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遊國博 閑思國寶

文 | 吉木曰

新年到帝都出差是一件很爽的事兒，更沒想到一呆就是十天左右，到了周末立馬給自己幹不了活兒找了借口，並暗示自己：只能按老規矩到京城各地各種浪浪的歡兒、爽爽的玩兒，想想自己也挺沒有出息的。本來打算再去頤和園或者圓明園瞅瞅，此兩處盛景雖去過多次，然冬日的皇家山水園林想必別有型姿，丰韻更俏，至今還未能一睹冬日芳華、一親寒媚楚楚，確實應該去試試。常想，自己個土包子還須要把這種物化的文明印記、高級審美情趣融入到自己的血液和骨髓中，使得自己膚淺的智識能短暫擺脫庸俗羈絆，使自己無聊的生命有點可以玩味兒的漣漪。

碰巧啦，同事琪姐也到北京公幹，看到我1月6日（星期六）去雍和宮後發的長篇朋友圈後就私信我，問我去過國家博物館沒有？我說，沒有啊，要不一塊去！我倆一拍即合，自己也打消了去頤和園、圓明園的念頭。1月7日（星期天）清晨，帶著耳機聽著「讓我再看你一遍從南到北，像是被五環路蒙住的雙眼……」走在北四環朔風凜冽的街道上趕往西土城地鐵站，耳畔那重音鼓點和悠揚大提琴讓人覺得世界很孤單也很蕭條，走進地鐵站沒有太多人等車，沒有曾經擁抱在一起的情侶和一雙雙年輕的熱烈地期待眼神，也許是周末吧不少人還在夢鄉，也許首都功能的新發揮吧，也許地鐵之下還有另一個未知世界吧。進入車廂，人不多，兩站之後就有了座位，還是習慣性地愛觀察地鐵上倦容不堪的人們：特佩服北京地鐵上的哥們兒、姐妹兒，前一秒還是蜷縮鼾睡，後一秒聽到報站聲立馬雞血般起身溜出車廂——毫無違和感，空蕩的地鐵甬道中他們瀟洒的甩著長發、抖著風衣，飛奔於視野之外，雖然我與他們近在咫尺，但是感受得到相互之間生命的距離特別遙遠、特別空冷……剛到北京時發現此種現象驚得我以為是在飆戲，而後來卻見怪不怪，說白了就是人們在首都生存有著無限適應性，在首都活著看似壓抑，說不定本質上是一種自由，是一種浪蕩，是一种放逐，畢竟遠離他們過去生活之軌跡、遠離家人之嘮叨、遠離熟人之虛情、遠離爆棚理想破滅之沮喪，遠離他們曾經的自己。

兩次安檢之後，走進了無比巍峨壯闊的中國國家博物館（據說是世界上最大的單體博物館），我在領票處等琪姐的到來，約好的九點半匯合她準時到達，相互一笑而信然。我喜歡和守約準時的人交往，雙方都有一種被尊重的價值提升感，人與人之間既複雜又簡單，既疏離又密切，往往是感知行為與信念的相似性而結伴同行，獨立而互賞，君子淡交而彌久。我倆進去後才發現，真的是一座宏偉建築、龐大得有些可怕，成千上萬人魚貫湧入，像撒胡椒面一樣變成浩大空間之下的「小螞蟻」。

此刻，不得不覺得北京搞建築有些盲從於超級巨型化，這樣搞法真的方便、經濟、妥當嗎？！去年參觀人民大會堂也是走斷了腿仍有不少會議廳沒看成，去故宮博物院也只是目不暇接觀看了部分開放的庭院，身心俱疲。我們左右瞄了下東西兩部大型展區，大致覺得看完中國國家博物館全部展廳、得勁兒看亦需要兩個整天，否則就只能淺嘗輒止、跑馬觀花了。「古代中國基本陳列」館可謂國博館藏國寶之精華，該館位於地下一層，先從遠古看起，有些新石器時代的古人模型和居住場景再現，再往裡走就可以看到展出的古人制陶器的景象，其中以仰韶文化和馬家堡文化為主，其中鷹形陶鼎樣子很可愛，萌態可掬；渦紋四系彩陶罐造型大氣古樸，古人審美似有了初始。我觀察到，從這兩件國寶的出土時間可以發現，鷹形陶鼎是1958年出土於陝西華縣太平庄；渦紋四系彩陶罐是1956年甘肅永靖坪徵集，也就是說兩件寶貝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出土的寶貝，那麼中國瑰寶在建國之前的在哪裡？值得深思，值得反思，據說大量更有價值的國寶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在法國盧浮宮、在大英博物館、在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顯然，就涉及到中國文物流失的國家追討問題，中國文物管理制度改革問題，中國國家文明記載的體制構建問題，我想當政者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需要在文明重構上下硬功夫、出大力氣，而不是修幾座大而無當的博物館、複製幾樣平庸無奇的假「古董」。

再來說說文明研究的精細化和專業化以及可能的學術國際化，國博對鷹形陶鼎的介紹為「仰韶文化（約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的代表器物，那麼仰韶文化斷代的依據是什麼，就憑出土的幾件陶器、幾件金玉器夠嗎？跨度這麼大，有沒有與紅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重疊？重疊後怎麼解釋文化的地域性、獨特性和融合性？有沒有經過嚴格的物理碳-14年代測定法去測定相關物件的年代，以及所代表的文化基因是什麼？同時有無第一手歷史文獻記載，有無其他歷史文物的佐證？據我所知，那時候還未形成可讀性文字或表意性圖案，那麼器物上的圖案又早於甲骨文時代，如何解釋相關圖案的意義和內容，依據又是什麼？我猜是沒有的，因此得出如此寬泛、大而化之的結論，粗鄙不堪，其文明傳承價值有多大，其學術水準如何，恐怕相關研究成果拿到國際上去不要鬧笑話或成笑柄就不錯了。

另外，所謂公元前5000年的仰韶文化，那麼中華文明豈不是又要拉長到7000年文明史，與我們歷史課本上標榜的五千年文明古國，不是又矛盾了么。很多歷史東西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絕不能是臆造的），中國人需要沉下心來踏踏實實搞自己的歷史研究，歷史學上的一些定論或論斷還是延續民國時候歷史學家根據西方學術思維和標準作出的一些基本判斷，那麼當代史學者該如何自處？！在我看來，陶器時代還不能稱之為真正的文明，因為它僅僅是智人剛剛脫離動物性的開始，其生存方式還處於蒙昧與野蠻階段。接下來，我們靠近青銅時代的展品，器物之精美讓人覺得不是文明的開始，而好似文明之繁盛，例如造型優雅纖瘦的青銅爵、端莊挺拔的婦好青銅尊、飽滿精緻的青銅瓿、豐闊妖嬈的青銅罍，真可謂一入青銅之境而觀古今中華之美學巔峰，嘖嘖稱奇古人為什麼在商周時期就能把青銅器物設計得如此美輪美奐，細節處理得如此高貴細膩，愁思於他們美學源頭在哪裡、嘆服於他們審美內涵之如何產生，莫不是有外星人幫忙！？哈哈哈。有時候覺得今人之審美，不是對過去的超越，而是對先祖之猥褻，如此醜陋的建築或器物甚至堂而皇之的擺在那些公眾場合、那些所謂博物館之中，糟踐的是誰，侮辱的是什麼，其實不言自明。固執地認為，青銅時代才是中華民族文明的真正起始，畢竟商周時期的歷史事實可以查探，可以有文物證據和史料證據的雙重印證，不是那麼虛幻、不是那麼詭異、不是那麼縹緲無蹤。商代晚期和西周時期，青銅器成為那個時期的主要文物，同時各地青銅器出現了不同風格的變化，有的走可愛路線，比如商王武丁時期的「後母辛」青銅觥；有的走大氣路線的「後母戊」大方鼎，有的走誇張路線青銅面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面具，造型浮誇、線條明朗、人神同構、其西南地域特徵的青銅器讓人耳目一新，別具風範。既然說到了「後母戊」大方鼎，那麼必須要說到中國研究古代歷史的基本工具——甲骨文和金文，可以說是現代人解碼古文明的唯一「鑰匙」。

記得小時候的初中語文課本上記載的商代青銅器代表稱之為「司母戊」大方鼎，而今歷史學家認為原來認知錯誤，把「後」字識別為「司」字是不正確的，現在予以糾正。其實我們就可以發現一個重要問題：甲骨文和金文如何確定它的字義，誰說了算的問題，也就是漢字演變考察的依據是什麼？雖然19世紀末開始發現甲骨文，到20世紀初的開始研究甲骨文，以及所謂「甲骨四堂」，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他們的識別依據又是什麼？我斗膽猜測，就一個字：猜，然後再佔山為王，把某個字確定為通用意義再經學術著作固定下來，然後參考金文的寫法或造型加以修正，後來人只能認可該字就是某字，以致於達到佔山為王、捨我其誰的文壇霸主地位，嘻嘻嘻。繼續回到前面我們談及中華文明史的起始問題，夏朝出土文物極少，《史記》和《尚書》記載夏朝的內容沒有客觀文物證據支撐，同時甲骨文主要是商周時代的文字記錄工具，那麼夏朝歷史完全可以說是人工臆造的歷史嘛，畢竟夏朝及以前的歷史都是道聽途說的傳聞證據嘛，當時又無文字記載，即使有記載也無人認識嘛，也說明其歷史客觀真相之不明確嘛。另，為什麼幾乎沒有夏朝出土文物？我們是不是要再次反思呢，如果存在夏朝墓地，不可能不被發現啊，我猜測夏朝基本史實是春秋時期和西漢董仲舒時期杜撰的歷史。

猜測的依據有這麼幾個方面：第一，《史記》和《尚書》、《禮記》記載內容資料來源，即使到現在通過考古發掘都沒有找到直接證據；第二，寫作此類書的作者有強烈的政治傾向，可能需要完成某種政治目的，《尚書》、《禮記》據傳是孔子所作（我猜是孔子弟子托偽所作），那麼要滿足孔子的理論主張或儒家的精神體系建設而需要夏朝歷史的杜撰（堯舜禹之故事，明顯是儒家政治意圖嘛），司馬遷所作《史記》而記錄漢代以前的史料恐怕也是不足夠的，並且《史記》本身也不是官修國史，同時司馬式難保不在著作中夾帶「私貨」（堯舜禹之故事再編，也是儒家思想嘛，尤喜頌古而諷漢、揚三皇而勸武帝）；第三，後學之人仍然有史學研究方面的的「路徑依賴」，在沒有發現直接推翻《史記》記載夏朝內容的證據前，也不好僭越與篡奪。

那麼，夏朝的真實情況是如何呢？我猜測夏朝前期仍然是部落狀態，甚至連原始宗教都未形成，因此殯葬過程是潦草的隨意的，或者未有正式殯葬禮儀（未安葬當然找不到遺迹），也可能夏朝前期的幾個主要部落還處於洞穴或簡單村落的居住狀態（也未形成遺迹的物理基礎），沒有可保留的實體居住場所，那麼未有固定形式的殯葬風俗就導致夏朝的文物遺迹無法保存，當然也就不可能發掘到任何有價值的夏朝文物。另一方面，夏朝前期未形成正式有效記錄的文字，就更不可能保存文明形態的記錄文本，故而本人堅信中華文明起始於夏末商初，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區間可以確定為：約公元前1600年至今大約3600年的文明史。也就是說，夏末之前不能稱中華沒有史，但至少難以成立嚴格學術意義上的文明史，大致可以描述為蠻荒史、野性史、族群史，是原始社會形態的末期。在國博，我發現青銅器內銘文（金文）記載事項與《周禮》、《左傳》等典籍有關記載事項可以相互印證的器物是：「頌」青銅壺，即西周晚期的精巧青銅器，那麼再次說明周朝的金文或銘文才是靠譜的文明記載工具，它們的存在使得考古學和史學科學的結合在一起，使得中國古代文明有了可以查證的依據。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青銅器造型發生了巨變，工藝水平和藝術水準出現了下降趨勢，這讓我感到奇怪，比如「蔡候申」青銅方壺、「齊侯子行」青銅匜。我想，這與周天子衰落有關，「國家」級制青銅器的大師流散，「國家」級制青銅器的財力消失，諸侯們製作青銅器恐怕有簡化之可能，同時它的使用正受到鐵器的衝擊。

國博古代館秦以後各朝代展品類型開始豐富起來，陶器、瓷器、金器、銀器、工具等大量展示出來，秦代的兵馬俑和銅車馬仍然體現著高超的陶器燒制工藝、金屬鑄造技藝也完美展示著秦人強健的審美偏好。到了漢代展品，印象極為深刻的為金縷玉柙（匣），該文物載明：玉匣又叫玉衣，是漢代皇帝和高級貴族所使用的殮服。它是根據身份的不同，將玉片用金縷、銀縷和絲縷綴合而成。該件玉衣的主人為中山懷王劉修，卒於公元前55年。現在看到這件金縷玉柙，製作之精美，保存之完好，絕對算是稀世珍品啊。讓我聯想到埃及木乃伊及其黃金面具和黃金全身包裹，該金縷玉柙的整體造型與工藝精度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說明古人（中外）對於死亡觀念的相近性，都覺得死後要需籠罩在財富和金玉之中，體現死亡後的規則與等級。

接著我們又參觀端詳了兩漢時期的玉器，比如西漢時期的「谷紋玉璧」、1955年出土於河北望都的東漢時期的「彩繪描金鳥獸雲氣紋玉枕」，這兩件寶貝玉面光滑溫潤，玉中紋路優雅，透明度不高但似有靈光，可以想見兩漢時期玉器的選料、加工、構型的出色，以及玉器使用者的講究與排場，儘管可能耗費不少民脂民膏，但是此類皇家物件的藝術水準還是不容置疑的。順便提一句，漢代仍然有不少青銅器，由於青銅器金屬成分的變化鏽蝕情況反而比商周時代要更嚴重，而其造型還是精密度、精美度，與商周都不是一個層級，比較乏善可陳。東漢後期到唐末，國博中展品呈現出兩個特點：其一，外來宗教進入中原大地，特別是佛教開始興盛起來，宗教意象的物件漸漸增多；其二，藝術形式多元化，書法、繪畫開始展現出古人別具一格的風貌。佛教壁畫、懷素書法、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之畫像等體現了多民族融合的趨勢，多種藝術表現手法的嫻熟應用，使得我們藝術體系不斷豐茂起來，為後世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藝術瑰寶。一掃看過去，我發現多數藏品數量不多，質量也不如故宮博物院，再具體看看藏品的發現年代，仍然是建國後出土或者改革開放後華僑、華人從海外購回，也就是說大量國寶不是在台灣就是在歐美強盜手裡，讓我這個二愣子有些氣憤，國弱被欺的印象再次浮現。

元明清時期的展品不少是瓷器，算是耳熟能詳，略知一二的物件兒，但是老實說我不太感冒，也不覺得十分牛逼，特別是元代青花瓷顏色顯得暗淡，色調顯得郁沉，造型也似乎四平八穩，無驚艷之感、無庸俗之媚，也就是不過如此罷了。但是我看到了原來歷史教科書上的幾幅人物肖像畫：王安石畫像、成吉思汗畫像、忽必烈畫像，這類畫像表情獃滯讓人覺得缺點兒什麼，另一方面中國畫沒有立體感，沒有透視效果，沒有走進畫中，沒有走出畫來的動態感與真切感，實話實說美感確實不足也提不起我多少興趣。走到「明太祖真像」面前，我十分嚴肅地忍住了0.5秒鐘就噗呲笑出聲來，這也算真像？朱元璋戴著小鹿角的黑色帽子，耳朵倒是齊肩的肥大，孫猴子似的「地包天、兜齒」模樣，也許人沒到、下巴先到半年，眼睛和眉毛從鼻樑中心向上斜拉，身上穿著暗紅色大袍子，其長相確實太捉急、太惱火了，我想當時的畫像師就不能講點點兒政治啊，美化一二嘛，要不怎麼也搞個「美圖秀秀」弄下啊！

尋思：老朱本人莫非還很滿意不成，會不會本人比這畫像更丑啊，哎呀媽喲，還好我不在明朝生活啊，東廠西廠再加錦衣衛，這樣妄議，會不會分分鐘被咔嚓啊……走進清朝兩位雄主的畫像面前，感覺繪畫技藝水平高了不少，莫非是西洋畫技法已經進入中國？郎世寧這位著名宮廷畫師有了長足進步？不管怎麼說，兩幅三米高作用的肖像畫還是很不錯的，突然聽到旁邊兩位估摸六七十歲的老太太們的對話，「這畫畫的是誰啊，玄燁（她們都念「華」）是乾隆，就是長得瘦了點兒；這個弘曆是哪個皇帝啊？努爾哈赤吧，挺白嫩的，這麼小都當皇帝啊……」我差點笑噴飯，心裡鄙視道：也不知道怎麼看的清宮劇，閻崇年恐怕也要哭昏在廁所，哎~我仔細一看，原來該兩幅巨型肖像畫下面介紹未留下兩位皇帝的年號，而是記載的本名，就弄出此等笑話來，看來部分人來了國博恐難長几個見識，不過讓我開心一笑也挺好啊。

其後，轉到四幅思想家的畫像前，我合十一拜，這才是我崇拜的大家：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這三位是大家熟悉的新派思想家，此時幾個學生模樣的參觀者對著王守仁的畫像指指點點談到，「這是誰啊？沒有聽說過啊」。聽到這樣的話，感覺到我們的教育出現了大問題，如此顯赫如此偉大的思想家竟然大中學生不知道，其實他們知道他（漢語歧義不就來了，他、他們到底是指誰？哈哈哈），只是不知道王守仁有另一穿越古今的名字：王陽明，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軍事家，一代「心學」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釋道三體，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精神巨人。為什麼不少人不知道他呢，因為太難讀懂他，不要說什麼大中學生，就是大學裡教授中國古代哲學的教授有幾個讀得懂王陽明，有多少人入得了陽明學之門道？！另一方面，政治教科書中哲學部分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對立性、排他性和獨尊性，而缺乏一種多元、包容、智慧的指導思想，愚蠢地將陽明學扣上主觀唯心主義的大帽，將王陽明打入封建主義、唯心主義、維護大地主階級利益代言人，竟而矮化、醜化、貶損一位世界級思想家。在我看來，王陽明是中國唯一（孔、孟、程朱理學為什麼不如選，因為他們還難以成為體系化的思想）可以與西方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康德、黑格爾等媲美的哲學大師，但是他在當代中國的歷史地位竟如此不堪可有鬼魅作祟耶！？熱切希望教育部門、宣傳部門更加開明一些，穩穩噹噹、妥妥善善地將王陽明恭恭敬敬地抬入學術之廟堂、哲學之聖殿、人文之頂峰。也許只有真正尊重知識和遵從思想本身，解凍中國本土思想之精華，誠摯以待本土思想家之高見，護佑本土思想家之人格，以致文史哲與數理工並駕齊驅，那麼民族和國家才有希望、才有後勁、才有復興！有時候再想：在中國土地上如何才能少些胡鞍鋼、少些張維為、少些馬屁精，少些虛頭巴腦的不臣之臣、弄臣佞臣可能是一件很難的事兒，但是多一些正直擔當的學問家總可以稀釋一些、滌盪一些「污泥濁水」吧。實際上，學術界和思想界需要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回歸，回歸學術與思想的本源，歷史的歸歷史、政治的歸政治、文化的歸文化，有交替重疊而不替代，有相互滲透而不僭越，重啟新時代的歷史文化哲學觀，倡導歷史哲學的人本主義價值觀，把歷史哲學中規律性認識作為匡正中國巨輪遠航之指南針與航標圖。

中國古代史陳列館之藏品確屬精中之精，國之瑰寶，但是這些藏品所展示的歷史是直觀的歷史，直觀的歷史就是真實的歷史嗎？我看未必，但是這些藏品是歷史研究的起點和基礎，是歷史觀念的本源。馬克思提到：存在三種歷史編纂學：直觀的、反思的和哲學的，實際上馬克思提及的三種歷史形態來源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講演錄》（黑格爾學生的課堂筆記）的三種形態的歷史著作。他說「觀察歷史的方法，大概分為三種：原始的歷史、反省的歷史、哲學的歷史。因此我們眼見的歷史文物，只能是原始的歷史，孔子的《尚書》、司馬遷的《史記》可以認為是一種反省的歷史，特別是司馬光編纂的《資治通鑒》其名稱直接表明了編纂者的意圖：以史為鑒。那麼實際上，宋代以後有沒有吸取歷史教訓呢？不是以史為鑒么，為什麼重蹈覆轍呢，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時至今日，中國大地上有了浩瀚的文物藏品，有了汗牛充棟的歷史著作，有了浩如煙海的歷史學者，但是我們的歷史規律性有掌握嗎？中國本土的歷史哲學或哲學的歷史在哪裡，它將以什麼形式誕生、將以什麼形式成長，會對中國未來產生什麼影響，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數！據說，多年前國家已經開始啟動編纂官修《清史》工作（本人藏有一套《清史稿》），我的母校作為清史研究之重鎮也承接了相當部分編纂工作，值得提及與自豪。然，不得不注意、不可忘卻：《清史》與《共和國史》之間還有一個悲壯、複雜、敏感、脆弱的《民國史》，共產黨人將以何種胸懷面對自己曾經的對手，何種歷史擔當去面對自己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何種民族大義去看待對手的歷史功績，也許才是一個真正的巨大的歷史性的具有終極歷史挑戰的任務。

突然想起一些無聊廢語，不吐不快：台灣問題要徹底解決，也是一個歷史性挑戰。台灣本土居民歷朝歷代都有離心離德的傾向，是地理位置和島民心理自然產生，不能太過責怪，但是中央政府對島嶼與屬民的統轄意志不能動搖，主權責任不可推卸，歷史擔當捨我其誰！然而，卻要在實際中主動考慮台灣島民的憂慮和心理，比如在台灣國民黨的在中國歷史上的功績時是需要中央政府正本清源的，還歷史真相、給後人一個交代，我想這既是務實的，也是有效的，特別是對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後的老兵及其後代會有一個很好心理慰藉；當然也能給大多數台灣省居民一種同種同源同歷史的歸屬感。

經歷了五個多小時的「長途」觀看，算是把中國國家博物館之古代基本館藏粗略瀏覽了一遍，雖然飢腸轆轆、人困馬乏，但是腦子裡不停地冒出奇奇怪怪的想法來：有人說「歷史不可以假設」，其實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歷史在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假設而成立的並現實再現的，同時歷史條件的變化促成了新的歷史局面，新的歷史局面又變成將來的歷史條件，周而往複、生生不息，國之長存、史之不斷。其實，我們要清醒認識到：歷史是可以反覆的，歷史悲劇是常常重演的，特別是那些不尊重歷史規律的開歷史倒車的行為，所謂的「人定勝天」、「逆天改命」、「倒行逆施」必然會被歷史教訓狠狠懲罰，今人不可不鑒也。

吉木曰於贛東北

二0一八年元月三十日夜初稿、二月四日晨修改

吉木曰文集經典回顧

責編：五月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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