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之治：「盛世」表象下的帝國危機

近代以來，多有史家認為所謂的「康乾盛世」不過是一個被有意浮誇和虛構的「盛世假象」。《要略》反覆考證於各種史料，亦認為被後世廣泛讚頌的「康乾之治」，實際上已經深埋下清朝走向衰落的種子。試從以下三個方面論之：

一是康乾之時政治腐敗愈演愈烈。政風好壞，從來都關係到朝代興亡、盛衰隆替。清朝入關初期任用大量明末腐敗制度下的污官垢吏，政風一直不好。康熙時代通過皇帝親作表率，吏治尚好。但是康熙帝本人以仁愛著稱，對一些腐敗的官員處罰較輕，導致康熙末年腐敗成風，宰相明珠、索額圖所貪污錢財遠超號稱明朝最大貪官的宰相嚴嵩數十倍。雍正即位後加大反腐力度並採取高薪養廉之法，吏治有所好轉，但由貪污導致的考場舞弊事件依然層出不窮。到了乾隆時期，吏治漸致大壞，特別到了乾隆晚年，一個和珅的家產竟能達到8億兩白銀，可見腐敗之烈。史載乾隆中葉以後，官僚腐敗日益猖獗，「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儘管乾隆有時也厲行懲處，誅殺不少貪官，但收效甚微，「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計」。腐敗必然導致滅亡。在中國歷史上，引發盛衰之變，導致社會動蕩的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政治腐敗，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異己的煽動和策劃，或嚴重的自然災害。原因很簡單，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樂業，那麼少數人的煽動不可能使他們輕率地拋棄家產，鋌而走險；如果統治者仍具有清醒的頭腦，官僚隊伍仍保持著嚴密的組織性和行政效力，那麼，它更不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消極救災，以致自然災害「趨饑民為盜賊」。

二是國家雖大而不強。清至乾隆中期，國家人口達到三億以上，國土面積1300萬平方公里。可謂當時世界上國土最遼闊的國家之一。但是，以如此體量之大國，清廷在歷史上幾次對尼泊爾、緬甸、越南幾個小國的戰爭，卻是屢吃敗仗。即便是剿滅如「大小金川」和「林爽文起義」這樣的小規模民亂和反叛，清朝軍隊的戰鬥力表現也是相當無能。今人所謂「康乾之治」，是因他們「幸運」地沒有遇到較強的外敵入侵。再從經濟規模來講，康乾時期的經濟規模確實比西方英國要大得多，但在經濟質量和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則遠不及英國。當時清朝統治者採取了落後的「重農抑商」政策，對工商業控制、壓抑、打擊，把工商視為「末業」，棉桑等經濟作物只准種在「不可以種植五穀之處」。朝廷不但對民間手工業實行高額徵稅，低價收購，無償攤派；而且在政治上或則限制其開設，或則控制其流通，或則嚴格約束工人，或則指定特許的商人，對工商業的發展千方百計地壓抑阻撓。雖然當時中國六個大城市的人口都超過世界最先進的倫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業為本位，商人和手工業主在政治上起著重大作用，參與城市管理、審查預算的情況，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中國大多數城市的繁榮依靠官吏、地主、軍隊及其附屬者的消費，而主要不是依靠工業製造與商業貿易。

三是國家財政富足而人民積貧積弱。康乾時期國庫財政儲備充足，最高年份達到八千萬兩，常年保持在六千萬到七千餘萬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恢復到世界的三分之一，康乾時期，雖然曾大規模蠲免錢糧，但清朝治下的多數人民群眾依然衣不遮體，食不裹腹。尤其是清朝入關後所採取的「圈地為奴」政策和「沿海遷界」之政，更使中國京畿重地和沿海富庶地區無端出現了大量流民和災民。圈地給漢族人民帶來極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門，背井離鄉。沿海遷界，僅僅為了讓盤踞台灣的鄭氏集團得不到大陸的物資，清政府即強制沿海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所有居民遷移，而且，清政府的沿海遷界實質上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屠殺和掠奪。按照當時人的記載「勒期僅三日，遠者未及知，近者知而未信。逾二日，逐騎即至，一時蹌踉，富人盡棄其貲，貧人夫荷釜，妻襁兒，攜斗米，挾束稿，望門依棲。起江浙，抵閩粵，數千里沃壤捐作蓬蒿，土著盡流移」。從江浙到廣東福建，沿海數千里肥沃的土壤全部變成了荒野蓬蒿。1683年清軍攻佔台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康熙曾口諭大臣們：「除東洋外不許與他國貿易」，並說：「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到了乾隆主政時期，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亦為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

民國以來，學者多對所謂「康乾盛世」持懷疑態度。近人較早使用「康乾盛世」一詞的是鄧拓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但當時及之後20年間，大多學者都對「康乾盛世」這一說法持否定態度，《要略》結合近代以來的大量史料，亦認為這一說法乃清廷御用文人遺老「空造」而出，他們僅僅依據此一時期人口數量的激增而讚美和兩位相對形象較好的皇帝。殊不知，在康乾時期，中國相繼經歷了「三藩之亂」和「準噶爾部叛亂」以及大大小小數十次民亂。尤其是乾隆統治後期，民亂四起，貪腐成風，民不聊生，以致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記載道：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軍隊像叫花子一樣（穿得）破破爛爛。而康乾時期中國人口激增的主要原因實際上，是明代徐光啟大力推廣美洲作物番薯，使中國的國土可以養活更多的人民，而且大大延長了中國人的壽命。有學者甚至認為，這一時期，大可稱之為「番薯盛世」，其本質仍為明朝時期中國和世界經濟深入交流之歷史遺產，與對內實行民族壓迫，對外閉關鎖國的康乾二帝沒有任何實質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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