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廣記||萬安山下曾植棉——洛陽棉花逸事

原標題：河洛廣記||萬安山下曾植棉——洛陽棉花逸事

棉花並不是花，平常說的棉花是開花後長出的果實中的棉纖維。棉花的原產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在古代也稱木棉，是借用了南方一種「木棉樹」的概念。明朝中期以後，棉花的種植從南方傳到洛陽，棉布取代麻布，成為僅次於絲綢的重要紡織品。從明末到清朝，洛陽是山陝豫三省的棉布和棉花交易中心之一，棉紡織成為一項重要的家庭手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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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棉布入洛陽

明朝時期，中原地區雖種植棉花，但沒有棉紡織技術，只有把棉花大批運到江南織成布後，再將棉布運往北方。明末詩人吳偉業作《木棉吟》說：「今也栽花遍齊豫，北花高捆渡江南。」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說，今北方棉花賤而布貴，南方恰相反，棉花泛舟而入江南，布則泛舟而入北方。

《閱世編》說，明末江南棉布生產量極大，「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兩，多或數十萬兩」。《警世通言》中就有關於洛陽大棉商褚衛的一個傳奇故事。

明朝萬曆年間，江西張權攜妻子陳氏和兒子張廷秀、張文秀搬至蘇州開木器店，富戶王員外看中張廷秀聰明伶俐，擇他為女婿。但他的大女婿趙昂欲獨吞王家財產，便勾結惡捕快楊洪，陷害張權入獄。張廷秀兄弟坐船到設在鎮江的江蘇按察院告狀，一天夜裡船至長江，楊洪一夥設計將兄弟二人灌醉捆綁起來，投入江中。

洛陽人褚衛，年紀六十開外，並無兒女，專在江南販布為生。一日，他的船載了一大批布出了鎮江，往洛陽進發，恰巧救下張文秀，張文秀拜褚衛為父，改名褚嗣茂，隨船到達洛陽。

褚嗣茂在洛陽考上了秀才、舉人，兩年後進京趕考，遇到同時進京趕考的兄長張廷秀。原來，張廷秀落水後也為人所救，並被南京禮部尚書邵承恩收為養子，改名邵翼明。二人同中進士，回蘇州救父出獄，合家團聚。

這個故事說明，明末洛陽大棉商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褚衛可能是虛構的人物，但褚姓發源於洛陽，起源於周代洛陽南部的褚氏亭。《警世通言》的作者馮夢龍說這位棉商姓褚，說明是對「天下褚氏出洛陽」的一種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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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農築成黑子樓

新安縣孫都村有王黑子樓，是明末建築，這是明朝孫都王氏莊園的一部分。王氏是洛陽最早大規模種棉花的大莊園主兼棉商。

據《孫都王氏族譜》和《王尚仁墓誌》載，孫都王氏的始祖王安道是山西太原商人，在朱棣發動所謂的「靖難之役」時，因太原大亂，他舉家遷孫都。其四世孫王尚仁廣植棉花，並從事棉花收購和棉布貿易，「家業日充，聲價日隆」。

王尚仁之子王應成，又名王黑子，因捐巨資，萬曆帝授其光祿寺署正。王黑子舊居原在今孫都小學以西之土崗上，為其父王尚仁所建。王黑子重新建造一處百畝豪宅，且四周築以高牆，有三座門樓，今黑子樓為其北門樓。此樓基呈正方形，高約30米。王黑子除從事棉花行業外，還從事絲綢、銀號、鹽、典當、客棧等行業。

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冬，李自成攻陷宜陽、新安後，兵圍孫都，王黑子率眾抵抗，兵敗被殺。李自成退兵後，族人葬王黑子，王鐸親寫墓誌。經此一劫，王氏家道中落。

3

采棉女自縊棉田

清朝康熙、乾隆年間，社會長期穩定，人口快速增長，洛陽經濟迅速發展。《洛陽縣誌》說，棉花，俗名白花，環萬安山一帶，種者尤多。《偃師縣誌》載，該縣「以種棉花為急務，婦女相勖助，朝夕織績，務婚嫁喪葬之資。紝車之聲，溢於里巷」。《孟津縣誌》說，孟津縣「邑無不織之家」。

《洛陽縣誌》中的《烈女傳》記載了兩位與棉花有關的烈女，一位是自縊於棉田以示清白的龐姑娘，一位是紡織盡孝的王姑娘。

龐姑娘是油坊村人，她是財主張氏的佃戶。在採摘棉花的季節，她與兩個妹妹到張氏莊園采棉，張氏之子企圖強姦她，她一面掙扎，一面讓妹妹們大聲呼救，使張惡少未能得逞。她回到家，啼哭不止，半夜時，自縊於采棉之處。她的弟弟到洛陽縣衙告狀，官府抓捕張惡少，按《大清律例》判其「斬立決」。

王姑娘是張白驢已訂婚的未婚妻。張家貧窮，張白驢跟著別人外出經商，一去不歸，張家只剩兩位多病的老人。張家讓王姑娘另聘別家，她不從。她來到張家，靠紡棉織布支撐起整個家庭。十二年後，公婆相繼去世，王姑娘也積勞而卒。此事發生在康熙年間，感動了許多人。今關林舞樓後牆有七塊烈女碑，都是頌揚這位王姑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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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陝布商滿洛城

清朝時期，洛陽及周邊各縣商人多為山西、陝西、河北人。洛陽為河南府府治所在，以洛陽縣為附郭。乾隆年間，洛陽商業已有較大發展。道光年間的《東都山陝西會館碑記》記載：「東都四達之府，西接崤函，北望太行，為秦晉門戶，兩省懋遷之疇蓋萃於茲。」

洛陽城南臨洛水、北靠邙山，南關之外是最繁華的商業區。清朝山陝兩省商人所建會館即坐落在南關外。東關之外是另一商業區，山西商人所建潞澤會館坐落於此。《洛陽縣誌》稱「山西東會館在東郭，山西西會館在南郭，並祀關帝」，指的就是這兩座會館。

東西會館留下大量碑文。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的《建修關帝廟潞澤眾商布施碑記》鐫刻了參與集資的商人商號及其捐銀數額，合計225家，共捐銀36224兩5錢。其中，綢布商捐銀27000餘兩，布商捐銀6100餘兩，合計佔全部捐款的90%以上。此外，所謂「捫布坊」應是對布匹進行加工的作坊，若再加上這53家作坊，經營者合計137家，占捐資商人總數的60%以上。顯然，紡織業是山西商人經營的主要行業。

棉花是洛陽及河南府輸出的大宗商品之一，主要銷往陝甘兩省。1870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關於河南及陝西的報告》中記述：「河南府地區主要貿易品為棉花，此間各種輸入品主要是由出售棉花支付的。據說棉花的買賣終年不斷，（洛陽）城內的交易額平均每天約一萬兩。主要是輸往陝西和甘肅，輸往山西及湖北的數量較少。」

但需指出的是，清朝時期，洛陽及各縣種棉花並不普遍，南部山區仍以養蠶制絲為主。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期，洛陽大規模種棉花的實踐證明，洛陽的水土條件不利於棉花生產，每畝平均產量只是豫東平原的1/5。但是，洛陽依據區位優勢，可以成為棉紡貿易中心。這是歷史的經驗，也是過去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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