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喜好不能代替歷史評判、探尋一個清晰的多維坐標系

【觀點】

個人喜好不能代替歷史評判

朱中原

判斷書法文本，判斷書法史，判斷書法家和書法作品，不能僅僅以簡單的優劣和喜好作為標準。

好壞優劣是很個人化的判斷方式，喜歡就可以說好，不喜歡則可以說不好。例如齊白石、張大千，有人喜歡齊白石，有人喜歡張大千，喜歡齊白石者多不喜歡張大千，喜歡張大千、溥心畬者也未必喜歡齊白石。喜歡民國舊京畫派的人未必喜歡齊白石，喜歡齊白石的人未必喜歡民國舊京畫派，這些從個人欣賞角度來說都各有其理，但都一定程度上帶有比較強烈的個人化判斷，不能代替理性的學術審視。當然，頂級的學術權威的個人化判斷可作為學術判斷，因為這種個人化判斷已經包含了很多的學術含量。不過，學術研究本身也是比較獨立的，獨立就意味著有個人化色彩，但這並不簡單地等同於個人喜好。

比如單就晚近的書法史評判而言，康有為和吳昌碩都是可以進入書法史的大人物。但現在的人多喜歡吳昌碩而不喜歡康有為。因為吳昌碩是如今許多職業書畫篆刻家的經典偶像，也是很多人的夢想，喜歡屬常理，而且，吳昌碩是做的多說的少，一天到晚都在不停地刻呀寫呀畫的，純以作品說話，不會留下太多話柄。但康有為就不同。康有為是思想家、言論家、政治家、行動家，不論是政治還是書法，他都是既在行動又在言說，而且言說的有時還與行動的不一致，這自然易令人詬病。說話太多會留下話柄，但不說話怎麼能行呢？康有為偉大就偉大在他留下了很多在我們今天看來有點離譜的思想和言論。當然，單論書法的功力，吳昌碩或許高於康有為，但若論開創性，則吳昌碩有所不逮。另外，很多人也認為他提倡碑學有偏頗。康有為提倡碑學，提了那麼多的觀點，如果放在那個時代語境下來解讀，一點也不偏頗。這個我在很多文章中也談過，不贅述。總體來說，康有為的書法史地位一定是高於吳昌碩的。原因很複雜，這並不是說康有為是政治人物地位就高，而是因為他在筆法、理論、美學及思想上的開創性。這是要看綜合成就的，而不是單純看作品。評價歷史人物，需要藉助於歷史人物的言語、行為，但是光有這些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歷史哲學的眼光。抽離了具體的歷史語境，僅憑其隻言片語來進行歷史評判，是非常不合理的。

中國人的評判方式，往往是道德式或個人化評判，再加上漢語表達本身的不確定性和豐富性，易給人豐富的聯想和武斷的誤讀，因此，也不宜把過去人對書家作品的評價拿來完全地當論據。說一個人好的時候可以用盡所有好的辭彙，把他捧上天，什麼什麼五百年來無人出其右，什麼什麼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古代人評論人也多帶有誇張成分，有很大水分，這種誇張式評論，是基於人情倫理的因素。當說一個人不好的時候可以用盡一切貶詞，極盡謾罵之能事。米芾批評唐人，說顏真卿、柳公權、懷素乃惡札之祖，如果把米芾的話當真那就完了。米芾是一個純粹的藝術家，他有時候說話是很天真的，有時又有故意的成分，他一邊在偷偷學他們，一邊又說這個人太差勁，這是一種策略。米芾甚至很多話看似矛盾，但實際不矛盾。對於這種矛盾的話語，就需要結合相應的歷史語境來判斷。現代人讀書，尤其是讀古人書，一定要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來看待。中國人說話是不大講邏輯的，或者說邏輯是隱含在內在的文字意蘊中的，但至少表面是不大講邏輯的。蘇東坡也是如此，蘇東坡判斷人和事，判斷藝術作品也是不大講邏輯的，他喜歡就說好，不喜歡就說不好，當然這不等於說他自己內心沒有判斷。

古代人一般有兩套話語，一套是顯性的話語，也即可以公開說出來的話語，一套是潛在的話語，也即不能公開說出來的話語。我們現在讀書，只能讀到他顯性的話語，潛在的話語是讀不出來的，這就必須具備歷史哲學的智慧，必須對當時的歷史語境進行深入考察，憑歷史經驗來進行歷史的判斷。不具有歷史經驗意識和歷史哲學素養而去從事歷史考證工作，有時會事倍功半。比如研究宋代的文學和書法，離不開對宋代文人黨爭的考察，以司馬光為代表的舊黨和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之間的論爭是很激烈的，新舊黨交替執政，蘇軾、黃庭堅等一幫文人都身處其中，所以他們的文學評判往往帶有個人化或道德式的傾向，不可完全當真，這就需要對當時的歷史文獻進行分辨。即使當時當事人說的是真話，也未必就是可信的話。假話一定不可信，但真話也未必可信。治史者須留意。

另外，任何藝術史，往往都是倫理判斷與美學判斷的交錯摻雜，甚至當事人也是如此。但當我們來理性審視藝術史的時候，則需盡量做到把藝術的交給藝術，把道德的交給道德；把喜好交給喜好，把學術還歸學術。將道德評價強加到藝術評價中去，往往會導致評價體系的混亂。藝術的問題屬於美學的問題，道德的問題屬於倫理學的問題，這兩個問題雖有交叉，甚至在某種情況下還可以是一致的，但在本質上是有區別的，尤其是在中國特殊的政治倫理語境下，美和善很多時候是說不清的，被我們自己搞混亂了。當然，我們也可以說「美是最高的善，善是最高的美」，但這是從最高本質上理解的美。最高的美就是善，最高的善就是美。這當然沒有問題。但是這裡的善，不是倫理學意義的善，而是美學和哲學意義的善，所以，不能以此善代替彼善。換句話說，研究美和善的問題，或研究藝術學和倫理學的問題，必須把各自涉及的學科原理吃透。如果把兩者混為一談，那麼，蔡京怎麼解釋？你能從蔡京字里讀出他的叛臣氣質？董其昌怎麼解釋？你能從他的字里讀出他的地主惡霸氣息？王鐸怎麼解釋？你能從他的字中讀出貳臣氣質？鄭孝胥的字里就充滿著漢奸氣？袁克文的字里就滿是脂粉氣公子氣和酒氣？

探尋一個清晰的多維坐標系

范美俊

喜歡美術史，對我來說純屬偶然。

念本科時我的專業是美術教育，二年級快結束時要分方向，很多同學都選擇了熱門的設計，我卻頗堅定地選擇了國畫，在班主任李炅老師發下來的空白紙條上寫上了「國畫志願者」並簽上名。老師說：學國畫需要多看書，所謂「工夫在詩外」。我也挺聽話，就認真看了些書但並不系統。其實，我也喜歡看書，初中時看了《魯迅全集》，高中看過巴爾扎克和中國大部分現代派作家的作品。語文成績也還不錯，1989年的中考語文總分100分只丟了4分。某次，剛從美國歸來的何工老師辦講座，在問答環節還因某個觀點與老師有小小爭辯，在場的李炅老師建議我先去看看李澤厚的《中國思想史》。後來，爭辯並沒有繼續但該書對我的影響卻發生了，時下的調侃「人丑就要多讀書」還真有道理。約從1994年始，黃宗賢老師的中國美術史、梁玖老師的藝術概論、陳洛加老師的外國美術史等課，為我打開了一扇豐富多彩的藝術之門，我如饑似渴地讀過不少相關著作。

2002年，在高校任教五年之後我考上研究生，師從黃忠賢、林木、盧丁等先生，勉強算是開始研習美術史了，雖無成績但興趣與日俱增。當然，也有點滴體會，這裡不妨拋磚引玉並乞教於各位方家。

一、興趣：探尋一個清晰的多維坐標系。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這對研習者往往有事半功倍之效。上課時我會向學生提問：青花瓷是什麼時間出現的？可能因標準不一樣答案五花八門。這時，結合幾件典型器，解釋一下青花釉料從哪裡來、元青花的窯址在何處、為何這樣珍貴，也許，大家興趣一下就來了。在研習某個具體問題時，經常會發生由點及面的知識探知欲。比如1593年，這一年的美術史究竟有些什麼我原本是不清楚的，而經過學習，知道該年是蘇州留園始建、徐渭（1521-1593）去世、董其昌中進士後的第三年。甚至，也了解到藥學家李時珍（1518-1593）在該年去世，而法國畫家拉圖爾（1593-1652）同年出生。各種東西一交集碰撞，有意思的很多東西就會蹦出來。史學家黃仁宇的名著《萬曆十五年》，以1587年這個歷史橫截面研究而獲得高度讚譽。美術史上的不少細節會引發有興趣者去探究，當答案出來的時候，某一時段的歷史、文化甚至地理的多維坐標系就會清晰地呈現在研究者面前，這樣的學術澄明之境自然相當美妙。

二、積累：多渠道積累相關的專業知識。俗話說「書到用時方恨少」，說明了平時積累的重要性。在美術史上留名的大家，往往具有較高的綜合文化素質，如蘇東坡、趙孟頫、董其昌等人，他們在詩文書畫方面都取得了極高成就，除天賦外也與其早年積累有很大關係，董其昌還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主張者。美術史其實也是一部形象的文化史，人文因素很重而牽涉到的學科也委實太多。研究佛教美術，如果不了解佛教常識自是無法深入，如以研究藏族美術史見長的格桑益西教授，就是得益於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藏族人，通曉藏語，熟悉藏傳佛教，也有繪畫功底。應該說，今人在收集史料方面要比古人方便許多，比如實體圖書、電子圖書和博物館資料都相當豐富，另外還有電視、微信等通俗易懂的媒介，只不過有些資料真真假假需要甄別。

三、運用：體現和升華專業知識的價值。知識積累並不是學習的最終目的，而運用才是，因此知轉化為識相當重要。運用知識對研習者來說，也不僅僅是指學究式研究或簡單實際運用，而更關乎個人及他人的藝術素養與能力。美國的大學如哈佛、普林斯頓並無美術專業，但通識性的美術史課及研究卻相當出色，可以很好彌補理、工等學科人文知識的不足。就論文寫作而言，不囿於狹窄的專業而運用文史哲等學科的常識，確實能夠解決一些問題。比如我探討清末民初中國書畫的現代轉型，就借用了社會學「社會現代化」的概念，找到了基於社會生產方式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逐漸過渡從而導致的審美變遷，這就要求在書畫作品的圖式和視覺元素上有適當轉換。眾所周知，傳統美術是在西洋繪畫影響下逐漸向現代過渡的，而書法幾無外來文化借鑒，但可以從古代碑版中尋找雄強的視覺元素，碑學因此「我注六經」般成為現代轉型的成功範例。

任何研習都可謂甘苦自知，但凡有興趣，多加積累和運用，尤其是在廣采博覽基礎上的小角度深入，自能探尋到一個更加清晰的歷史、文化甚至地理的多維坐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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