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與蔣公：若雨農不死，不至失大陸

死後二十年，戴笠仍難逃毀譽交織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劉批鄧」的大字報中，稱這兩個共產黨員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時偏居台灣的蔣介石，念起戴笠尚不勝唏噓：「若雨農不死，不至失大陸」。

忠僕

在戰爭年代的重重諜影中，特工變節之事多不勝數，更有不少見勢思遷的滑頭。中共領導人張國燾在紅軍西路軍失敗後，轉投戴笠手下成為一名軍統特務；原中央調查統計局（即「中統」）下屬第三處的領導人丁默村，在該處於1938年取消後，投靠汪精衛。日降前夕，他又再次變節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潛伏在汪偽內部的雙料間諜。

魏斐德曾斷言，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際，抑或蔣介石個人處於最危難之時，也未發生過動搖。

此次公開的解密檔案，佐證了美國學者的判斷並無偏差。西安事變，蔣有兩次下野之虞。眾人觀望之際，戴笠從南京乘飛機親赴救駕。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遺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反觀蔣介石對特務機構的依賴，每次都起於個人權威動搖之時。早在「中山艦事件」，尚是個侍衛副官的戴笠，因打「小報告」有功而博得了蔣的好感；在1932年蔣下野之時，一幫以捍衛領袖為口號的青年發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時被任命為「特務處」副處長），聚攏在蔣的身邊。

西安事變後，「共同抗日」成為主流。戴笠在「特務處」時期的同僚，因不諱以「黨衛隊」的裝扮示人，被譏為帶有「極右翼獨裁傾向」，多遭驅逐而失寵於蔣。唯戴笠和領袖的關係，反更進一步。西安事變後，病中的戴笠收到蔣的御書，「貴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復」。

這是繼「二次北伐」時賜字「艱苦卓絕」後，蔣介石第二次親為戴笠題字。前次是表彰「勞模」，今次只差喚一聲「愛卿」了！戴笠趁機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則：「我個人無政治立場，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死後二十年，戴笠仍難逃毀譽交織的宿命。在「文革」中不少「批劉批鄧」的大字報中，稱這兩個共產黨員是「戴笠的爪牙」；而彼時偏居台灣的蔣介石，念起戴笠尚不勝唏噓：「若雨農不死，不至失大陸」。

忠僕

在戰爭年代的重重諜影中，特工變節之事多不勝數，更有不少見勢思遷的滑頭。中共領導人張國燾在紅軍西路軍失敗後，轉投戴笠手下成為一名軍統特務；原中央調查統計局（即「中統」）下屬第三處的領導人丁默村，在該處於1938年取消後，投靠汪精衛。日降前夕，他又再次變節投靠戴笠，成了一名潛伏在汪偽內部的雙料間諜。

魏斐德曾斷言，戴笠對蔣介石的忠誠，即便在抗日前途最渺茫之際，抑或蔣介石個人處於最危難之時，也未發生過動搖。

此次公開的解密檔案，佐證了美國學者的判斷並無偏差。西安事變，蔣有兩次下野之虞。眾人觀望之際，戴笠從南京乘飛機親赴救駕。在1936年12月13日，戴笠曾立下的遺囑：「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監視，默察情形離死不遠，來此殉難固志所願也，惟未見領袖死不甘心。」

反觀蔣介石對特務機構的依賴，每次都起於個人權威動搖之時。早在「中山艦事件」，尚是個侍衛副官的戴笠，因打「小報告」有功而博得了蔣的好感；在1932年蔣下野之時，一幫以捍衛領袖為口號的青年發起「力行社」（戴笠正是在那時被任命為「特務處」副處長），聚攏在蔣的身邊。

西安事變後，「共同抗日」成為主流。戴笠在「特務處」時期的同僚，因不諱以「黨衛隊」的裝扮示人，被譏為帶有「極右翼獨裁傾向」，多遭驅逐而失寵於蔣。唯戴笠和領袖的關係，反更進一步。西安事變後，病中的戴笠收到蔣的御書，「貴恙如何，甚念，盼早日康復」。

這是繼「二次北伐」時賜字「艱苦卓絕」後，蔣介石第二次親為戴笠題字。前次是表彰「勞模」，今次只差喚一聲「愛卿」了！戴笠趁機自澄秘密工作的原則：「我個人無政治立場，唯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

當此際，蔣有三根命根子，經濟上是孔祥熙，外交上是蔣夫人宋慶齡，內務是戴笠。蔣的副官蔣孝鎮把此三人的關係描述為「無法解套的三角關係」：蔣夫人是蔣的解藥，孔是蔣夫人的解藥，唯獨孔無人制約。戴笠打了不少孔暗中與日人議和的「小報告」，把孔的「小辮子」捏在蔣手裡，迫使其將部分權力移交宋子文。

「戴笠和宋子文的關係非同一般」，這是民國史研究專家楊天石解讀宋子文檔案時，便窺得的機竅。此時若以台灣解密的戴笠檔案觀之，更足資為憑。

戴和宋聯手之後，他的「小報告」內容之深廣，已遠非檢舉揭發所能涵蓋。在國民政府倉惶向西撤退時，是戴笠最先從守軍唐生智殘部得到南京大屠殺的消息。

《軍情戰報》披露1938年10月的一則電文顯示，在日軍進佔廣州時，戴笠就報告了日德兩軸心國將再度結盟的形勢。還是戴笠，在1942年9月就預見到日蘇難免一戰，密電宋子文「對美須速派大員」。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可以視作是戴笠內聯外交的勝利。協議文本上為雙方各預留了三個位置，中方分別由蔣介石的特使宋子文、戴笠和中國駐美大使館的武官蕭勃（蕭亦是軍統美國站站長）簽署。而最初美方試圖以美國海軍部對口接洽宋子文，以繞開羅斯福總統所代表的美國政府。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所載1943年蕭勃呈戴笠的一封密報中，截獲了有關美方簽署中美合作所協定中最高層變動的消息，美方意圖被戴笠預先偵知，並遭到戴的嚴辭拒絕。

防共

1944年，抗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隨著美軍在密支那地區重挫日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了全面的戰略反攻。

為收復東南沿海淪陷區，戴笠曾經想動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帶蟄伏了多年的「忠義救國軍」，充任「接應美軍登陸的先頭部隊」。此情在《忠義救國軍》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調安我華（忠義救國軍第五縱隊隊長）部隊，並由美方負責訓練與裝備」。

1944年9月，戴笠在重慶撞見穿粗布軍服的美國軍人時，神經高度緊張，因為這種服裝的來源只有中共蘇區。戴笠馬上責成軍統華北區「查明美方盟軍人員有無藉日偽協助華北淪陷區活動」。

戴笠在電文中提到，淪陷區的共產黨部隊已「有七十萬之眾」，使美「對匪宣揚之實力極其重視」。同年9月22日，戴笠即電胡宗南「有關日軍南洋部隊動向與共黨要求裝備配合反攻」，此節也收錄在《軍情戰報》中。

「敵寇（日軍）於明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東南亞）部隊，集結在黃河以北以鞏固其滿洲基地，但敵於黃河以南以匪軍（共產黨部隊）對付我中央軍之部隊，查敵與黃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勢」。

戴笠和胡宗南交誼甚篤，早在胡擔任中學地理教員時，就和在江浙打流（無業，在外遊盪）的戴笠相識。戴笠稱「兩人好像從沒有一場真正結束的談話」。發跡後，他曾把自己的女秘書葉霞弟嫁與胡宗南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電訊專家魏大銘，則是胡宗南的舊部。

胡宗南身為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蔣的信任，堪稱黃埔學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戰期間，他屯兵西北、封鎖陝甘寧邊區，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軍事主力。直到國民政府最終潰敗，也是胡宗南部一路護送蔣離開大陸。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評論說，戴與胡兩人身世和處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傳統理序尚未崩壞的鄉間，身受過其好處，因而認同維護傳統價值的必要。兩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顧炎武的「匹夫有責」論，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為己任」，立志「侍當世之明主」。

據《忠義救國軍》「戴笠函劍萍速擬金華會議決定整編忠救軍計劃」中記載，日降在即，為在國內軍事和政治中為蔣介石佔得先機，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以便搶在共產黨部隊之前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

蘇南的沙家浜，正是這樣一塊忠義救國軍、新四軍、日偽軍等各種力量錯綜複雜的地區。在革命樣板戲《沙家浜》中，阿慶嫂質問「忠義救國軍」的頭領胡傳魁，「你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其實嚴格地說，他姓「戴」。

此次檔案解密，也給了一向背負污名的「忠義救國軍」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台灣國史館研究員吳淑鳳說：「『忠義救國軍』是一個有組織的游擊部隊，當時對整個江南地區的敵後游擊戰是有貢獻的，而並不像大陸方面所宣傳的，是烏合之眾。這個可以從檔案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戴笠唯恐活動在江浙丘陵地帶的「忠義救國軍」鞭長莫及，難於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接防，特上書蔣介石，請求協調偽軍充任臨時受降部隊。《軍情戰報》所載戴笠於1945年8月16日呈蔣介石的電報中，向「領袖」表明心跡：「生因以有利於國家與民族，個人之毀譽成敗固非所計也。」

為此，他甘心放下與丁默村的個人恩怨，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電時任偽杭州市長的丁默村，安排其與日軍交割寧波防務的進退。「如我方無部隊接訪寧波，則日軍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帶匪軍（共產黨部隊）正圖進入寧波也」。

戴笠的「盤外招」，使得共產黨部隊在從抗日戰爭轉向內戰的關頭，處處受到掣肘。對此，周恩來也承認：「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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