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裂與超越：中華文明是世界歷史中唯一延續下來的文明嗎？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作者：徐良高

來源：《中原文化研究》

哲學園鳴謝

在當代中國，「中國文明是世界諸古代文明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文明」這一觀念似乎成了中國史學界和全社會的共識，我們往往因此而自豪。

關於這一觀點的出現，雖然19世紀初的黑格爾已提出當代中國文化與兩千年前的中國文化沒有什麼分別，但真正的中國文化延續論則是由梁啟超最早提出的，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彼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其後，柳詒徵說：「世界開化最早之國，曰巴比倫，曰埃及，曰印度，曰中國。比而觀之，中國獨壽。」梁漱溟認為：「歷史上的中國文化若先若後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印度、波斯、希臘等，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系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於今日巋然獨存。」雷海宗通過比較中國史和世界史而提出中國歷史具有獨一無二的延續性和兩大周期。由此管窺，從這一說法出現的歷史背景來看，這一命題明顯是全球化時代背景下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史學思維的產物。

同樣，也有一些國外學者認為中國文明是延續的，如美國學者菲利普·李·拉爾夫說：「（中國文明）一旦在遠東出現，它就延續——並非沒有變化和間斷，但其主要特徵不變——到現代20世紀……它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歷史的……他們很少用武力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被征服民族，但是，卻把同化被征服民族，使之成為他們的高級倫理制度的受益者當作自己的天職。」

李學勤總結說：「不知道有多少中外學者談論過中國文明的持點，看法雖紛紜不一，但在一點上可說是相當一致的，就是中國文明有獨特的持續性。與中國古代文明並時興起的古埃及等等文明，都未能像中國文明這樣綿延久遠，迄今不衰。」

當然，雖然許多歷史學家支持「中國文明唯一延續論」，但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認識。

法國沙義德教授在北京大學講羅馬的皇帝崇拜時表示，他不同意西方文明是斷裂的文明、中國文明是連續的文明這一說法，歐洲歷史也有連續性。還有研究世界史的專家對在中國史和中國考古學領域經常出現的「中華文明是世界歷史上唯一延續不斷的文明」的說法感到錯愕。因為，中華文明不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在「古代人類創造的諸多文明中，有一部分的確是完全中斷了，例如古代西亞文明、埃及文明和美洲文明，但也有相當一部分文明以這樣和那樣的形式延續了下來，至今仍然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這就是學者們所說的軸心文明，主要包括中國文明、印度文明、猶太文明和希臘羅馬文明。這些文明的一個共同特徵在於，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它們可能吸收了外來的因素，從而發生了深刻的轉變和變化，但它們的基本精神傳統並未消亡，或者未被全新的思想和觀念體系所取代，它們仍然是人們一切活動的軸心」。

另外，中國也不是唯一宣稱自己文化具有獨特延續性的國家。伊朗國家博物館館長阿克巴扎迪·大流士說：伊朗人認為，埃及的楔形文字和兩河流域的巴比倫文字後來都被阿拉伯語取代了，而波斯語卻生生不息地延續了下來，所以，伊朗文明仍然是例外的，它是中東唯一從未中斷的古文明。

中國文化是變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文化傳統」「民族文化」等都是在近代全球化趨勢和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時代背景和社會語境下出現的概念，使用這些概念的人有各自不同的目的，對這些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因此這些概念的內涵往往很模糊，人言人殊。

何為「中國文化」？應該是指當代中國範圍內歷史上的人們所創造的一切文化。以什麼標準來判斷中國範圍內的古今文化屬於一個延續不斷的文化，即「中國文化」？如果我們說在中國範圍內歷史上的人們所創造的所有文化就是「中國文化」，那麼這種說法是來自於我們的主觀認同，還是有某些客觀標準使我們可以作出這種判斷，比如古今文化上的一致性，或明確的傳承性？

我們所能認識到的歷史實際是：歷史上的中國文化因交流、吸收、融合、調整而不斷創新、變化，每個時期、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獨特文化，這是文化的本性決定的，沒有一成不變的某種「中國文化」或「中國文化傳統」。譚其驤說：「自五四以來以至近今討論中國文化，大多者似乎都犯了簡單化的毛病，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一種亘古不變且廣被於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而忽視了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異，又有其地區差異，這對於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當然極為不利。」而且，「一方面是因為幾千年的漢文化在不斷變化，有時代差異，另一方面是因為同一時代漢民族內部文化又因地而異，有地區差異，所以不存在一種整個歷史時期或整個封建時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

文化是一種人類主動適應環境的方式，文化通過不斷的調整與變化來適應不斷改變的環境，迎接各種新的挑戰，滿足人類不斷變化的新需要。不能作出及時調整以便有效應對問題的文化必然走向崩潰和消亡，變化是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文化的發展既有傳承，也有變化，沒有一成不變的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的文化也不例外。正如C·W·沃特森說：「任何關於文化形態的連續性的聲稱，都在嚴格的歷史審視中發現是不能證實的，因為在事實上文化的象徵和形態總是處於一種不斷的變動中，而且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已發生了質的變化。」一個事實是，「即我們都在不斷地進行調整以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不斷地學習認同新的角色和如何適當地扮演他們」，「文化的本質是根據時代的需要不斷地被重構和更新的」，「文化被不斷地修正和改造。因此，儘管文化表現出某種不變的本質，把民族的標籤貼到文化上純屬一種誤導，對於什麼是英國（或法國或西班牙或中國或印度）文化今天所傳遞的，無論人們如何試圖區分它的特質，和一個世紀前被貼上同樣標籤的文化所傳遞的幾乎毫無相同之處。」他說得很中肯。

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變與不變，斷裂與延續往往表現為「名雖同，實已變」，正如流行於世界各地的川菜，雖然都自稱「川菜」，但各地的川菜往往不同，都會根據當地的原材料和口味喜好作出調整。一個不能隨時代、環境變化而變化的文化不是一個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文化，而是一個沒有生命力的、早晚會被歷史淘汰的文化！

所謂「中國文化」在歷史過程中實際上也是不斷變化的，從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無論是物質、技術層面的文化，制度層面的文化，還是思想觀念層面上的文化，都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中國文化」的實質也是在不斷的交融中演變發展，其涵蓋的人群和地域在不斷擴大之中，其文化內涵也在交流融合中不斷發生變化。

從考古學所發現的歷代物質文化看，中國歷史上的衣、食、住、行、墓葬制度等方面都直觀、明顯地展示出文化的巨大變化，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獨特的物質文化面貌，例如從仰韶文化的彩陶到龍山時代的灰陶、黑陶和玉器，再到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再到戰國以後的鐵器，唐宋以後的瓷器，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有人半開玩笑地說，唐代的中國文化在日本，明代的中國文化在韓國。這種說法至少說明日本保存了較多的唐文化因素，韓國保存了較多的明文化因素。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哪兩個朝代的文化是相同或相似的。正是因為這種不同和變化，考古學的器物學分期斷代才能開展和成立。但我們在談論「中國文化」時卻忽視了這種文化的變化！

從制度層面文化看，由新石器時代，經夏商周三代，歷經秦漢隋唐宋元明清，國家政治體從無到有，從祖先崇拜信仰和血緣組織為社會基礎的宗法制政權，到以皇權為核心的家天下的集權專制政權，再到近現代民族國家的民主政治思想與實踐處於不斷變化之中。

從思想觀念文化層面看，雖然中國歷史上的思想觀念變化更多採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即通過對儒家經典的考據、詮釋等來發展時代需要的新思想，但不同時代思想觀念的變化是明顯的。除了「五經注我」式的時代思想創新與表達外，還有學者提出，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個重要而明顯的社會轉型與文化重構時期：春秋戰國諸侯爭霸、百家爭鳴到秦統一天下、漢以後獨尊儒術；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儒道釋相互爭鳴與唐宋新儒學的更新；明末清初以來的西方殖民入侵與西學東漸對中國持續至今的影響。

從人群遷徙和政權的統治集團來源看，不同王朝也不一樣，其中的許多統治集團均來自周邊文化區的族群，如南北朝時期的多個政權、元代和清代。

從不同區域文化交流融合角度看，從不同文化圈相互作用共同形成文化大傳統的新石器時代到夏商周以後的歷史時期，每個時代都有各種不同的區域族群文化與中原文化發生接觸，不斷重複著由「夷夏之辨」到「夷夏之變」的融合過程，如夏商周時期的東夷、蠻越、戎狄、東胡等，兩漢時期的匈奴、羌人，南北朝時期的鮮卑、匈奴、羯、氐、羌，隋唐的突厥、回鶻、吐蕃、南詔等，宋代的契丹、女真、西夏，元明的蒙古，清代的滿人，等等。

在全面考慮中國文化發展進程的前提下，研究中國歷史上各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化的接觸對象、交流的可能性、交流方式、過程、重點、結果及其影響等均不相同。從文化發展進程看，中國古代文化交流的主流早期是各區域文化之間，後來是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交流及融合。隨著交流融合的深化，文化間的認同與趨同，中國文化區不斷擴大，中國與新的周邊族群文化接觸、交流和融合。在早期，中國與當代所認定的域外文化的交流雖然存在，但並非主流，直至歷史後期，隨著中國文化區的擴大，以及某些文化的擴張，中國文化與這些文化才發生廣泛的接觸，文化交流日漸活躍。而我們傳統的研究對當代中國文化區域內各古代文化之間的交流、融合和中國文化形成發展的歷史過程並未予以足夠的重視，而是簡單地、概念化地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因此，我們可以說，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文化」或「華夏文化」更多的是一種「概念」和「主觀認同」，而非歷史，尤其是文化發展史的真實狀況。

在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過程中，中原地區受到的外來文化衝擊最多，不同族群在此來來往往，不同朝代的統治集團往往又來自不同文化區。除了統治集團變化，還有各種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如漢唐長安、洛陽的胡人及其文化等。這些外來者不僅僅是完全被中國文化所同化，同時他們也在改造中國文化，使之不斷變化、發展、適應。陳序經說：「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接觸以後，他們無論任何一方都不能獨立生存。因為接觸一經發生，立刻變為一種新局勢、新要求與新趨勢。」「假使我們上面所說的話是不錯的，那麼所謂保存固有文化這句話，無論在文化發展的理論上，或趨勢上，都是不通的。因為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尚未接觸之前，既無所謂固有，在他們已經接觸之後，他們也惟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而無所謂固有。」但中國歷史上的儒家知識分子通過以官方名義和儒家等主流思想為指導的歷史敘述再建構，將這些不同文化與族群納入主流文化之中，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而忽視了他們的自身特色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這些都從側面反映了不同時期文化的名同實變。

我們以秦文化為例：在西周時期，秦文化的特徵主要表現為周文化，兩者關係密切，但從春秋開始，隨著秦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交流、融合，秦文化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屈肢葬、土洞墓、繭形壺、鏟形足袋足鬲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文化因素開始流行。《春秋經》則視秦為戎狄，也有學者稱之為「戎狄性」。正是由於秦文化的這種早晚期文化的差異和多組文化因素並存的現象，導致學術界對秦人來源持不同觀點：從考古證據出發，有人認為早期秦文化就是周文化，有人則認為早期秦文化應該是西北地區的羌戎部族文化。如果我們從文化交流、融合和演變的角度，就不難理解這一現象。由於宗周文化的衰落和失去控制力，秦人在西北的拓展中不僅控制了大量羌戎人口，而且吸收了他們的文化，使自己的文化面貌發生了明顯變化。羌戎人也漸漸認同了秦文化，而成為了「秦人」。同樣，楚文化的發展也表現出相似的趨勢。這種文化的交流、融合是雙向的，正是這種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奠定了它們作為戰國七雄的基礎。正是在這一基礎上，秦人才有可能建立遠大於周的統一大帝國，使「中國」「華夏」的文化認同區域更為擴大。與此同時，隨著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的交流、融合，許多周邊部族的神話祖先也納入黃帝神話譜系中。

即使作為中國文化延續性的重要表徵之一的漢語言文字也是不斷變化的，漢語言一直在與其他語言、文化的交流中不斷吸收外來的辭彙，同時漸漸放棄許多舊的辭彙。目前，我們大量使用的外來辭彙，如互聯網、達人、雙贏等等。就是在古代，不同時期，這種現象也不斷重演，如我們常用的葡萄、衚衕、一剎那、六根清凈、借花獻佛、無事不登三寶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無不是來自外來語言、文化或宗教語言。因此，有沒有所謂的「純正漢語」之說是值得推敲的。

胡適說：「一個民族也和個人一樣，最肯學人的時代就是那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等到他不肯學人的時候，他的盛世已過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時期了，我們中國民族最偉大的時代，正是我們最肯模仿四鄰的時代：從漢到唐宋，一切建築、繪畫、雕刻、音樂、宗教、思想、算學、天文、工藝，哪一件里沒有模仿外國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帶來的美術建築，不用說了。從漢朝到今日，我們的曆法改革，無一次不是採用外國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曆法是完全學西洋的，更不用說了。到了我們不肯學人家的好處的時候，我們的文化也就不進步了。」

一些著名學者也意識到現代我們普遍認同的中國文化和政治區域與古代中國文化和政治區域並不相同，現代中國文化和政治區域，是不同歷史時期多種文化交流融合與拓展的產物，並非古已如此。在這一交流融合的過程中，文化之間不斷接觸、交流，直至互相學習、融合，由此，中國文化的面貌、內涵不斷發展變化，具有共同文化認同的族群和政治區域不斷擴大。

正因為有這種意識，所以他們認識到研究這一文化發展演變歷程對我們認識當代中國文化及展望其未來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自近代以來，就不斷有學者將認識中國文化的發展過程，即中國文化是如何一步步發展成今天這樣的面貌特徵和文化認同，作為一個重大課題。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提出了中國歷史學的重大課題包括「中華民族由幾許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跡何如？」蘇秉琦先生也提出：「第一，應把被歪曲了的歷史恢復它的本來面貌，這就是中原中心、漢族中心、王朝中心的傳統觀點，必須改變，恢復歷史的原貌。第二，必須正確回答下列諸問題，中國文化起源，中華民族的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等等。」

中國文化是多源與多元的

如果我們說歷史上有一個所謂的「中國文化」存在的話，那這個「中國文化」不僅是變化的，還是多源與多元的。

從考古學資料來看，在新石器時代，中國的核心區已經形成了多元文化分布的特徵，夏鼐將中國新石器文化劃分為七大區域；蘇秉琦將新石器文化分為黃河中游、黃河下游、長江中游、長江下游、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以長城為中心的北方文化區等六大區；嚴文明將中國新石器文化概括為中原文化區、山東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江浙文化區、燕遼文化區和甘青文化區，從經濟類型上，又可劃分為旱地農業經濟文化區、稻作農業經濟文化區、狩獵採集經濟文化區三大經濟類型區域，他由此提出「中原以外這五個文化區都緊鄰和圍繞著中原文化區，很像一個巨大的花朵，五個文化區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區是花心」。張光直提出新石器時代多區域文化與交互作用圈理論。所有這些觀點都認為新石器時代已經出現文化多元的現象，這些多元文化都是後來中國文化的源頭，即中國文化是多源的。

一方面，經過新石器時代的多元文化共存、接觸、交流和融合，至二里頭文化時期形成中原文化的雛形，經過三代時期中原與東、西方几大文化集團的交流和融合，至周代初步形成以禮樂文化為特徵的「華夏」的文化認同和夷夏之分的概念，再經過春秋戰國時期諸國與各自周邊文化，如南方的蠻越、北方的戎狄、東方的夷人等交流與融合，更大範圍的中國文化區和文化認同形成，為秦漢帝國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另一方面，進入三代時期以後，雖然形成了以禮樂文化為代表的大文化傳統認同，但各地仍然保存了自己的小文化傳統，大文化傳統與小文化傳統共存互動一直是中國文化發展史的特色。理解三代以後的中國文化，我們仍然不能預設只有一個單純的所謂「中國文化傳統」。實際上，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不同時期都存在過多個更小區域的文化傳統。從大小文化傳統的視角來看，夏商周朝代政權的更替應該是不同區域文化在認同、接受文化大傳統的過程中不斷壯大自己，奪取主導地位的同時，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斷補充、修正和發展文化大傳統的過程。正如趙輝總結三代考古的重要收穫時所說：「業已從考古學角度明確分辨出夏商周分別是三種有聯繫、卻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發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並立共存期。三者的關係，並非『父子』，卻似『兄弟』。按照蘇秉琦先生的說法，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教育中存在一種『大一統觀』，將夏、商、周、秦、漢視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這種觀念雖然不斷遭到質疑，然最終使之化為陳腐者，全賴考古學的證據。」這種大小文化傳統的互動現象在後來的歷代王朝更替和各種族群之間的互動、融合過程中不斷上演，由此，中國文化在不斷調整變化之中海納百川，融合創新，保持活力。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延續的、一成不變的、囊括全國範圍的所謂文化傳統！

劉師培、傅斯年、勞思光等也都指出先秦諸子具有不同的地域性傳統。傅斯年認為，魯國盛行秉承周代的禮樂文化傳統，「於是拿詩書禮樂做法寶的儒家出自魯國，是再自然沒有的事情」。陰陽家則是齊國以及燕國的文化傳統的產物，齊人喜作荒誕不經之論，燕人熱衷方士之術，「鄒子出於齊，而最得人主景仰於燕，燕齊風氣，鄒子一身或者是一個表象」，同時齊國的上述文化傳統孕育了「骨子裡只是陰陽五行，又合著一些放言侈論」的「齊儒學」，而有別於魯國「儒者的正統」。劉師培指出，墨家以宋國為重鎮，是因為「宋承殷人事鬼之俗，民習於愚」，並且宋地重厚好蓄藏，「故墨子尊天明鬼之說得而中之」，節用薄葬之說由此起。他還說：「西秦三晉之地，山嶽環列，其民任俠為奸，刁悍少慮，故法家者流，起源於此。」關於道家的地域性傳統，勞思光認為：「南方哲學思想之代表，即為老子及莊子之學說。」所謂「南方之文化傳統，則混合殷人及祝融氏族之文化而成，實是中原之舊文化」，「老子固楚人，莊子宋人，而宋正殷後也」；另外，「南方吳越一帶之巫術亦留下某種神秘觀念。皆對戰國秦漢之思想大有影響」。

譚其驤說：「五四前後一般認為中國文化就是孔子思想，就是儒家的學說，就是綱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這麼說……所有少數民族都各有其獨特的信仰與文化，只有少數上層分子在入居中原後才接受儒家思想。」「姑且不講全中國，即使未講秦漢以來的歷代中原王朝，專講漢族地區，二千年來既沒有一種縱貫各時代的同一文化，更沒有一種廣被各地區的同一文化」，「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為一體之前，各有本族獨特的文化。所以嚴格地說，在採用『中國文化』這個詞時，理應包括所有歷史時期中國各族的文化才是」。此外，譚其驤還強調了中國文化的時代性與地區性問題。

這些中國文化多源與多元的觀點以及中國文化大傳統與小傳統理論都很好地說明了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延續性與變化性、維持傳承與保持活力、上層精英文化與民間大眾文化之間的複雜關係。

總之，我們認為在中國古史與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必須首先明確這些觀念：中國古代文化是多元的，抑或一元的？古代中原華夏文化與周邊文化是平等的，互為影響的，抑或一枝獨秀？是中原華夏文化的單向傳播、同化，抑或雙向的交流融合？「中國文化」是古今名實一致的，抑或「中國文化」只是一個概念和認同，其內涵在歷史上是不斷變化、擴展的？

新資料、新理論和文化比較的研究成果迫使我們必須反思過去的傳統史觀和概念。只有保持一種開放的史觀，我們才可能更全面地認識古代社會和人類文化發展史，更接近歷史的真相，從而開闢中國歷史研究的新天地，同時為當代中國文化如何在當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和民族化衝突的大潮流中進行文化交流、融合、創新和發展提供歷史的參考。

「中國文明唯一延續論」形成原因探析

有人說，對於一個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長的西方學者來說，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興趣和困惑莫過於以下問題：為什麼中國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像其他古代文明中斷了？在地域如此廣大、人口如此眾多、地域差異如此巨大的背景下，中國文化真的是一致的嗎？他們是如何維繫文化認同和凝聚力、向心力的呢？歐洲有如此多的國家，而中國這麼大，卻只有一個國家，一種文化認同，為什麼有這種差異？這些問題不僅是作為「他者」的西方學者關注的重點，也是我國現實社會生活中需要尋找答案的問題。

正如前面所論，中國文化在歷史過程中既有相似性、傳承性的一面，更有變化、多源與多元的一面，但我們為什麼會留下「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這樣的印象並特彆強調「中華文明是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中唯一未曾中斷，延續至今的古老文明」呢？

我們認為，大致來說，「中國文化唯一延續論」觀念的形成既與自我文化中心主義、中原文化優越論以及傳統的「文化一元論」、正統史觀和「大一統」歷史思維方式等有密切關係，更與近代民族國家歷史記憶的建構有密切關係，是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的建構與想像給我們帶來的一種「印象」。

第一，祖先崇拜思維與共同祖先認同的影響，以及由此帶來的尊古觀念。

在祖先崇拜和尊古觀念影響下，特彆強調今人與古人之間的血緣紐帶，彼此之間血脈既然相承，文化上自然更是傳承有序。在這種血緣關係敘述的構建中，來自不同地區、不同文化的人群都被不斷地納入炎黃始祖的華夏血緣大家庭中，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傳統成為大家一致認同的對象，由此，古今文化一體感、延續性也成為我們歷史記憶的一部分。

第二，修史、修譜傳統強化了古今文化一脈相承之感。

文化傳統影響我們的思想觀念，而我們的思想觀念也在不斷重新定義「傳統文化」的內涵與外延，兩者相互作用。

中國悠久的以正統史觀和「大一統觀念」為指導的修史傳統使得中國文化的統一性、傳承性等觀念深入人心。但中國考古學的成就改變了這種受上層文化操控的文獻史學對歷史的壟斷陳述，使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發展歷史的另一面，也可能是更真實的一面，即文化的延續性、統一性只是上層文化的某種表面現象，在中國歷史上，文化起源的多源性、地域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發展的變化性才是實質性的特徵，正如西漢與東漢雖都是劉姓王朝，在文獻中一直被視為一脈相承，但如果沒有文獻記載，兩者之間只從考古發現的物質文化遺存，如器物、墓葬、建築風格等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看，甚至可以說彼此基本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

第三，悠久而獨特的漢語言文字的影響。

同一的規範的漢語言文字書寫體系是具有鮮明特色的中國文化大傳統。數千年來，漢字的一脈相承現象給我們帶來了中國文化延續性和一致性的印象，雖然漢語言文字的辭彙、結構不斷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而處於變化之中，但是「過去，漢字的使用使分散在亞洲各地的人保持一定程度的統一」。古文字學家許進雄說：「數千年來，漢字雖然已由圖畫般的象形文字演變成非常抽象的結構，但是稍加訓練，就可以通讀千年前的文獻。同樣的，不同地區的方言雖不能交談，但卻可以書寫和通讀一種共通的文字。中國的疆域那麼廣大，地域又常隔絕，其包含的種族也很複雜，而猶能融合成一體。此特殊的語文特性應是重要的因素。」

第四，「舊瓶裝新酒」式思想文化創新方式的影響。

在專制皇權支持下的儒家獨尊地位，以及對儒家經典的「舊瓶裝新酒」式思想創新方式的詮釋造成中國文化，尤其是主導性的思想觀念呈現出一種古今延續一致的印象。

在中國傳統的專制社會中，新的思想往往要以舊的名義出現，以防「標新立異」之譏；而在當代，往往是冷飯舊論也要標榜創新，唯恐「缺乏創新」之論。在專制社會和儒家獨尊的社會背景下，文化創新一般都是採用「舊瓶裝新酒」的方式，即通過對經典的重新選擇、解讀、解釋與評價，賦予新的意義，建構新的文本。有人說中國學術史、思想史在百家爭鳴之後，就是一部不斷地把智慧消耗到注經中的歷史。但「中國文化」在歷史上的發展模式之一就是通過對經典的不斷重新選擇、闡釋，以融入新的、時代性的思想與觀念，滿足不同時代的需要，今古文經傳統是既相對又互補的兩種手段與方法。所謂「中國文化的延續性」感覺也由此而產生。

漢代以後，歷朝歷代都奉儒家思想為官方的指導思想，表現出一種對大傳統文化的認同。歷史上，歷朝歷代統治者基本都認同、接受這一大傳統文化，以這一文化的繼承者、弘揚者自居，並由此而獲得文化上的「正統」地位。

第五，近代民族國家通史敘述構建的影響。

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為滿足民族國家「歷史記憶」需要而構建的民族國家通史敘述帶給我們「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的印象。因為，民族主義觀念和近代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的構建為了滿足強化國民凝聚力，培養具有共同祖先與歷史的民族認同，證明近代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合法性和歷史悠久而特彆強調古今民族、文化的一體性與傳承性。正如費正清所說：「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給我們描繪了中國的兩個形象，一個強調今天中國同它長期過去歷史的連續性，一個強調革命變革和創新的新穎特點。我們需要把這兩種形象結合起來。連續和間斷畢竟是作為歷史的經緯聯繫在一起的。」有學者指出：「中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一方面是歷代政府文治武功的結果，另一方面則是史家對民族文化歷史系譜精心構築的結果。」

所謂「民族文化傳統」不過是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背景下，通過回憶與遺忘、突出與扭曲等歷史記憶的重構手段對歷史素材進行闡釋與想像而建構出來的時代概念。它常常被作為想像的共同體——民族的重要特徵之一，以強化民族的自覺意識、自我認同和「我者」與「他者」民族之間的差異感。

「中國文化唯一延續論」觀念的形成、最早「中國」論和華夏民族起源論等的提出以及有關從最早中國到現代中國發展史和中華民族演變史的構建都是受近代民族主義思潮影響的，具有時代性的歷史解讀與敘述，因為滿足了中國人尋根和獲得群體認同的心理需要，以及培養構建民族國家意識和增強中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現實政治需要而被廣泛宣傳和大眾接受，成為當代中國無可爭議的主流歷史話語體系。雖然其間以馬克思主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歷史敘述體系因受到官方的支持也曾經佔據主導地位。

總之，漢字的延續，祖先崇拜的血緣傳說體系，尊古傳統，「舊瓶裝新酒」式的文化創新方式，正統觀、大一統的歷史敘述傳統和當代的民族國家歷史敘述，等等，造就並強化了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的印象。因此，我們可以說，根本上，中國文化具有唯一延續性的觀念是具有強烈歷史自我認同的中國歷史學家基於民族主義思想和民族國家的時代需要，為塑造民族國家公民的共同歷史記憶而建構的「我的」民族國家歷史敘述，及其宣傳、教育對人們思想觀念所產生作用的結果，是歷史敘述帶給我們的一種印象，並構成一種我們有關中國歷史的認知。這也是歷史學的價值與社會作用的一種表現。

中國文化的唯一延續論、民族國家「中國」的古老性等觀點的形成和廣泛傳播就是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並通過教育成為我們認知的一部分。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說：「史界革命的目的是要把史料和對史料的解說結合在一起，以提供行動指南和喚起愛國主義意識。」「不對史學進行革命，史學便沒有能力促進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和保證中國的續存。」其目的就是要培養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強化民族認同和凝聚力，正如梁啟超、錢穆、李濟等人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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