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
原標題：知行合一：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
社會科學文摘2016,05,96-97
中共執政形象不僅是一個令人深思的現實課題,也是一個值得回味的歷史問題。革命史是千百萬先輩的鮮血凝結而成的,歷史的經驗、歷史的價值不能忘記,曾經的過去是了解現在的源頭活水。革命戰爭年代中共形象的歷史資料非常豐富,既有共產黨自己的遺留,也有社會各界的記錄,皆有其不可磨滅的價值。
一如筆者在《以民為本:外國記者的革命敘事與中共形象》(《河北學刊》2015年第3期)中所說:「形象這個問題有其特殊性,選擇和使用與『研究對象』無關的『他者』的記述進行分析,更有可能呈現其現象與本質特徵。」尤其是那些無黨無派的作者,「所考察和記錄的雖不能說全部是事實,但應該是基本可信的」。基於此,本文選取的素材,仍是外國記者深入中共根據地、解放區的紀實作品,包括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哈里森·福爾曼的《北行漫記》和傑克·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它們基本反映了中共蘇區革命、抗日根據地和解放戰爭的整個歷史進程。
三位記者為了了解共產黨革命的真相而到根據地、解放區進行考察,基本上保持了中立立場。他們的記錄,不僅反映了他們眼中的中共形象,還通過所採訪的領袖人物、農民群眾、普通士兵,具體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共的執政理念、執政行為和精神面貌。他們得出了共產黨「知行合一」的形象判斷,並成為外國人認知中國歷史形象的一部分。
「知行合一」的中共形象
共產黨「知行合一」形象的第一個表現,是斯諾訪談所講的「改變貧農的處境」。在中共的革命理念中,貧苦農民佔中國民眾的絕大多數,抓住了貧苦農民就等於解決了民眾的支持問題。要想得到他們的支持,首先要解決的是他們的生計,尤其是土地問題和稅收問題,因為土地貧乏和苛捐雜稅是導致農民貧困的直接因素。中共領袖充滿了對富人的仇恨和對窮人的同情,這一精神氣質成為共產黨重視民眾和發動民眾的原動力。共產黨改變貧苦農民處境的理念,得到了具體實施。在蘇區時期,不僅重新分配了土地,捐稅也減輕了。在抗日戰爭時期,實行了與國民政府基本一致的二五減租政策,但與國民黨不同的是,確實堅決地執行了減租減息的規定。在日本投降以後的解放區,恢復了土地革命政策,稅收負擔也趨於公平合理。通過實行土地改革和減輕稅收的民生政策,根據地、解放區農民的生活得到明顯改善。正如貝爾登考察晉冀魯豫邊區時所說的,任何政府所能給予人民的最寶貴的自由,是生存的自由,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給解放區人民的最大恩典是使他們免於飢餓。
共產黨「知行合一」形象的第二個表現,是「在這裡人人平等」。這句話同樣出自斯諾的訪問。所謂平等,主要是指精神意義上的平等,是滿足士兵、群眾對平等的渴望。斯諾在接觸少先隊員時發現,他們喜歡紅軍,是因為在紅軍中,他們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們認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八路軍副總指揮彭德懷在接受福爾曼採訪時也說:共產黨之所以獲得這樣多的戰績,主要是由於剷除了過去軍閥的軍隊中軍官虐待士兵的流弊,隊伍中有非常高的士氣,尤其是軍官與士兵之間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紅軍指揮員敢於犧牲的戰鬥作風,給斯諾以強烈刺激。「紅軍軍官習慣說:『弟兄們,跟我來!』而不是:『弟兄們,向前沖!』」農民也感覺到與共產黨幹部沒有多大距離,民眾不把他們當成外人。農民們似乎並不怕共產黨的「官員」,而是將他看成是自己人,看成是一個農民的兒子。從國民黨領袖和中共領導人的比較,也可以發現共產黨與人民的關係非常密切。在陝北,毛澤東、徐海東、林彪、彭德懷毫不在乎地走在紅色中國的一條街上。在晉冀魯豫邊區總部所在地冶陶,「將軍們和行政大員們倒確是如同普通士兵和農民一樣,隨意在街上走動,根本不需要護衛」。
共產黨「知行合一」形象的第三個表現,是「厲行節約」。這句話同樣來自斯諾的評論。他說:「共產黨沒有高薪和貪污的官員和將軍。」中共領導人的生活艱苦樸素,彭德懷的司令部,不過是一間簡單的屋子,內設一張桌子和一條板凳,兩隻鐵制的文件箱,紅軍自繪的地圖,一台野戰電話,一條毛巾,一隻臉盆,和鋪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樣,只有兩套制服。彭德懷吃的很少很簡單,伙食同部下一樣,一般是白菜、麵條、豆、羊肉,有時有饅頭。在晉冀魯豫邊區,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半年之內下鄉三次,外出期間,「要帶上糧票,自己做飯。有時我們的工作人員吃得比最苦的農民還差」。尤其值得提出的,中共幹部很少有貪污腐敗的現象。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對貝爾登談道:「我們不像國民黨那樣,不因貪污受賄、營私舞弊而損失巨額金錢。貪污幾乎是不可能的,一切付款和收款都必須通過一個監督委員會辦理,因此幾乎不可能在數字上搞鬼。各地農村的財務機構必須在公告牌上公布賬目,人和人都可以要求查賬。還有,我們是在為一種理想而鬥爭。要是我們從國民黨統治的貪污腐化的社會跑出來,到這裡又搞那一套,那有什麼意思呢?」儘管在革命戰爭的歷史環境下,共產黨的軍政幹部很難有貪污腐化的空間,但領導要搞生活特殊化,也並非完全沒有條件。共產黨幹部能做到廉潔自律,顯示了一種自我革命的勇氣和精神面貌。
「知行合一」贏得民心
在革命過程中,由於共產黨革命做到了「知行合一」,結果正如貝爾登所說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更有效地「贏得了人心」。民眾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的實際證據,最能說明共產黨與民眾的這種關係。在斯諾的實地考察途中,發現農民參加紅軍的例子比比皆是。更多的農民,雖然沒有參加紅軍,但他們支持了紅軍、幫助了紅軍。福爾曼所見抗戰時期的情況,貝爾登在晉冀魯豫邊區的所聞所見,也是如此。朱德也很自信地對福爾曼說:八路軍、新四軍是人民的軍隊,他們受人民的支持。通過人民的幫助,我們可以得到有價值的情報。我們知道敵人的每一移動,我們在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才與敵人接觸。當敵人大軍壓境時,我們就到它的大後方,我們相信那裡的人民會支持、保護和給我們提供給養。這些都證明,共產黨在民眾心目中樹立了值得信賴的正面形象。
民眾何以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是中共革命史的一個「元」問題。對此,國內外學術界已多有探討和爭論。本文雖然意在研究革命時期的中共形象,但藉助於外國記者視野下的具體描述,也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佐證。我們從外國記者生動的筆觸中強烈地感受到,在革命戰爭年代,確有一批堅持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為了改變中國的落後狀態,為了建立新的社會,為了給人民大眾謀幸福,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貢獻了自己的一切。可以這樣認為:經濟改革、平等精神、民主意識、清廉自律、保護民眾等,都孕育和保證了共產黨的光輝形象,也成為民眾支持與參加中共革命的根本動力。
中共執政應汲取革命時代的歷史經驗
撫今追昔,值得思考的是,當今中共執政應該從革命時代的中共形象中汲取哪些歷史的經驗?
筆者以為,以民眾利益為核心,注重解決民生問題,追求平等和民主,領導廉潔自律,爭得民眾的擁護,應該是執政黨及其政權穩固的不二法門,也可以說是中共執政的永恆命題。在革命歷史上,共產黨依靠民眾,給予民眾,取得了革命勝利;新中國成立以後,更應該依靠民眾,給予民眾,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必須承認,中共全面執政以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驚人成就,令國人自豪和驕傲。但也不能不說,當今中國社會矛盾叢生,尤其是貧富分化加劇、社會不公嚴重、貪污腐敗橫行、官僚主義突出、倫理道德滑坡、幹群關係緊張,都使得中共形象遇到了巨大的瓶頸。令人欣慰的是,全社會無論上下,都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危機,也一直在試圖努力解決,並取得了巨大成績。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在一些地方,問題仍然相當之大。在那裡,理論多於實際,口號大於行動,外表多於內涵。本文要強調的是,中共革命的歷史依然有我們值得找回和重視的價值,共產黨是靠踏踏實實爭取人心的,不是靠空談大道理,更不是通過強迫,贏得了人民對他們事業的支持。
我更大疑問的是,為什麼在革命時代行之有效的經驗,在和平建設時期卻經常成為一種口號,而非實際行動?顯然,那種因為現在有諸多問題,而從中共革命史中尋找所謂「黑暗」「污點」的辦法,是情緒化而非理性的。在那樣一個腥風血雨的年代,誰也不能否認,共產黨的確是憑藉依靠民眾、給予民眾的理念和行動,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
當今中國所面臨的問題,與革命時代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但為民眾謀幸福、取得民眾尤其是中下層民眾擁護的精神應該是一致的。我以為,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以制度建設保證這種精神的弘揚,如何建立黨民共同的信仰和行為準則,最終就是如何做到收拾民心,增強「民心指數」。諸如此類都是中共執政面臨的巨大挑戰,也嚴峻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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