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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坐到跪看帝王集權和君臣關係的變化

古書上說:「刑不上大夫」,也就是對士大夫不輕易實施侮辱之刑以保存臣子體面和君臣間的恩情。但在有明一代,士大夫不但可殺,而且可辱,為君者以戮辱之刑極力挫損他們的氣節,用廷杖和鞭笞將君臣間最起碼的恩義打得一乾二淨。

事實上,臣子地位一落千丈,天子之權越加集中,君臣漸行漸遠的演變並非朝夕之功。單從禮儀上講,《朱元璋傳》作者吳晗提到為臣者經歷的「由坐到站再到跪」三個階段也可說明此點

翻閱歷史,元明以前雖說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身為天下共主的皇帝即便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也不能獨立於官僚體系之外,其言行舉止都會受到法典或祖宗之法的約束,君臣間的恩澤也會被照顧到,譬如漢董仲舒以「天人感應」說約束帝王言行,宋趙匡胤時便立有「不殺士大夫和言官」之事。只不過到了明朝,皇帝可以不受法律約束,「朕即是法」「朕的意志就是國家意志」為臣者只需忠心服從,無需反駁,皇帝成為絕對的專制者、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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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群臣坐而論道

宋以前,無論官職大小,大臣上朝或者被皇帝召見詢問都是有坐處的,他們可以坐著回話,譬如漢文帝時向學者賈誼問鬼神之事,君臣便是坐而論道;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等級制度森嚴,皇家與豪門世族休戚與共,更加註重與士大夫階層的關係,東晉時,司馬睿曾多次邀請出身名門的王導與自己同坐接受文武官員朝賀;再到隋唐,君王雖有意識打壓世族集團,隋帝取消九品中正制,開創科舉考試製度,為平民百姓打開仕途門路,唐代帝王又完善三省六部制,以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分而治之,以防止大臣擅權,但隋唐之際君臣關係依舊保持良好,約束帝王的諸多因素尚未被破壞,像唐高祖、唐太宗時,臣子也有坐處,幸運者甚至可以與皇帝同坐御榻。

2.群臣站而湊事

到宋太祖趙匡胤時,太祖借令群臣向前奏事為由,巧妙的撤走臣子座椅,自此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無坐處,凡事須站著彙報。不過,帝王與士大夫依然是共治天下,君臣間融洽,雙方客氣友好。我曾在王瑞來的《君臣》中讀過兩則故事:一是關於「聖相」李沆的,北宋丞相李沆為人光明磊落,世人稱之為「聖相」,一日宋真宗想把寵妃劉氏提升為貴妃,便寫手招向李沆徵求意見,結果李沆當著使者的面就將皇帝的詔書燒掉,並對來使說道「沆以為不可也」也就是說我李沆認為這事不行,連不行的理由都沒有解釋。真宗聽說,只好作罷,君臣依舊各司其職,彷佛此事從未發生過。一則發生在宋神宗年間,神宗對西夏用兵失敗,意圖處決以失職官員,結果宰相蔡確以「宋朝無殺士大夫的先例」拒不執行,皇帝無奈改為「刺字流放」,一旁的章惇急忙反對道「那還不如直接殺掉算了,給士大夫臉上辭字真是奇恥大辱」。神宗震怒,大喊:「難道朕連一件痛快的事都做不得嗎?」章惇回:「這樣的痛快事,萬歲不做也罷」。猜想,此兩件事任何一件發生在明朝,早被廷杖或下大獄了。幸好,在宋朝,特別是宋初遵循禮制、法典是帝王之德,那時君臣一局,其樂融融,朝中敢言直諫者甚多。

3.文武百官跪而奏事

明開國後,繼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和仗責習俗。據《大明會典》獲悉「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即起」言下之意文武百官不論品級高下,職位高低,但凡奏事必須跪拜,只有皇帝允許起身時方能站起回話,絕不容許大臣或坐、或站以藐視帝王權威。此外,對於天子聖諭、皇家賞賜,為臣者也必須跪地聆聽、接收,以示感激,臣子以不在是皇家的合作伙,而是終身服役者。

自明朱元璋起,廢除丞相制度,大小實權集中於皇帝一人之身,他可以法外用法,濫用職權,不受官僚體系、國家法典、相權的約束,至此君臣距離猶如天地,君臣關係更如主奴,皇權被推上唐宋以來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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