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木：學風建設，關乎中國命運
原標題：張文木：學風建設，關乎中國命運
現在社會有一種玩世界新潮，什麼都是「真好玩」，但仔細一想覺得生活其實不是玩出來的。現代體育比賽要是在原始人的眼裡，肯定覺得可笑。任何一個原始人光著腳絕對比現代體育明星穿著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獸追，或餓著肚子追野獸，能跑不快嗎？現在的青年人已經沒有20世紀中國人的尚勇之氣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裡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場上練出來的。整個社會充滿表演氣息，沒有一點自然性。預計未來人的體型將退化回魚型：小頭小胳膊、短腿大肚子。為什麼呢？現代人以車代步，一天坐在辦公室打電腦，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會退化。[1]
現在演技行當發展快，這表明我們的演員越來越優秀。但要命的是演戲本事卻在快速向學界滲透：不來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學問，要每天爬格子，寫文章；寫好文章要看大量的書。現在一些學人下不得這等沉下來的功夫，於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運動」來顯示其存在。平時沒有像樣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鏡、開會，在雜誌上登照片。說是名教授，但沒業績其實就是空的。錢鍾書《圍城》中描寫的一些文人作秀態，現在仍有人痴心不變。人在四十之前，為了生存，弄個職稱，這樣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該知天命。天命是什麼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業聯繫在一起的，不是與你名片聯繫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卻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須踏踏實實。
現在的社會留給知識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過考試體現自身價值。考試畢竟是手段，但現在卻成了目的。考了大學，上了清華北大，鄉親們都說，這孩子不錯；考上研究生，鄉親們又說不錯；再考上博士，該你出來點真成績了，沒有。怎麼辦呢？人總得有個價值體現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還不見「水平」，再考GRE，要考幾千分，整死人。出國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學問」的感覺。到了美國，總要做點真學問，寫點好文章，來點真格的。但還是真的沒有。怎麼辦？就在美國研究中國文化。憑什麼，憑他來自中國。理由也簡單：「不懂中文也沒在中國呆過怎麼能研究中國」。但時間長了，還不出好東西，人家看出了破綻；怎麼辦？不行再回中國。四十好幾了，回來幹嘛，在中國研究美國文化，憑什麼，憑他從美國回來，理由也簡單：「不懂英文，也沒去過美國怎麼能研究美國」。就這樣又成了所謂「美國問題專家」。見了故友，肩膀一聳，兩手一攤，「我剛從America回來」。時間長了不見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國，回來說我見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說了什麼什麼，就是沒有自己的真觀點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學問。難怪有網友為這些「秀」才們前途著想，建議在博士學位之上設「壯士」學位，免得他們找不著「做學問」的感覺。
歷史表明，凡是學問越做越虛的時候，也就離亡國不遠了。唐玄宗的時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祿山一下子把他趕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時，空講理學，講得玄而又玄，結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將大宋皇帝趕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現幾個有志氣的，像岳飛、文天祥、辛棄疾等，但他們也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
宋王朝衰敗給中華民族一個大刺激。此後中國文人中再次興起實事求是學風。宋末有「器」和「理」關係的爭論，「器」就是「實事」，「理」就是「是」，爭論的焦點是理於器中還是相反。亡國對知識分子刺激大，這麼富裕的一個王朝，硬是被一個馬上民族打敗了。這是宋朝秀才們怎麼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後來，中國學人有了變化，開始講究學以致用。王陽明是明代出現的重要人物。他的特點是學以致用。他是哲學家，還帶兵打仗，鎮壓寧王反叛。從此以後知識分子有了學以致用，不尚空論的特點。王陽明之後是王船山（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等，他們都是大學問家，同時又習兵尚武，這種學風在中國湖南紮下了根，影響到曾國藩、張之洞，乃至後來的毛澤東。這是一個群星燦爛，英雄迭出的時代，而造就這些時代英傑的就是實事求是和學以致用的學風。共產黨剛成立時，陳獨秀在政治問題上玩虛活，不講武裝。毛澤東告誡他，革命不是繪畫繡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陳獨秀們不信，幾年後「真龍」就來造訪這些革命的「葉公」們。1927年蔣介石向共產黨大開殺戒，血流成河。事後毛澤東回湖南上井岡山，並說共產黨要學蔣先生，要抓武裝。[2]
很多人都愛說漂亮但「不打糧食」的空話。什麼「和平理性」，什麼「世界治理」，什麼跳出軍備競賽的「兩難困境」，什麼「政治全球化」，多好聽，多宏偉，多高瞻遠矚。那是導彈沒有打到他們家，而是打到邵雲環那裡了。邵雲環父親回來說的「中國要強大」，這跟我們書房裡說的大不一樣，兩個概念。如果什麼時候一個導彈打到我們單位、我們家，那人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不會空談了，甚至也要罵兩句人了，因為看到的是真導彈，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戰爭中南斯拉夫的學者開始也以為戰爭是鬧著玩的，認為美國人講民主人權，是不敢真打他們。他們舉戴著靶牌，走到橋上，跟演電影一樣。還搞什麼反戰音樂會，又唱歌又跳舞，後來見到打來的導彈都是真的，能爆炸，他們便都不出來了，也沒人再舉戴靶牌了。
國家的命運不能靠空話支撐，更不能靠「八股」支撐。現在有些文章，擺了一些情況，後又指出它們的發展有三種可能性，結論是機遇與挑戰並存。至於問題如何解決，它告訴你將「有待於進一步觀察」。這跟沒說一樣。你家裡著了火，你妻子問你怎麼辦，你說有三種可能性，行嗎？孩子丟了，你說有待於進一步觀察，行嗎？這都是不行的。學者也要知亡國恨，大宋王朝的崩潰，這種不著邊際的學問對此要負相當的責任。
歷史經驗表明，不務實的學問肯定是僵死的，不講實事求是的國家是不會有前途的。
五四時期，中國國家災難深重，北京大學不自覺地成了實事求是思想的搖籃。當時北大有兩個了不起，但在當時又不是太顯眼也並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毛澤東。
那時候北大講「兼容並蓄」而不是實事求是。講壇上宏論滔滔，但多不太講問題只講主義。因為當時的問題太殘酷，太不斯文。胡適主張少講主義，多講問題。許多人冤枉胡適說他不講主義，只講問題。其實，胡適只是針對當時學界空談的弊端，主張不要脫離中國問題談主義，應針對具體問題談主義。[3]主義是「理」，問題是「器」，這場問題與主義的爭論其實是宋末「理」「器」之爭的繼續。
胡適的思想來源是其美國的學術導師，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將杜威學說簡單歸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沒有原則，其實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張在主觀客觀交換及其效用中產生經驗，經驗產生道理。[4]
當時青年毛澤東深受已深深紮根於中國湖南的明末清初學者王船山的「至誠實用」、「實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澤東在老師楊昌濟和何叔衡的影響下，也看重船山學說。1919年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倡議，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學社原址上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親筆書寫「船山學社」匾額。[5]值得回味的是，毛澤東他們辦的「自修大學」的校名和牌匾據說都是胡適確定和書寫的。[6]這樣，毛澤東所受到的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和實事求是的思想和學風與胡適的哲學思想在方法論而非本體論上產生共鳴。
如果考慮到蘇俄革命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可以說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是近代東西方哲學精華在中國交匯後的結果，而這來自東西兩方面的同一種思想方法交匯地點恰巧是當時的北京大學。
北大的真靈魂應當是毛澤東思想。而這一點恰是當今講求「兼容並蓄」的北大學人提得最少或乾脆迴避的。改革開放以來，北大拉了許多有錢有勢有名有望的「校友」「校董」[7]等，唯獨沒有曾在北大當過圖書館管理員的毛澤東。這真是說不過去。且不說軍事、書法、詩歌等領域的成就，即使是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其深度和高度迄今也難有學人企及——如果北大真的有更好的哲學，就不會在「文革」和「六四」中忽左忽右走極端。且不說法律、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學科的教材多以西方理論為範本，好在目前北大校牌和校徽還是毛澤東寫的「北京大學」四個字。
事實上，「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絲毫不是什麼誇張」；「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麼誇張」。[8]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思想，「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9]。正是統一於毛澤東思想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與學風，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學風才使中國從貧弱再次走向富強，從世界的邊緣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不僅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
經世致用、不尚空談、實事求是，是青年毛澤東辦的「問題研究會」的基本思想和學風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問題而非主義，但這決不表明毛澤東沒有主義，只是毛澤東講求從問題中談主義，從中國問題中談共產主義。1927年大革命失敗，毛澤東率軍開進井岡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談的就是中國問題，而非普世問題。後來他和王明的鬥爭，都不是關於主義，而是關於問題的鬥爭。經過30年代的失敗，共產黨到延安後，毛澤東提倡改進學風，要杜絕學術空論，要講實事求是。延安整風後，共產黨的學風轉向調查研究和講究實事求是，中國革命從此開始從30年代的失敗漸入勝利佳境。
未來20年是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期，國家安全，事關重大。中國現在的學風有很大的浮誇成份，我們應該注意。對學者來說，學問的長進要靠解決國家的困難，而不是靠故弄玄虛，不能靠出國、聳肩、說洋文唬人做學問；我們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幫我們解決，尤其是解決國家安全問題。
真學者應該紮實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在解決中國的困難中成長。立功名於金石，也應是當今學者的境界。目前國家問題的焦點在哪裡呢？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的主要困難集中於經濟領域，那麼21世紀頭幾十年則會集中在政治和軍事領域。在經濟上中國已是成功的。現在國際政治矛盾因中國的發展已提上日程，由於多年的荒棄，政治和軍事的知識已成了目前中國學問的「瓶頸」。
因此，以實事求是、不尚空論和身體力行的態度和學風，建設性地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填補已形成的知識空缺，為中國崛起而奮鬥，是新時代賦予當今學人的新使命。
注釋：
[1]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1801-1809）也有同樣的看法。他說：「歐洲人因為馴服了馬供人使用而洋洋自得，但是我懷疑我們使用這種動物是否得不償失。馬使人體功能大大退化。一個印第安人長途跋涉，一天用兩條腿走的路就和一個衰弱的白人騎馬走的路一樣多，他會使最好的馬感到累。」參見傑斐遜：「致彼得· 卡爾（1785年8月19日）」，朱曾文譯：《傑斐遜選集》，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53頁。
[2] 1938毛澤東在「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
蔣介石代替孫中山，創造了國民黨的全盛的軍事時代。他看軍隊如生命，經歷了北伐、內戰和抗日三個時期。過去十年的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為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解決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對於這點，我們應向他學習。在這點上，孫中山和蔣介石都是我們的先生。
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要爭人民的兵權。現在是民族抗戰，還要爭民族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勞動人民幾千年來上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欺騙和恐嚇的老當，很不容易覺悟到自己掌握槍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全民抗戰，把勞動人民推上了戰爭的舞台，共產黨員應該成為這個戰爭的最自覺的領導者。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八路軍在華北就造了一個大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眾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杆子造出來的。槍杆子裡面出一切東西。從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的觀點看來，軍隊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誰想奪取國家政權，並想保持它，誰就應有強大的軍隊。有人笑我們是「戰爭萬能論」，對，我們是革命戰爭萬能論者，這不是壞的，是好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俄國共產黨的槍杆子造了一個社會主義。我們要造一個民主共和國。帝國主義時代的階級鬥爭的經驗告訴我們：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只有用槍杆子的力量才能戰勝武裝的資產階級和地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杆子才可能改造。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只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不要槍杆子必須拿起槍杆子。」（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548頁）
[3]胡適就自己寫作《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意圖後來有過解釋，他說：「我的意思是想針對那種有被盲目接受危險的教條主義，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等等，來稍加批評。在那篇文章里我指出：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第二，著重外來進口的『主義』對（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是沒有用處的。我並說明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實際問題所提出的實際的解決方案。我說如果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自己現有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單會空談一些外來進口的抽象主義，是毫無用處的。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很容易被無恥的政客利用來做種種自私害人的事。」來源：唐德剛整理：《胡適口述自傳》，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頁。另外，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可參閱北京黨史研究室吳家林教授發表在2005年第3期《新視野》的「李大釗與胡適之交遊及其思想異同」文章中的「關於問題與主義的討論」部分。
[4]參閱[美]杜威著，許崇清譯：《哲學的改造》，商務印書館1958年5月重印第1版（修訂本）。
[5] 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複信張有晉：「遵囑寫了船山學社四字，未知可用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頁。
[6]對青年毛澤東與胡適這段往來，2002年3月13日《中華讀書報》載沈衛威先生撰寫的「毛澤東為何不去法國留學？——毛澤東與胡適早期交往實錄」一文有所披露。轉載如下：
隨著海峽兩岸胡適日記的整理出版，毛澤東與胡適早期交往的歷史事實現已經基本清楚。
長征勝利後，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採訪時說，五四前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為我們的楷模」（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董樂山譯，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
基於這樣一個歷史語境，我們看他們的具體交往和胡適對毛澤東的影響。
胡適1917年7月自美國返回，9月到北京大學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應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之召到北京，隨後入北大圖書館工作，同時旁聽胡適的課，成為胡適的學生。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和一群準備赴法國留學的學生一道離開北京，14日到達上海。送走留法學生後，他於4月6日回到湖南長沙。
毛澤東為何沒有赴法國留學，他有自己的理由，黨史專家也有更詳盡的解釋。而胡適的影響則是不容忽視的一點。他在1920年給好友周世釗的信中說：
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少。多數呢？仍舊是「糊塗」；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劭西兩位，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新民學會資料》第63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在長沙，毛澤東於1919年7月14日創辦《湘江評論》。與此同時，胡適在北京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於是，胡適和毛澤東互為對對方的活動產生了反應。
毛澤東是如期把《湘江評論》寄給了胡適。胡適在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36號上撰寫有《介紹新出版物》（署名「適」），高度評價了《湘江評論》，並表示支持湖南的學生鬥爭。他說：「《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方面。《湘江評論》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還有『湘江大事述評』一欄，記載湖南的新運動，使我們發生無限樂觀。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而這篇文章正是毛澤東寫的。「民眾大聯合」的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一思想的確立是在《湘江評論》時期。
9月1日，毛澤東響應胡適「多研究些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發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問題研究會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項問題（有互為兼容），是對胡適文章中所提出的問題的具體展示。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這是他為反對湖南督軍張敬堯所領導的學生運動的具體工作。他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上書胡適，是想爭取胡適對湖南學生的支持。胡適晚年對助手胡頌平回憶說：「毛澤東在湖南師範畢業後到了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我是交給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戰期間，放在上海，竹淼生怕生出事，把它燒掉了。」（《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35頁，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毛澤東親自登門拜訪胡適之事，胡適的日記中有記錄。1920年1月15日的胡適日記中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後，毛澤東寄給胡適一張名信片，內容如下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么？
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新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之處，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此頌教安。
毛澤東
寄於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24冊第626－627頁，黃山書社1994年版）
胡適晚年旅居美國，讀了蕭三的《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和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後，追憶起當年他對青年毛澤東的吸引和影響。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記上，胡適回憶說：「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了。」（《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胡適所說的是事實。這在毛澤東給朋友的信中可得到印證。1920年2月和3月14日毛澤東在離開北京之前分別給陶毅、周世釗的信中說：「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兩年，必將古今中外學術的大綱，弄個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新民學會資料》第61頁）「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所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如果自修大學成了，自修有了成績，可以看情形出一本雜誌。」（《新民學會資料》第64－65頁）。
隨後的事情發展是，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毛澤東利用船山學社的校舍開辦的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的社長賀民范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1922年4月，自修大學的校刊《新時代》創刊。11月自修大學和刊物被湖南政府勒令停辦。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培養了一批青年人，他們中的大部分後來成了共產黨的幹部。
[7] 2007年4月20日，在北京訪問的微軟公司董事長比爾·蓋茨被授予北京大學名譽校董稱號，光華管理學院也授予他名譽委員稱號。7月3日，北大正式授予劉明煒為北大名譽校董，此前他為北大捐贈了5000萬元港幣。劉明煒是香港華人置業主席劉鑾雄的兒子。2005年全球富豪榜中，劉鑾雄排名第451，成為2005年香港身家超過10億美元的17名富豪之一。2009年3月21日，北京大學授予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斯蒂芬·葛霖先生北京大學名譽校董。2008年8月滙豐慈善基金向北京大學慷慨捐贈1.5億元人民幣。
[8]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頁。
[9]鄧小平：《答義大利記者奧莉婭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頁。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崑崙策網【原創】，本文選自作者《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17-422頁。本文在此發表時略有修訂）
http://www.kunlunce.com
TAG:崑崙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