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新聞,報還是不報,她滿是顫抖、恐懼和猶豫
一部講述新聞業經典報道案例的電影,大多缺不了這些元素:勇敢堅定、鍥而不捨的記者;脾氣暴躁、咄咄逼人、但在關鍵時刻力挺記者的主編;受良心驅使、冒險將內部材料交給記者的深喉;令人同情的個體受害者;試圖打壓媒體、阻止消息傳播的反派(政府、企業或其他有權勢的人和組織)。當然,還有激蕩人心的理想主義情懷和嚴肅細緻的專業主義操作。
曾獲得2016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聚焦》(Spotlight)就是這類電影的代表作,它詳細呈現了《波士頓環球報》調查天主教神父性侵兒童醜聞的過程。近期在美國上映的《華盛頓郵報》(The Post)是另一部這樣的作品,它再現的是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報道。
由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導演的《華盛頓郵報》(The Post,2017年12月)劇照。
比起《聚焦》,電影《華盛頓郵報》對報道具體過程的著墨較少,但它著力呈現了一個獨特的元素:一個在關鍵時刻作出了英勇決定、堅持刊發報道的出版人。更重要的是,這位出版人的形象是複雜和立體的:她在做出那個載入史冊的決定時,聲音是顫抖的,內心是惶恐的。
但正是這樣的惶恐和猶豫,反而更加真實。它比蕩氣迴腸、義無反顧的英雄時刻更加動人。
撰文 | 方可成
凱瑟琳·格雷厄姆
家庭主婦、上流名媛、報社出版人
五角大樓文件的全名是《美國-越南關係,1945-1967:國防部的研究》,它是美國國防部的秘密報告,其中包含的最關鍵信息是: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尼克松這四位總統,都曾對美國捲入越南政治軍事活動的必要性公開撒謊。也就是說,那麼多被送上戰場的美國年輕人,可能是在被欺騙的狀態下丟了性命。
1971年,在美國軍方擔任分析師的丹尼爾·艾爾斯伯格將這份幾千頁的文件泄露給了媒體。《華盛頓郵報》面臨的選擇就是:是否公開報道這份機密文件?是否披露這樁政府醜聞?
凱瑟琳·格雷漢姆(Katharine Graham)與《華盛頓郵報》。在 1998年,她的自傳獲得了當年普利策獎。
當時,《華盛頓郵報》還是一份家族報紙。1933年,凱瑟琳的父親、金融家尤金·邁耶(Eugene Meyer)在一場破產拍賣中買下了它,並擔任出版人。1946年,邁耶被任命為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第一任主席,於是他將報紙傳給了自己的女婿、從哈佛大學畢業的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
對於這樣的安排,凱瑟琳·格雷厄姆欣然接受。丈夫成為出版人,她則當起了家庭主婦,或者更準確說,是上流社會的名媛。出身優渥的她,和政界、商界、文化界的名流有著廣泛的接觸,她的朋友圈就是美國首都的上流交際圈,她和幾任美國總統都有不錯的私人關係。在電影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的豪宅、她和各界名流的合影,以及在家中頻繁舉行的高端聚會。
然而,這種名媛生活在1963年戛然而止。當年8月,飽受心理疾病困擾、並且和女記者鬧出一段緋聞的菲利普開槍自殺。悲劇之後,凱瑟琳決定接手這份報紙,成為它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梅姨」(Meryl Streep)飾演凱瑟琳·格雷厄姆。
也就是說,凱瑟琳·格雷厄姆是個半路出家的出版人,她並不是天生的新聞英雄、媒體領袖。對她而言,最熟悉也最舒適的場合還是名流之間的觥籌交錯。當五角大樓文件被擺到她面前的時候,她的反應甚至有些驚慌失措,難以承受這樣的重壓——演員「梅姨」(Meryl Streep)將她的狀態刻畫得非常到位。
凱瑟琳面對的是雙重壓力:一方面,這是一份政府機密文件,對其進行公開報道,意味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和法律風險,不僅可能被總統用各種方式打壓,還可能被關進監獄。另一方面,這份文件公開之後將要影響到的人,有一些是她自己的好朋友、家庭聚會中的常客,比如參與了越戰政策制定全過程的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倘若進行報道,她可能面臨「眾叛親離」的後果,
影片中,《華盛頓郵報》主編本·布萊德利是一個最堅決要求發表報道的角色,他甚至一度對凱瑟琳的猶豫感到失望。但是他的妻子提醒他:萬一出了什麼事,你換一份工作就是了,沒有什麼損失,而凱瑟琳可能會失去的是她的一切——她的公司、她的資產、她的朋友。
湯姆·漢克斯等演員飾演的《華盛頓郵報》編輯們。
所有的重擔最後都落在了凱瑟琳一個人身上,擁有最終拍板權力的也只有她。做決策的那個晚上,她身邊的報社高層是清一色的西裝革履的男性,大家給出的傾向性意見是不發表,以免招來官司、影響公司上市、毀掉報紙前途,但凱瑟琳回想父親和丈夫辦報的理念,她說:發表報道當然有很大風險,但是如果我們不能監督權力,我們的報紙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最終,她穿著睡衣在自己的家中顫抖著作出了決定:「我們發表它!……現在我要去睡覺了。」
她的堅決當中,包含著相當多的不確定。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選擇當然是正確的,糟糕的後果並沒有發生,反而是為報紙和凱瑟琳個人贏得了無上榮光。但是回到當時的具體情境中,這絕不是一個一目了然、水到渠成的選擇。只要略微多一點點的恐懼和懷疑,或者對報紙服務公共利益的理念有一點點的猶豫和退縮,歷史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種樣子。
這就是真實的、複雜的世界,它從來不是英雄振臂一呼那樣簡單。
同期電影《馬克·費爾特:扳倒白宮之人》(Mark Felt: The Man Who Brought Down the White House,2017年9月)描述了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副局長馬克·費爾特向《華盛頓郵報》記者披露了對尼克松總統不利的線報,從而導致尼克松下台。當時他沒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以一部熱門電影的片名作為自己的代號,也就是「深喉」。直到2005年,他承認自己就是「深喉」。
《華盛頓郵報》
「撿了便宜」的地區報紙
真實的世界中不僅有這樣艱難的選擇,還有改變歷史走向的機緣巧合。
實際上,《華盛頓郵報》並不一定能夠得到曝光五角大樓文件的機會。當時,這份報紙還只是一張地區報紙,影響力和《紐約時報》不可同日而語。也正因為這種原因,曝料人首先選擇的獨家曝料媒體就是《紐約時報》。對這幾千頁文件做了幾個月的詳細分析之後,《紐約時報》在1971年5月13日發布了第一則報道,震驚了美國。
《王國與權力:撼動世界的》
作者: [美] 蓋伊·特立斯
譯者: 張峰 / 唐霄峰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 2016年7月
「他們全力報導今天,截稿時間一過,該跳舞跳舞,該賽馬賽馬。」這是一群理想主義者,也是真正的野心家。
這份文件的內容非常豐富,《紐約時報》本準備連續進行多期報道。但很快,尼克松政府進行了強力打壓。司法部發來電報,要求《紐約時報》停止報道五角大樓文件,被出版人蘇茲貝格拒絕。其後,司法部又告上聯邦法庭,法官發布禁制令,雖然並沒有完全禁止《紐約時報》報道五角大樓文件,但是法官命令報社暫停刊登,等待進一步聽證。
如果沒有司法部的強力反撲和法官下達的禁制令,《華盛頓郵報》是不會獲得五角大樓文件內容的,他們只能做一個跟隨者,對《紐約時報》披露的內容進行跟進報道和解讀,充當「二傳手」。但現在《紐約時報》被綁住了手腳,《華盛頓郵報》的機會就來了。通過副總編巴迪千方百計的努力,他們聯繫到了曝料人,拿到了幾千頁的全文,並迅速在得到文件的第二天就開始進行報道——他們只用了幾個小時,而不像《紐約時報》那樣有充足的幾個月時間。
當然,說《華盛頓郵報》只是一個撿了便宜的媒體,是不公允的。當時,美國新聞界和《華盛頓郵報》差不多地位的地方性報紙還有很多。《紐約時報》被限制之後,大家都有機會成為跟進報道的領軍者,而最終勝出成為行業領頭羊的,是最孜孜不倦聯絡深喉、投入最大熱情和精力、最有勇氣發表報道的那一家。
《華盛頓郵報》承擔了風險,也獲得了回報。五角大樓文件報道之後,它不再被視為一份普通的地方報紙。第二年的水門事件報道,更進一步奠定了它的地位。今天,它和《紐約時報》是公認的兩家領軍媒體。
法律的支持
憲法第一修正案與最高法院大法官
從《華盛頓郵報》這部電影中,我們還能思索很多和新聞業相關的問題。
比如,如果當時的《華盛頓郵報》不是一份家族報紙,而是股權分散的上市公司,那麼凱瑟琳·格雷厄姆就沒有了最終拍板的權力,而規避風險的資本很可能引導這份報紙作出謹慎、保守的選擇。媒體所有制(ownership)對內容的影響,在這個案例中有最直接的體現。
再比如,媒體之間當然是競爭關係,但在關鍵時刻,應該是一個團結的共同體。一家報紙被禁,要有更多的報紙站出來。如果只有《華盛頓郵報》一家報紙跟進,那麼它面臨的風險是巨大的;但如果許多報紙都跟進,那麼風險就被分散了,媒體這邊的力量也會被放大。影片中,主編拿著一摞做了跟進報道的各地報紙,將它們一一放到凱瑟琳面前的桌上,那一幕令人動容,也讓人感受到共同體的力量。
當然,在報道之後對媒體發揮了最關鍵保護作用的,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
《華盛頓郵報》在跟進報道的時候,面臨著真實的法律風險——當時,法官的禁制令不僅禁止《紐約時報》發表五角大樓文件報道,也禁止其他媒體從《紐約時報》獲得文件信息進行報道,還禁止其他媒體從與《紐約時報》相同的信源獲得文件信息。
在這種案例中,曝料人往往只有一個,兩份報紙有非常大的可能性是從同樣的信源獲得了五角大樓文件。嚴格來說,《華盛頓郵報》的出版人和主編可能因此被安上「藐視法庭」的罪名,被關進監獄。
好在這樣的結果並未發生。該案被一直上訴至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最終以6:3作出了支持媒體報道權的決定。
大法官Hugo Black在意見書中寫道:
The press was to serve the governed, not the governors.
這句話和凱瑟琳·格雷厄姆的決定一樣,成為被後世津津樂道的話題。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方可成;編輯:西西。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麻風病村的這段歷史,我們已經快忘了
※一個長期從事政治的人,真可以避開黨派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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