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母親討要壓歲錢
（圖片來自網路）
小時候向母親討要壓歲錢，那是一年當中向母親要錢要得最乖、最高興、也最有底氣的時刻。五毛一張的壓歲錢，帶著母親的體溫，與我而言是永久而溫馨的回憶。
素日里，是不能平白無故向家長要錢花的，凡是要錢都是要辦正事兒，比如交學費交書費，這些花銷是天經地義的大事情，向母親說明後母親會如數給點清、包好，一般是放在我的文具盒裡，囑咐我路上不要貪玩兒，直接到校交給老師。如果是學校組織看電影要花錢買票，那也不能向家長要錢，都是自行籌備。電影院的學生場一般是5分錢。5分錢，能買一個挺大個兒的燒餅，能打一斤散裝醬油，能買一根好的鉛筆。老師也是不讓學生沖家裡要錢的，一般在宣布完看電影的場次、看著學生們歡呼雀躍之後，老師立即繃住笑容告訴大家：放學後勤工儉學，自己掙看電影的錢。
歐喉--！同學們明白，這就是讓我們把小眼睛瞪圓了，到街頭巷尾衚衕牆根，去撿廢鐵、骨頭、麻繩頭、碎玻璃、舊電池什麼的，然後送到街北頭的收購站，換錢。那時賣廢品，一次賣個五分一毛的，輕而易舉。要是「懂行」，直接到鐵工廠前的廢渣堆去找廢鐵頭，或者到拖拉機站的地溝里撿廢缸墊，一次賣個五毛八毛的都不在話下，此時嘴饞了，即可順便拿出一毛錢買一個大油篦子，趁著剛出鍋燙手，幾個人拽吧拽吧香香地吃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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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花銷中，只有這一年一度的壓歲錢，那是一定要向母親討要的。討壓歲錢的時間，是在大年除夕的這天，或是在下午，或是在晚上。壓歲錢的面額，是一張五角的紙幣，紫色的那種。要的時候一般都是和哥哥、妹妹一起要。到了那一刻，我們排著隊、嬉皮笑臉地來到母親跟前，伸出小手兒，也不說啥，母親便抿不住嘴邊的笑容，一邊故意說「等著啊，我看看有嗎」，一邊把手伸進褲兜里掏錢。這一掏，肯定能掏出幾張五毛的票，摺疊好了的，然後按照年齡，從小到大一一地發給，邊發邊重複著「給你一張，給你一張」。發完錢後，母親會確認一下我們的錢裝好了沒有，我們會從衣兜里再把那五毛錢掏出來亮給母親看，然後重新裝進衣兜里，飛也似跑出屋，找小夥伴們顯擺去了。母親說：壓歲錢就是個心意，不在乎多少。
我的壓歲錢討要了很多年，從記事兒起開始要，一直要到我參加工作結婚生子。參加工作後，不僅不花家裡的錢了，自己還能掙錢了，這是一個質變。我會在回家過年的時候，向母親呈上這一年攢的錢，那是做為一個兒子長大成人後，為父親分擔肩上分量的一個標誌。那時過年回家，我像哥哥們一樣，進門，放下行李，洗去一臉的風塵，然後就開始美美地從提包里往出掏東西，母親便坐在那裡微笑地看著。第一個掏出來的就是裝錢的牛皮紙信封，拿出來，鄭重地交給母親，看著母親讚許的笑容，然後再往出撿其他吃的物品。
雖然剛交完錢，但到了除夕這天，我依舊會向母親討要壓歲錢，依然是像小時候那樣，到老母親的面前，伸出手，也不說啥，母親也仍然一邊說著「等著啊，我看看有嗎」，一邊往外掏錢，然後遞到我的手上。這個儀式，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外地過年，錯過了在老家過除夕討要的機會，才漸漸地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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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沒工作，做了一輩子家庭婦女，這是她心中的一件憾事。母親四十多歲的時候，和同齡的家庭婦女一樣，掙了好幾年的小工錢，就是在苗圃最忙的季節去做「日工」，一天一塊二毛六，男勞力一天一塊四毛七，這個酬勞數在鳳山通行多年，如此的有零有整，不知道怎樣精細化地算出來。那個年代一分錢真能掰開兩瓣兒花，比如買兩樣東西，那還不就是掰成了兩瓣兒。人們結賬時也是算到幾分幾厘，很正常。
一輩子沒掙過工資的母親，到了八十多歲時，忽然有一天有人告訴她：社區要給你們發錢啦，月月發，一個月六十，八十歲以上的老人都發！老母親開始不大相信，故意說：我活這麼大歲數多吃這麼多糧食，還得理啦？！人家告訴她：你等著吧，等社區人通知你你就知道了。直到社區工作人員幫著辦了本，貼上她的照片，蓋上鮮紅的大印，老母親才大喜過望，相信了這碼事兒。
第一次在自己名下領到錢，老母親很是欣喜自豪，回家時順便到商城給自己買了一雙鞋，那應是母親花得最瀟洒、最大手大腳的一筆錢了。回來後打開鞋盒子，給這個看，給那個看，嘴裡說：這是我從社區領回錢買的。我有鞋穿，可我就是想用這錢買一雙。花剩下錢的我放那個兜子里了，你們誰要用言語聲。我們說，錢不就是個數嘛，你領的十塊錢跟別的十塊錢不都買一樣多的東西么。老母親卻認真地說：怎麼是一樣的呢？我掙的錢我瞅著花，跟你們給我的錢，花著不一樣！
我忽然覺得，母親年輕時沒掙工資的這件遺憾事，到老了，終於有了機會解開這個心結了。
母親一輩子不輕易求人，卻又樂於助人，幹什麼都要做到令鄰居誇讚，包括給我們做鞋的樣式，包括釀一缸噴香的大醬，包括烙出金黃黏軟的黏糕餅兒，她唯一底氣不足的就是花了一輩子別人掙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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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恍然記起，母親當年在苗圃幹活兒的時候，每次領回來的工錢，都是單放著的，放在躺柜上那個紅漆的匣子里。自己掙來的錢，上面有她自己的自尊和夢想。這一輩子，父親交給她養家的錢以及我們做兒女的交給她的錢，跟她自己掙來的錢，她花著的感覺定然是不一樣的。一直到近幾年，親戚晚輩來看她，給她的錢她都是一一地單放著，那個一尺大的鐵盒子里擱著許多個裝錢的信封和紅包，一打開盒子她就會一個一個地拿起來，說這個是誰給的，那個是誰給的。妹妹要給她集中到一塊兒，老娘很是不願意，嘴裡說著：別往一塊摻呀，你摻到一塊兒，我花錢時就不知道花的是誰的了！原來母親花這些錢買回東西時，每一次都要自我明確一下：這是用誰給的錢買的，心裡念著人家的好，想著人家的愛。
我想起改革開放初期聽到的一件事，說國外某些發達國家，政府從哪收上來的稅，哪一筆花在修那一座橋上了，哪一筆花在修街邊公園了，花的清清楚楚，公示的明明白白。當時聽到這樣的花錢方式，就覺得這個政府很「人性」，當一個市民休閑時摸著街邊亭子的欄杆，知道這上面有自己交的錢，心裡應該是溫暖的，這樣的人性化不就是一個人的良心么！這樣的事，我母親這位普通的老太太也做到了，做了幾十年，做了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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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人老了心理會經歷一個拋物線似的變化，從童年時的「小小孩兒」變成「老小孩兒」。但老母親快九十了，沒有什麼明顯的「老小孩兒」的表現，尤其是不愛求人的自律，受人恩惠的記掛，在自身上省著花錢的節儉，沒有改變，儘管她的錢足夠花。
上次回去，我忽然心血來潮，問八十九歲的老娘：過年你還得給我壓歲錢呢啊，可別忘啦！老娘依然抿著嘴笑著說：給！你要，我就給。
過年，是整個家庭乃至整個民族集體上演的一場盛大的民俗儀式，在一系列溫馨的儀式中，親情為疲憊的心靈加註了營養，母親喃喃的話語為遊子撫平了精神的皺褶，壓歲錢像一貼暖暖的膏藥，帶著母親的體溫，貼在心口上，散發著經久的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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