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貴在揭示崇尚美和真理——俄羅斯詩歌對我本人詩歌創作的影響

劉劍

北京作協文學沙龍召集人張勇邀請我在第一次沙龍活動的講座中談一談詩歌方面的問題。我感覺到這對我來說；是一個難題，也是一個挑戰。因為對作為詩人的我來說，談這方面的問題，既不是專家，也不是學者。況且這方面的問題千頭萬緒，不知從何談起。

劉劍

德國作家海因里希·伯爾有個說法；你如果建一座橋樑，你會做很多計算，所有的計算都是科學的。但是，你無論計算的多麼精確，總會有那麼零點五的誤差。這個誤差是什麼？他說；這個誤差就是詩歌。這個說法可能有些過於抽象。

當我為此感覺到很迷惘的時候，又接到張勇的一個電話，他說，正在讀我在俄羅斯寫的一組詩歌，並且很讚賞！這給了我一個信心和一定的啟發，何不從俄羅斯詩歌及俄羅斯詩歌對中國新詩的影響，特別是對我本人的影響說起呢！

大家知道，俄羅斯這個國家的歷史並不算很悠久。從公元九世紀建立起來的留利克王朝開始，到公元一五九八年留利克王朝結束；隨後建立起了的羅曼諾夫王朝，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結束；列寧建立起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再到一九九一年蘇聯在戈爾巴喬夫執政時解體；葉利欽建立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迄今。中間還有被蒙古人統治過的二百四十多年，總共一千多年的歷史。

在這短短的一千多年的時間裡，俄羅斯人民創造出了非常燦爛輝煌的文化。今天我就簡單的從詩歌方面說起。

對於俄羅斯詩歌來說,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但是，說到俄羅斯所產生的最早、最著名的詩歌，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俄羅斯最早、最著名的詩歌產生於公元十二世紀《伊戈爾遠征記》，是俄羅斯古代文學史上的一部宏偉巨著，被譽為俄羅斯文學和歷史的英雄主義的史詩，對後代俄羅斯詩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俄羅斯詩歌與歐洲其它一些國家，如古希臘、古羅馬、英國、法國、德國等相比，雖然起步較晚，但在十九世紀上半葉所產生的大詩人所取得的成就，並不輸於上述那些國家的詩人。

一提到俄羅斯詩歌,所有愛好詩歌的人,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普希金。普希金被稱為「俄羅斯詩歌的太陽」。然而，在十九世紀俄羅斯詩歌的天空上，普希金並不是一顆孤獨的太陽，與他一起閃耀的至少還有茹科夫斯基、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萊蒙托夫、柯爾卓夫、波隆斯基、費特、邁科夫、涅克拉索夫等燦若星辰的名字。這一時代的俄羅斯詩人被秒為是「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

在1825年12月,十二月黨人革命中也產生了一些革命家詩人，如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丘赫爾別凱等。他們關心祖國和人民的命運，堅持真理，追求民主自由，反抗沙皇的專制和獨裁，為俄羅斯人民以及整個人類留下了寶貴的文化精神財富。

先說說普希金，他全稱為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其祖上是沙皇發動侵略擴張戰爭從南方俘獲的戰俘，據說還有些黑人的血統，後來因功被沙皇封為貴族，所以，普希金從一出生就是貴族身份。他自幼聰慧且具有文學詩歌天賦，十二歲就開始寫詩。其代表作有《自由頌》，《致大海》，《致恰達耶夫》，《假如生活欺騙了你》等。他在沙皇的封建專制的統治下，寫下了大量的追求自由民主，反對專制的詩篇。在一八六二年沙皇尼古拉一世殘酷地鎮壓了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之後，普希金創作了《致西伯利亞的囚徒》這一不朽的名篇。「正像我的自由的歌聲，會傳進你們苦役的洞窟一樣，沉重的枷鎖會掉下，黑暗的牢獄會覆亡，自由會在門口歡欣地迎接你們，弟兄們會把利劍送到你們手上」。普希金這種歌頌自由，反對專制的詩歌，大大地激怒了沙皇，使他終於在一場精心策劃的決鬥中溘然長逝，年僅三十八歲。「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就這樣提前隕落了！

再說說萊蒙托夫。米哈伊爾·尤里耶維奇·萊蒙托夫，是繼普希金之後俄國歷史上又一位偉大的詩人。只活到二十七歲。一八三七年他為普希金因決鬥而死寫的《詩人之死》一詩，名震一時。由於反抗專制統治，屢遭流放和入獄。巧合的是最後也是死於有預謀的決鬥。詩人從小主要是靠外祖母帶大的。從小就對文學和詩歌創作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主要創作出了《海盜》、《罪犯》、《奧列格》、《最後的自由之子》、《伊茲麥爾一白》、《惡魔》以及以上所說的《詩人之死》等詩篇。這些長詩都是寫與社會抗爭、與罪惡抗爭、拋棄者與被拋棄者。「罪惡」懸在他們的頭上，罪惡通常被神秘籠罩，並以苦難的意象表現出來。這位雖然是沙皇軍官學校畢業的士官生，但他卻敢於反抗沙皇的殘暴統治，短暫的一生屢遭挫折與痛苦，與普希金一樣，也是在一次精心策劃的決鬥中，生命之弦突然崩斷。

「白銀時代」概念的另一種用法見於俄國詩歌史研究中。一些俄國詩歌史研究者把為詩人普希金、萊蒙托夫的名字所照亮的那個時代稱為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而把以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詩人阿·阿·費特、阿·尼·麥科夫、亞·彼·波隆斯基、阿·米·熱姆丘日尼科夫等為代表的那個詩歌時代，叫做俄羅斯詩歌的「白銀時代」。但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如果說十九世紀的上半葉是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的話，與之相延續的是,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俄羅斯詩壇相應又出現了一個「白銀時代」。這在學術界存在著明顯的分歧和爭議。在這裡，我們姑且不去爭論。

上世紀二十年代，據說有一次，阿赫瑪托娃家來了幾位詩歌界的朋友，大家在一起朗誦詩歌，探討俄羅斯當代詩歌的發展問題。在談到俄羅斯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關係時，小古米廖夫隨口插了一句:「你們如此嚮往普希金的時代，把它稱之為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那麼,你們就是白銀時代了?」據說此話一出，當時就得到了大人們的認可。但事實上這種說法也只是一種傳聞，不能作為可靠的史料來看待。

「白銀時代」這一概念由首創到流行的整個脈絡，中國研究俄羅斯詩歌的學者通常認為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的這一撥詩人，如勃洛克、別雷、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吉皮烏斯、布洛茨基、阿波利奈兒、帕斯捷爾納克等人。他們的詩歌創作是俄羅斯詩歌的又一高峰（茨維塔耶娃也算一個，雖然她在當時的蘇聯是一個遊離於各流派之間的特立獨行的女詩人），堪與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以普希金、萊蒙托夫、丘特切夫等人為代表的的「黃金時代」相媲美。他們顯然忽略了十九世紀下半葉以費特、麥科夫、波隆斯基等為代表的那一撥重要的詩人。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阿赫瑪托娃創作了一部長詩《沒有主人公的敘事詩》，她在其中重現了世紀初彼得堡知識分子的精神探索。在這部長詩中，她寫下了這樣一個句子:「白銀的月亮在白銀時代的上空燦爛地凝固」。這個意象預言了二十世紀近乎毀滅性的災難。這就使「白銀時代」由概念進入到了形象傳播的層面。

「白銀時代」詩歌傳入中國大概在「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一些先驅者就對「白銀時代」的詩人有過一定介紹，像勃洛克、索洛古勃、別雷、葉賽寧等，都有作品被譯成中文。但是，由於「五四」時期新文學的關注點並不在文學的現代性這個層面上,而是把任務主要集中在如何喚醒民眾這樣一個焦點上。這就使得當時的中國文學工作者不可能把更多精力放在形式較先鋒、思想較超前的「白銀時代」的詩歌上。

「白銀時代」詩歌開始受到中國詩人的重視,可以追溯到文革中的地下詩歌。「朦朧詩」的前身「今天派」，而「今天派」的前身又可以追溯到「白洋淀詩群」。像芒克、多多、北島這些詩人,當時接觸到了一些所謂的「黃皮書」(即在內部出版的、供批判用的書籍),因此,得到了「白銀時代」詩歌最初的滋養。需要提到的一套書就是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這木書在整個俄羅斯文學史上不算是重要的書,但是它對中國朦朧詩以後的詩歌影響是巨大的。很多中國詩人都從這套書中知道除了馬雅可夫斯基、特瓦爾朵夫斯基以外,還有一些像勃洛克、巴爾蒙特、葉賽寧、茨維塔耶娃這樣優秀的詩人。

「白銀時代」詩歌對中國新詩的影響在文革期間只是一種潛在的力量，真正產生較大的影響是八十年代初期，當時「白銀時代」的詩人的譯作陸續出現在國內的一些詩歌文學報刊上。「白銀時代」的詩歌全面進入中國讀者的視野是在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五十年代,我們曾經「一邊倒」式只接受蘇聯文學，而排斥歐美文學。對蘇聯文學詩歌的接受是不加選擇的。俄羅斯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大詩人的作品，並未介紹到中國來。目前,這種傾向已經大大改變,當代詩人在選擇自己的詩歌學習對象時，早已擺脫了盲從的誤區,他們往往選擇與自己的氣質比較接近的詩人和作品進行學習借鑒,並嘗試著超越。我們同時也看到了當代詩人對異域營養的吸收也不再是單一的胃口，而更注意兼容並蓄。除了俄羅斯詩歌，同時也向聶魯達、瓦雷里、馬拉美、里爾克、奧登、荷爾德林等歐美詩人們人學習。當前中國詩人接受西方詩歌所顯露的寬廣胸懷,是面對外來文化的一種正常的態度。

我這次從今年八月十日開始的俄羅斯之旅，讓我對俄羅斯這個國家無論是從感性層面還是理性層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儘管時間很短，但心裏面總感覺有一種強大的衝擊力。這個民族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難險阻,絕對是一個打不垮、征不服的民族，是一個偉大而堅韌的民族,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藝術氣質的民族。

在俄羅斯期間，我一共創作了十多首詩歌，如《在貝加爾湖畔》、《涅瓦河上》、《紅場》、《聖伊薩基耶夫大教堂》、《葉卡捷琳堡》、《十二月黨人廣場上的遐思》等。在涅瓦河上，我變成了一朵空中的白雲，環繞一片傾斜的桅杆，彷彿夢中也曾見過你，但並未喊出你的名字—阿赫瑪托娃的河流；在貝加爾湖畔，我看到紅彤彤的野蘋果像晚星一樣閃爍，在那湖水忽漲忽落之際，沿著一彎新月不再改變方向，白樺樹將回收所有的樹葉；在聖伊薩基耶夫大教堂，我探索的真相像螢火一樣閃爍著幽幽藍光，星座誕生在我們的頭上；在十二月黨人廣場上，大地還在黑暗的世紀里守望著黎明，在覆蓋著冰雪的荒野，我拾起幾粒草籽，用手指捻除凝固在上面的蒼涼，並奮力吹去天空的孤寂。

詩歌貴在揭示，詩人崇尚美和真理。真正的詩歌不需要詮釋，它總能找到知己。

（在北京作協第一次文學沙龍活動中的講座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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