人思想觀念的史料，但是不能夠隨意將其放大為研究太宰治同時代女性狀況的史料。
第二種關係，「我」乃是作者太宰治本身，然後以「我」為方式講述「我」所見所聞的女性，或者太宰治以一種客體的姿態描述「我」，這些實際上是太宰治對女性的觀察，其本質反而是一種他者視角，「與眾多作家類似，太宰治以文體諸多的姿態登上了文壇，閱讀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便能夠看出其中多樣化的文體…太宰治前期的文體不被接受，他想到的便是轉而描述一般市井的社會生活，關注社會地位較低的女性的心聲，女性獨白體可謂是太宰創作前期轉向中期的標誌之一。」針對這種小說，可以大膽地將其作為研究太宰治同時期女性狀態的史料。
當然，在太宰治的女性自白體小說中，這兩種敘述模式乃是彼此雜糅的。若就史料意義而言，小說中太宰治對女性的觀察為研究其同時代女性提供了一個路徑，而對女性的觀察反過來也會影響到太宰治本人的思想發展，與此同時，太宰治的思想又會左右其觀察女性、進而影響其寫作的模式。《十二月八日》、《等待》與《貨幣》這三篇小說的敘述模式及其戰爭體驗便頗具代表性。
（二）戰爭爆發之初的狂熱《十二月八日》
承上所述，《十二月八日》最初發表在《婦人公論》1942年2月號，在太宰文學中，這是一篇頗為獨特的小說：首先，小說有著明確的時間限定，即「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其次，與其他架空作品不同，這篇小說中的出場人物皆有其對應的現實人物，家庭主婦（我）-太宰治之妻美知子、外子-太宰治、園子-太宰治長女津島園子、龜井家主-龜井勝一郎、帝大堤先生-堤重久、今先生-今官一。全篇小說則從三個線索展開。
首先是主人公「我」，該部分乃是太宰治觀察與理解下的一位家庭主婦。全文藉由她的日記展開，開篇即寫道：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日本貧困的家庭主婦是如何度過一天的呢？我要記錄下來。如果過了一百年，當日本在熱烈地慶祝紀元二千七百年的時候，會於某土堆的一隅發現這本日記，從而了解到在百年前的重要日子裡，我們日本主婦是這般生活的，這或許會有一些歷史參考價值。」
為什麼說這是「重要的一天」呢，因為這天早晨，就在「喂園子（今年六月出生的女兒）喝奶時」，「從某處傳來了一陣廣播」——「大本營海陸總部發表，帝國海陸軍於今天八日凌晨與英美於西太平洋進入戰鬥狀態。」聽到這則消息，「我」表現出了極為特別的生理與心理反應：
「這個廣播就如光線一般，強烈鮮明地通過緊閉的雨窗，傳進黑暗的房間。廣播高聲復誦兩次，就在專心聽取的過程中，我整個人都開始發生變化。在強烈的光線下，有種身體變得透明的感覺…從儘早開始，日本已經變成一個不同的日本了。」
而這則廣播也開啟全文的第二條線索，即「我」與外子的互動。就在「我想要通知隔壁房間的外子」的時候，他立即答應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卻是一幅「緊張嚴肅的樣子」。
關於這場戰爭的正當性，夫妻二人皆有著令人啼笑皆非的看法。在外子看來，「我是第一次聽到美國在東、日本在西的說法，你不覺得這令人很不舒服嗎？日本向來被譽為日出之國、被稱作東亞，所以這種說法是不對的」。而在「我」看來，「也許是眼珠顏色、頭髮顏色的不同，激起了我同仇敵愾的心情，好想胡亂地揍他們一頓。這與跟中國作戰時的心情完全不同，只要一想到這些野獸般的、感覺遲鈍的美國軍隊真的就徘徊在這親切、美麗的日本土地的周圍，我就覺得非常受不了…美麗的日本的軍隊啊，請無論為何也要把這些人打得落花流水。」
地緣與人種，成為了外子與「我」仇視英美、支持戰爭的狂熱理由，而這種狂熱亦表現在具體的行動之中——即這篇小說的第三條線索——「我」在這一天中的種種行動（即太宰治觀察下的美知子的所作所為），其中包括：與「前不久才被選為鄰長」的隔壁太太的寒暄、為了聽到更多新聞而打算讓外子買收音機、在與龜井一家的交流中談到「日本軍人登錄敵前的痛苦」、「在市場的廣播器前」與「聚集起來的近十人」一同聆聽「帝國政府的聲明」、與鄰居用「清酒補給券」分酒。如果說前文心理活動的描述無法判斷是美知子的真實所想還是太宰治的借他言己，那麼這些具體的行為描述，卻可確認是太宰治所觀察到的昭和女性的戰時情狀。在戰端初開的狂熱氣氛與經濟統制的物資短缺之下，普通的家庭主婦自覺地將作為女性的種種義務與戰爭相聯繫，這篇小說，細膩地勾勒出了總體戰模式下婦人行為的社會意義與國家使命。
但是，戰爭帶來的不僅僅是狂熱，還有對未來的不可知。文章的最後，在從澡堂回來的路上，「我的內心開始有點緊張…這樣暗的路，我還未曾走過，一步步像探索般前進，但路途遙遠，終究迷失了方向」——這種茫然，隨著戰爭的行進日趨加深，並體現在了太宰治之後的作品中。
（三）戰爭行進之時的茫然：《等待》
承上所述，與《十二月八日》不同，《等待》一文「連一個像樣的故事情節都沒有，以至於我們簡直無從判斷稱之為小說是否得當」 ，但是，這種完全摒棄時空觀念的心境小說卻最能反映太宰治本人的心理狀態。如果說《十二月八日》是分析太宰治觀察下的、戰端初開之時日本主婦生活情狀的史料，那麼這篇《等待》便完全是研究太宰治本人戰爭體驗的絕佳素材。
小說的開頭部分，講述著「我」的一種「日常」：
「每天我都會在省線的小車站裡等人，等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從市場買完東西回家途中，總會路過車站，坐在冰冷的長椅上，將菜籃放在膝上，茫然地望著檢票口。」而以前的「我」卻不是這樣的：「待在家裡，與母親兩人安靜的縫紉是最輕鬆的事。」
但「大戰爭開始之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這位「二十歲的姑娘」，在誕生伊始便處於戰時社會，但卻仍然感受到了戰爭的壓迫。「我彷彿在做一個不知生死的白日夢，內心有種不真實的感覺…啊！我究竟在等待著什麼？說不定我是個非常淫亂的女人。大戰開始後，莫名地不安，說什麼想要鞠躬盡瘁，說什麼想要貢獻心力，這些根本都是謊言。」
如果說，《十二月八日》中的主婦有意識的將自己的個體行為與國家命運聯繫到了一起，那麼，這位「二十歲的姑娘」，便是被強行綁架到戰車之上的犧牲品。而這「不知生死的白日夢」，正是所謂「東亞共榮」的構想與「王道樂土」的幻象，它令這些犧牲品「覺得好似脊背上被澆了一桶冰水，毛骨悚然，透不過氣來」——藉助著國家權力，社會輕易地打破了個體脆弱的外殼，「周圍變得異常緊張之後，我便開始覺得自己一個人待在家中無所事事是一件非常惡劣的事情，忐忑不安，心緒不寧...我對迄今為止的生活，徹底的失去了信心。」
但歸根結底，「我」終究無法忍受戰爭這種所謂「日常」，坐在冰冷長椅上，看著「人們成群結隊地從眼前通過」，但卻不知道等待的究竟是什麼：「老公？不對！戀人？不對！朋友？不對！...啊！不過我還是要繼續地等！」
在太宰治的小說中，個體與周遭的界限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要素，在他看來，這個界限一旦被破壞，羞恥與罪惡便會吞噬個體存在的可能。但戰時昭和的社會倫理卻恰恰是以抹消個體我準則，正所謂——「東方的自由主義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每個人努力做好工作，奉公滅私，消除掉隨意散漫的、利己主義的小我」——而太宰治顯然無法忍受這樣一種完全排斥個體獨立性的政治架構與社會氛圍。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過無線電廣播宣讀《終戰詔書》，該事件標誌著日本接受《波茲坦公告》並正式向盟國「無條件投降」。然而，此「玉音放送」非但沒有對戰爭行為加以反思，反而表現出強烈的美化戰爭的傾向：
「朕深鑒於世界大勢與帝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往年，帝國之所以向美、英宣戰，實為希冀帝國之自存，謀求東亞之安定，以至於排斥他國主權、侵犯他國領土，固非朕之本意矣…朕對始終與帝國同為東亞解放而努力之諸盟國，不得不深表遺憾…」
這份講話，一方面將日本發動的針對英美的戰爭視作「圖謀自存」的「自衛戰爭」，另一方面又將其對亞洲各國的侵略美化為「協同亞洲」的「解放戰爭」。這激起了日本國內知識人的不滿與反思，而太宰治亦在其間。
（四）戰後追憶之中的苦難：《貨幣》
承上所述，在戰後初期，反思戰爭、批判國民性成為日本知識界的一股潮流，正如時任東京大學總長的南原繁（1889~1974）指出：
「祖國目前處於一種怎樣的政治、經濟的苦難之中，我們都瞭然於心。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引起這些政治的、經濟的苦難的東西，盤踞在國民知識性的、道德性的乃至宗教性的精神根底。因此，若是不能對這種國民精神進行徹頭徹尾的自我批判與自我變革，那麼任何的目的的政治或是社會變革都必將以失敗告終。」
太宰治的《貨幣》，正是在這種思想動態下完成並發表的。與著重女性觀察的《十二月八日》、集中描述心境的《等待》不同，《貨幣》一文，集中反映了太宰治的戰爭批判，以及日本國民性中女性的崇高地位。
小說中的主人公「我」作為一張紙幣，「已經筋疲力盡，到底現在是在誰的懷裡、還是被丟在紙簍里，我完全搞不清楚。」頻繁輾轉於不同人之手，「我的身上沾滿了臭氣，實在感到好羞恥、好泄氣。這時候，似乎也是日本自暴自棄的時期...我深刻認識到，像野獸的，並不只是所謂的軍閥…人們一旦走投無路時，便會毫無善意地彼此貪婪攫取。」
真是一張可憐的紙幣啊！明明無比厭惡著軍隊與暴力，但卻「被交到了一位四十多歲的陸軍上尉的手上…被粗魯地塞進了他的褲兜裡面」，這位上尉還在「喋喋不休地罵著陪酒的女人」：「你的臉怎麼看都像是狐狸…你的臉是黃色的，奇怪的黃色，一定是被你自己的屁染黃的！」而當樓下傳來這位女人孩子的哭聲時，這位上尉更加暴躁，他「煞有介事地罵著低劣的話」：「煩人的惡鬼，掃我的興…就是因為有你這樣的不知身份的下賤女人，日本才會陷入苦戰，如果不是你們這些智能不足的笨蛋，日本就會勝利…這場仗是不會打贏了，所以我每晚這樣喝酒買女人，不行嗎？」
借著這個粗魯的陸軍上尉之口，小說表達著戰爭的絕望、表現著戰時軍人的野蠻。面對著他的謾罵，「陪酒的女人臉色發白」地說到：「是狐狸又怎麼樣！討厭的話就不要來啊！現在的日本，能夠這樣喝酒玩女人的只有你們。你們的薪水是從哪裡來的？…我們賺的大半的錢都給了老闆娘，她再把這些錢用到你們身上…你知道現在抱著初生嬰兒的女人有多辛苦嗎？你們根本不知道！我們的乳房已經擠不出任何乳汁，孩子只能對著空乳房猛吸，不，他現在已經連吸奶的力氣都沒有了。」民眾的困苦，早在20世紀30年代便已初現端倪，在總體戰的時代背景下，一切資源都被優先投放到戰場，無數民眾徘徊在飢餓的邊緣、無數幼兒面臨著死亡的考驗。
「啊！慾望啊！走開！虛榮喔！走開！日本就是因為這些才失敗的！」——這是太宰治藉由主人公「紙幣」所發出的內心的呼號，在它看來，「被指為從事最低等買賣的這位瘦黑憔悴的婦人，閃耀著最尊貴的光輝…她沒有慾望，也沒有虛榮。」在小說的最後，主人公紙幣被「狼狽的上尉」塞到嬰兒底層衣服的背上，他的背「又干又瘦」，但紙幣卻感受到了無比的幸福，她對其他紙幣說道：「再沒有比這兒更好的地方了，我們真幸福，希望一直待在這裡，溫暖這個寶寶的背，讓他變得豐腴。」
尾論
太宰治的小說具有強烈的私小說特徵，但他作為竹內好所謂的「經歷戰爭」的一代人，其文學作品中又必然包含著豐富的戰爭體驗與時代屬性，故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而女性自白體小說又是頗具特性的一類，這些女性獨白體小說既標誌著太宰治文體的變化，也反映了當時閱讀消費取向的轉移。太宰治在採用女性視角的「我」進行敘述的時候，敘述者和作者的關係是不同的，而這種不同亦決定了其史料性質的不同。
《十二月八日》中的「我」（家庭主婦）乃是太宰治觀察之下的產物，這篇作品細緻地描繪了了總體戰模式下婦人的種種行為，以及這些行為的社會意義與國家使命，這為戰前昭和女性史研究提供了絕佳的素材。《等待》中的「我」（年方二十的姑娘）則是太宰本人，文章集中展現了真正行進之中他的茫然與無措。誕生於戰後初期的《貨幣》一文則借「我」（紙幣）之口，表達了太宰治對於戰爭的痛恨與批判、描繪了戰時民眾的不堪與苦難，並深刻表現出了女性在日本國民性中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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