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台擴容 目的直指政治宣傳

1931年7月5日，國民政府行政院通令財政部，撥款一百二十一萬元，用來擴充中央無線電台。這個消息，以《中央擴充無線電台大電台開幕前尚須一百二十一萬元，國府會議通過由行政院令財部照撥》為題，出現在7月6日的國民政府《中央日報》上。文章的大意是說，因無線電宣傳頗為重要，原有電台功率已有局限，為了擴充無線電傳播區域，更好地進行宣傳，需要擴充無線電台，然而這個舉措將耗資巨大，因此希望財政部能夠順利撥款。

1932年，這裡成為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台的新台址

1931年，正是國民政府全面開展建設的時候，各個「衙門」都在要錢，財政部已收緊撥款，在這種情況下，無線電台擴充能順利地討到經費嗎？文章簡明扼要地說，「經國府第一次會議，決議照辦。」由此可見，無線電台作為宣傳工具，得到了國民政府的高度重視。那麼，這則消息的出台有何背景呢？

中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廣播電台，主要播送「消費指導」

「這則消息中的『無線電台』，重點指的就是無線廣播電台。」江西省電子信息工程學校的姜連煌（音）老師告訴記者，1931年的時候，國民政府的中央廣播電台已經建立近四年了，但在國民政府的中央廣播電台建成之前，中國就已經出現了廣播電台。

據介紹，1918年，德國創建世界上第一個無線廣播電台，五年之後，即1923年，中國無線電公司經理、美國人奧斯邦便在上海廣東路3號大來洋行屋頂創辦了中國第一座廣播電台。這個電台每晚8點至9點播音1小時，內容有新聞、音樂、演說等。開播第三天，電台就播出了孫中山的《和平統一宣言》。但這個電台只維持了3個月。

而隨後在1927年出現的由中國人自己開辦的第一家廣播電台，則充滿了商業的味道。

「提到這家民營的廣播電台，就必須提到上海的新新公司。」姜老師說，新新公司的老闆是僑商劉錫基。他原本是大公司先施公司經理，因對公司利潤分配不滿，脫離公司後籌集資金300萬元，選擇毗鄰老公司的哈同洋行房地產地皮，蓋一座中型百貨公司。

1927年元月，新新公司開業。為了吸引顧客，新新公司突發奇思妙想，開設了一家廣播電台，主要廣播京劇、灘簧、申曲、滑稽戲、文明戲等節目，還播送時事新聞。這個被稱為「玻璃電台」的新玩意設在新新公司的六樓，電台四周都是玻璃牆，來這裡的顧客可以一邊購物，一邊觀看播音和演出的情形。

這個電台還日夜不停地為新新公司及其商品大做廣告，很像今天的「消費指導」。喜歡新奇的上海人一傳十，十傳百，紛紛相邀前來光顧。新新公司的生意逐漸興隆起來，在南京路站住了腳。

「而國民政府建立的廣播電台，目的則直指政治宣傳，並且這個電台的建立，可謂一波三折。」

陳果夫籌建廣州電台，因經濟拮据停止

「說起國民政府的廣播電台，就必須提到陳果夫。」姜老師介紹說，1924年左右，在上海的陳果夫無意間聽到了廣播里的新聞，敏銳地察覺到廣播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價值。在當時的條件下，識字的人很少，報刊的宣傳效果不能與廣播比。他立即產生了為廣東革命政府設立廣播電台的念頭。可是，當他向上海的無線電專家發出邀請時，卻因廣東的形勢不穩而遭拒絕了。不久，陳果夫到了廣州並擔任要職，他與國民黨元老張靜江商量此事，張也很感興趣，於是，陳果夫開始籌劃在廣州建立電台的事。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重要人物出現了，他就是李范一。李在美國專攻無線電，並在美國無線電製造廠工作十多年。」陳果夫得知李范一回國後，就電邀他到廣州來。

李范一認為，要在廣州建立一個廣播電台，至少需大洋4萬元。張靜江商請當時的財政部長宋子文撥款，宋子文怕該款撥出後被挪作他用，遲遲不批。張靜江於是就直接請宋將款撥給陳果夫保管。陳果夫領到錢後，交待人到上海去採辦機器。不料，到了上海才發現，必須要15萬塊左右的大洋才能買來機器。這無疑是個天文數字。因此，在廣州設廣播電台的事不得不停頓下來。

功臣李范一性格耿直，不滿舞弊辭職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李范一主張設立無線電製造廠。陳果夫於是將辦廣播電台剩下的三萬五千元交給了他，李范一說不夠用。陳果夫便請蔣介石下手令發給十萬元。蔣介石再三解釋無款可撥。陳果夫卻說：「只要有一手令就好辦。」蔣介石於是下令發洋十萬元。儘管錢無處可領，但李范一這位在美國先攻讀經濟後攻讀無線電的專家，立即用蔣的手令籌來了一些款子。到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時，他共造出無線電機器十三部。

1928年春，李范一向陳果夫報告說，上海有一架500瓦廣播機待賣。此時國民黨內部正在內訌，蔣介石也尚未復職。為了能使國民黨自己的廣播電台開機，陳果夫設法借七千兩銀子，把廣播機訂了下來。此後，陳果夫陸續設法墊款1.9萬兩，訂購了500瓦的中波播音機全套。在陳果夫的主持下，1928年5月，勘定了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後院西南角的一塊空地，建造了機房，裝置號鐵塔。8月1日下午，廣播電台在中央黨部大禮堂舉行落成及開播典禮，並正式命名為中央廣播電台。

李范一

「建立廣播電台的功臣李范一，1930年被任命為交通部電政司長。但他不久就辭職了。」姜老師說，因購買電機等設備，李范一與交通部負責人發生很大的矛盾。他去上海簽訂合同時，發現文件上機器規格和質量，本身價值與付款數字不符，吃虧數萬元，他憤然地說：「虛報數萬元，成什麼話，我決不同流合污，決不簽字。我不簽字，他們就買不成！」隨即飛回南京，堅決辭職不幹。

國民政府的中央廣播電台雖然是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電台，但電力有限，電波覆蓋範圍較小，甚至僅南京一市，就存在城東和城南收聽效果不一樣的局面。如果不從各方面擴充中央電台，勢必會影響其發展。於是，1931年7月5日，國府會議通過由行政院令財部照撥一百二十一萬元，用來擴充中央無線電台。

其他廣播電台節目內容被嚴格限制

1932年11月中旬的一天，江東門外北河口的新台址舉行開播典禮，這裡新出現了一座75千瓦的強力廣播電台。而這一天，南京的一些公園特辟出小廣場，將收音機置於草坪上，放大音量，讓市民收聽。「這其中有件事情值得一提，據說，當時向德國一家公司訂購中央電台廣播機的功率為50千瓦，可後來卻變成了75千瓦，且是原價格。原因是這家公司原打算給陳果夫回扣費被拒絕了，於是他們主動地加了25千瓦。」

功率增加後，中央無線廣播電台在海內外都可以收聽，這使日本大為震驚，因為當時日本全國僅有1萬瓦特的電台5座，其電台功率總和還趕不上我國一座。「與此同時，延安也能清楚地收聽到。」

「然而，有一點讓陳果夫沒有想到，就是各種公營、民營電台隨後越來越多。1934年，僅上海一地就有電台54座。由於沒有統一的標準，電台之間相互干擾很普遍。」姜老師分析說，這實際上非常不利於廣播事業的發展。但國民黨的主要精力不是放在科學控制地方電台，而是在審查廣播節目內容上。他們規定，各地電台，自1936年2月20日起，除星期日外，每天從晚上8時起至9時05分，必須一律轉播中央廣播電台節目。1936年10月28日，又規定，凡是屬於宣傳、教育、演講的內容，公營電台應該占多數，民營電台也不能少於40%。更為具體和嚴密的是，各電台必須把制定的每期節目表送交審查，每天播送節目的標題和擔任者姓名，也要提前編造報表，等待審查。

「南京之鶯」因眼疾離開播音崗位

「對於老南京來說，怎麼會不知道國民黨的中央廣播電台呢。」87歲的老南京魏全德告訴記者，年幼的時候，他是一個地道的廣播迷，因為家住下關，收音機的信號特別好。「我印象最深的，是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前那一系列的報道，那時我雖然剛剛七八歲，可記得清啊。廣播里說，為了奉安大典，市民不能光著上身。所以，那個夏天，我第一次穿上了小背心。但是，我那些住在中華門一帶的夥伴就說，他們那裡聽得不太清楚，經常有『刺啦刺啦』的刺耳聲。我還記得，有一年南京的霍亂特別厲害，廣播里就整天在播，告訴市民不要生喝井水，不要買路邊的荷蘭水。還有，西安事變後的第二天，廣播就在大罵張學良，我們反應不過來，後來才知道他把蔣介石給扣了。」至於其他的廣播電台，「不聽，因為，沒有頻道能有中央電台清楚，你看那塔，一百二十多米高，有幾家能有？」魏全德用手指著不遠處那高聳的發射鐵塔說。

而讓魏全德印象最深的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員，便是有著「南京之鶯」美譽的劉俊英。

「劉俊英剛來播音的時候，我十歲，剛剛吃了長壽麵。聽說她來自北平。當時，是南京這邊派人去北平招收女播音員的，報名的人特別多。」據魏全德回憶，他曾經聽人說過，那考試場面十分壯觀，有二三千名考生將考場擠得水泄不通。而當時在北平女子師範大學攻讀教育學的25歲大學生劉俊英表現十分突出，最終脫穎而出，成為播音小姐。

來到南京後，劉俊英除播報新聞、專題外，還主持兒童節目，「不但小孩子喜歡，大人也喜歡。」劉俊英在東南亞甚至日本都很受歡迎。日本也專門有人來南京採訪她，稱她為「南京之鶯」。「但是抗日戰爭爆發後，我就再也沒有聽到她的聲音了。聽說是因為她的眼睛出現了問題，看不清稿子，不得不離開播音的崗位。」

【來源：《現代快報》文/張榮，原題：國民政府中央廣播電台擴容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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