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山莊——康熙皇帝締造的「萬里長城」
號稱中國四大名園有北京頤和園、蘇州拙政園、留園和承德避暑山莊，唯避暑山莊最大，圈進一大片燕山峰脈，還有一圍「外八廟」，集南秀北雄、山川野趣，令人驚駭。整個山莊沒有雕樑畫棟，更無宏大建築，和北方民居四合院沒什麼兩樣，不愧為「山莊」。
如此簡潔、幽靜、清淡，也體現了康熙崇尚節儉、親民和塞、勤勉治國的決心。
山莊和外八廟的建築文化留下了「因其教、不易其俗」，「修一廟勝用十萬兵」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重大歷史見證，豐富多元的民族建築文化。山莊為漢式，外八廟多為藏式，多仿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桑耶寺。建築設計形式和整體布局，非寫實照搬，而是寫意，追求形神兼備。歷史、文化與科學價值並重。
我們在溥仁寺感受到，當年康熙六十大壽，蒙古王公來熱河敬獻千佛，求建古剎以賀。康熙的心態很豁朗：蒙古族在過去三皇時沒被統治過，五帝時也沒服過，而今天實現了全國一統，他們提這點要求不過分，准奏。
普寧寺是清政府平定準噶爾割據勢力達瓦齊叛亂後，乾隆勅建。乾隆七十壽辰，後藏班禪額爾德尼活佛率大昭、扎什倫布等僧侶一百餘人，涉大漠，跨草原，自願來賀。乾隆專修須彌福壽廟（扎什倫布寺），以供安禪。
而那座仿前藏拉薩布達拉宮而建的普陀宗乘廟，歷史意義尤其重大。遠在十六16世紀，西北邊疆居住厄魯特四部：土爾扈特、準噶爾、和碩特和杜爾伯特。明末因土爾扈特首領和鄂爾勒克因與準噶爾首領巴圖爾渾台吉不和，為避戰亂到伏爾加河流域放牧。
至17世紀末，沙俄對外擴張，賦稅夫役加上宗教迫害，使土爾扈特難以承受，不斷派人到青海、西藏禮佛。四十四年後（1758年），沙皇俄國拚命擴張，強征土族兵馬，在對土耳其、波蘭戰爭中，土族七八萬人死在戰場。
沙皇又令十六歲以上土部男丁應徵，如此種族滅絕政策，激起土爾扈特人極大憤怒，於乾隆三十五年重返祖國，「到太陽升起的地方去」。二十六歲的汗王渥巴錫率眾十六萬九千，開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萬里東歸，回到伊犁時部眾不足半數，余者死於沙皇追殺。
乾隆即撥送錢糧撫恤。後渥巴錫來山莊彙報回國情況。外八廟對這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記錄碑，均用滿漢藏蒙文字，象徵著自古西藏、新疆就是祖國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康熙締造的「萬里長城」，與歷代修築的萬里長城，如今都成了世界文化遺產。明長城功能早廢棄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而大清王朝的「萬里長城」，變成了一道「精神疆域」。不僅僅是為「避暑」，關鍵是消融了許多紛繁複雜的民族矛盾與衝突。
經雍正嘔心瀝血數十年打理，歷史發展到康熙孫子乾隆後期，驀然拐彎。他的政略戰略逐步與康熙、雍正背道而馳。康熙時代懷柔四海，和親為要，結好異族，而乾隆好大喜功，張揚於外，主要心思放在邊陲征戰上，有些仗完全可以不打，對待民族兄弟不一定動輒殺戮，還將其「武功」鐫刻山莊，使純樸山莊多了一縷帝國氣；康雍節儉施政，休養生息，勵精圖治，而乾隆大鋪排場，打仗過多使國庫空虛，民生不堪；康熙早就開放海禁，在粵、閩、浙、蘇分設海關，而過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閉關，夜郎自大。
1793年9月，一個英國使團來到山莊，希望乾隆批准他們派使臣常駐北京，開立洋行，開放天津、寧波、舟山口岸，請求英國貨物在廣州至澳門境內流通惠稅。這完全是一件互利雙贏、可以坐下來商量的大好事，可乾隆擺起帝國威儀說沒有任何談判的可能。
歷史到了十九世紀，世界發生巨變，而讓無視外部世界的乾隆，喪失了與西方文明、世界歷史發展變遷對接的機遇，終至後來簽訂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導致他的子孫面對內憂外患，不知所措，至死也沒弄出個所以然。
「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這些清末事件，永遠在後人心間成為一種歷史悲哀與民族心痛。
※烈火煉真金！康熙大帝在其繼承人的問題上並沒有失敗！
※擒鰲拜的康熙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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