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是春秋時期老子(李耳)的哲學作品。《道德經》被譽為萬經之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名著之一，對中國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刻影響。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道德經》是除了《聖經》以外被譯成外國文字發布量最多的文化名著。《道德經》主要論述「道」與「德」：「道」不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個體修行即修道的方法;「德」不是通常以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應必備的特殊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為人處世之方法。子的本意，是要教給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礎，道是德的升華。沒有德的基礎，為人處世、治家、治國，很可能都失敗，就沒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是為修道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可能也是人所共需的;修道者更需要擁有寧靜的心境、超脫的人生，這也缺「德」不可。

《道德經》主要論述「道」與「德」：「道」不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個體修行即修道的方法;「德」不是通常以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應必備的特殊的世界觀、方法論以及為人處世之方法。

老子的本意，是要教給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礎，道是德的升華。沒有德的基礎，為人處世、治家、治國，很可能都失敗，就沒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是為修道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這可能也是人所共需的;修道者更需要擁有寧靜的心境、超脫的人生，這也缺「德」不可。《道德經》德經部分，在經文中佔了很大部分，這是修道的基礎。

「道」是渾全之朴，「眾妙之門」。「道」生成了萬物，又內涵於萬物之中，「道」在物中，物在「道」中，萬事萬物殊途而同歸，都通向了「道」。

「道」不只是有形的「物質」、思慮的「精神」、理性的「規律」，而是造成這一切的無形無象、至虛至靈的宇宙本根。「物質」、「精神」、「規律」皆是「道」的派生物。 「道」是先天一炁，混元無極，「道」是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至簡至易、至精至微、至玄至妙的自然之始祖、萬殊之大宗，是造成宇宙萬物的源頭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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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文獻記載，老子靜思好學，知識淵博。他的老師商容教授知識過程中，老子總是尋根問底，對知識非常的渴望。為了解開自己的疑惑，他經常仰頭觀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為何物，以至於經常睡不著覺。後來，商容老師「實乃老夫之學有盡。」推薦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獻記載：」老子入周，拜見博士，入太學，天文、地理、人倫，無所不學，《詩》《書》《易》《歷》《禮》《樂》無所不覽，文物、典章、史書無所不習，學業大有長進。博士又薦其入守藏室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書，汗牛充棟，無所不有。」通過這段經歷，老子積累了豐富的學識，也使他遠近聞名。

老子生於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的環境是周朝勢微，各諸侯為了爭奪霸主地位，戰爭不斷。嚴酷的動亂與變遷，讓老子目睹到民間疾苦，作為周朝的守藏史，於是他提出了治國安民的一系列主張。

函谷關的守關關令尹喜對《道德經》的成書也起了巨大作用，他少時即好觀天文、愛讀古籍，修養深厚。司馬遷在《史記老子傳》中記載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終」，尹喜感動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體驗和以王朝興衰成敗、百姓安危禍福為鑒，溯其源，著上、下兩篇，共五千言，即《道德經》。

《道德經》主題思想：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道德經》中老子思想的精華。「道」作為《道德經》中最抽象的概念範疇，是天地萬物生成的動力源。「德」是「道」在倫常領域的發展與表現。「道」與「法」在規則、常理層面有相通點，但不同於西方自然法。「法」應效法自然之道，在辨證的反向轉化之中發揮其作用。

哲學上，「道」是天地萬物之始之母，陰陽對立與統一是萬物的本質體現，物極必反是萬物演化的規律。倫理上，老子之道主張純樸、無私、清靜、謙讓、貴柔、守弱、淡泊等因循自然的德性。政治上，老子主張對內無為而治，不生事擾民，對外和平共處，反對戰爭與暴力。這三個層面構成了《道德經》的主題，同時也使得《道德經》一書在結構上經由「物理至哲學至倫理至政治」的邏輯層層遞進，由自然之道進入到倫理之德，最終歸宿於對理想政治的設想與治理之道。也就是從自然秩序中找出通向理想社會秩序的光明正道。

「道法自然」的法哲學思想內涵

一、「道」與「德」之內涵界定

1、「道」：老子在《道德經》開篇闡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這是老子對於「道」這個概念的總括性的描述：道，非當時社會一般的道, 即人倫、常理之道，也非當時時人所能命名之道。「道」在老子那裡已經超越了世俗社會生活，更加接近於自然法則之道，因為天地萬物的始基與母源在於「道」，由道開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由此，老子用「玄之又玄」來描述道的特殊性與深奧性，而其實這個「道」雖然「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捪之而弗得」，但老子所言之道並不遠人，這裡只是老子用「玄」來強調他所言之道與當時社會所言之道的差異性，並且闡述他所言之道的超然性與根基性。

所以老子在後面的論述中又坦言，「吾言，甚易知也，甚易行也，而人莫之能知也，而莫之能行也。」老子感慨道：「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而懷玉。」

老子所言之「道」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蕭呵，潦呵，獨立而不垓，可以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這句話意思是，在天地生成之前，宇宙中就有混沌的物體存在，它幽靜無聲，廣闊無邊，無依無靠又長存不改，它就是化育萬物的慈母。「我」——老子不知道它的名字，就勉強稱它為「道」，命名為「大」。

由此得知，老子所言之道首先具有物質性，是天地萬物生成的原始動力源，並且它的存在獨立而不可丈量，具有無限性。對於「道」這種力量，老子自己是無法給予它確切的描述的，所以他認為，道只是權宜之稱。

道的特性：老子說，「道沖，而用之，有弗盈也。」道體似虛而實，所以體內蘊含用之不竭的物質和能量，但不會因自滿而溢出。老子認為，道體柔而不剛，內部單純，外部樸素無華，且清澈透明，長存於天地之間。所以道無處不在，不管是個人，還是人類社會，包括天地萬物都應該效法道而運行，而道法自然，返璞歸真。這裡的「自然」字面解為自己如此，但是道與自然規律是同一的，也即「國中四大」皆應效法自然無為而無不為的特性，從而保持自身「天長地久」。

老子所處當時西周社會，諸侯各國窮兵黷武，戰亂頻仍，社會之禮儀倫理已無法恢復，所以老子看透人類社會之所以會紛爭不已，都是由於聖人、禮儀、法令、慾望、智慧等有為措施所引起的，正是因為社會看中名利、實力、好勝等榮譽，所以天下才會出現資源有限性的佔有之爭。老子因此提出回歸自然，順應無為而治、清凈絕智的自然世界的規律，從而才能守弱勝強，達到小國寡民的平靜生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

2、「德」：「德」是「道」在倫常領域的發展與表現，因此由道進入德是由自然秩序同向社會秩序的一道屏障，即轉而論述人的行為規範。德與法都是規範社會與人的行為的約束力量，但在老子那裡兩者有不同的地位。老子認為，上德的本質與道之德的本質同於一，因此上德源自於「道」 。老子所言之德也不同於常人所言之德。第三十八章載：「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失德，失德兒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老子認為，上德主張無所事事，一切順應自然，帶有明顯的「無為」特徵，可理解為因循自然的行為規範。這種因循自然的德重生命，輕名利，持守清靜，戒除貪慾，息心止行，悟道四達, 自然無為，同時以百姓之心為心，將自身與自然融為一體，最後歸於道。下德由上仁、上義及上禮組成，需要人實際去實行與推廣，帶有明顯的「有為」特徵，注重人為的行為規範。從這裡可以看出，在老子眼裡，孔子推行的仁義理智信只是人為教化的結果，沒有達致真正無為超脫的上德境界，所以貶之為下德。上德的無為境界與法本身需要國家制定、國家干預以及公之於世的特性相違背，所以法律不過是下德的範疇而已。但是下德之中，法律與仁、義、禮又有所不同，老子並沒有把法納入到下德的探討範圍之內，似乎可以得出，老子認為，仁義禮是高於法律的，而法律不過是一種治國之器物。

老子之德與孔子之德有區別，同時也不同於「禮」，但是世俗之法與禮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從某種程度來講，春秋戰國時期，禮法之間是合為一體的。孔子之德在老子看來是屬於「下德」範疇，是屬於人為規範的領域，而老子認為，上德表現為無為，即不去考慮德與不德的問題, 反而是最大的德。

《道德經》其要在乎理身、理國。理國則絕矜尚華薄，以無為不言為教。理身則少私寡慾，以虛心實腹為務。

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治國，並在其中。

中國古典哲學的最高範疇是「道」，而「道」的觀念是《老子》首先提出的。

——張岱年

老子思想的集大成——《道德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tuò)手可得。

——尼采

或許除了《道德經》之外，我們將要焚毀所有的書籍，而在《道德經》中尋得智慧的摘要。

——威爾·杜蘭

每個德國家庭買一本中國的《道德經》，以幫助解決人們思想上的困惑。

——施羅德(德國總理)

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諧的奧秘、尋找社會的公正與和平、追求心靈的自由和道德完滿三個層面上，對我們這個時代都有新啟蒙思想的質。道家在兩千多年前發現的問題，隨著歷史的發展，愈來愈清楚地展現在人類的面前。

——普利高津(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教授、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

《道德經》內容涵蓋哲學、倫理學、政治學、軍事學等諸多學科，被後人尊奉為治國、齊家、修身、為學的寶典。它對中國的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的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先秦諸子、中國人的文化思想等沒有不受老子影響的。它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學、宗教等等方面。據元朝時的不完全統計，先秦以來，研老注老著作至元朝時就超過三千餘種，具有代表性的不少於一千種，從側面說明了《道德經》的巨大影響。

毛澤東對《道德經》的引用

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其中說到要「互通情報，這對於取得共同語言是很重要的」，批評「有些人不是這樣做，而是像老子所說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彼此之間就缺乏共同的語言」。「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語出《道德經》第80章，體現的是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後來用來形容彼此不了解，不互通音訊。

1945年4月2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中，在談到面臨的困難和應對的目標時，毛澤東說：「我和國民黨的聯絡參謀也這樣講過，我說咱們的目標：熬頭條，就是老子的哲學，叫做『不為全國先』。就是說，咱們不打熬頭槍。」他引用了老子「不敢為全國先」的名言，意思就是先棄後取，先退後進，先讓後爭，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策略。實踐證實，毛澤東的這一戰略計劃是富有遠見的。

1949年8月18日，在中國革命勝利前夕，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悄然離去。毛澤東寫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其中談到：「多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么?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反動派，對於我們，不但『以死懼之』，而且實行叫我們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這句引語出自《道德經》第74章，原文是：「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而殺之，孰敢?」毛澤東這裡說的「民」是指有志氣、有骨氣、有能力的中國人民，面對美蔣威脅奮起抗爭。也正是這些中國人民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新中國成立以後，直至晚年，毛澤東依舊常讀《道德經》，在發言、談話、文章中每每引用老子名言，並十分重視對老子思想的研究。

1957年2日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談到：「在一定的條件下，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好的東西也可以引出壞的結果。老子在兩年以前就說過：『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並舉出了日本侵佔中國最後失敗的例子。老子這句極富哲理的語言包含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即有關對立統一和矛盾轉化的問題，這正是毛澤東極其看重的一點。毛澤東對《道德經》愛不釋手，每到一處必帶《道德經》。

結語

《道德經》內容涵蓋哲學、倫理學、政治學、軍事學等諸多學科，被後人尊奉為治國、齊家、修身、為學的寶典。它對中國的哲學、科學、政治、宗教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的一種世界觀和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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