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我母親年輕的時候不得了，一個不認字的婦女有那種本事 | 口述

原標題：朱健：我母親年輕的時候不得了，一個不認字的婦女有那種本事 | 口述

朱健

朱健，原名楊鎮畿、楊竹劍，1923年生，山東鄆城人。他當過汽車站站員、工廠文化教員、中小學教師、工廠廠長，也曾任職政府機構，後從事電影劇本編輯和創作，退休於瀟湘電影製片廠。

他曾自言是個文化圈外人，卻「偶然」成為了「七月派」詩人之一，「偶然」成為《讀書》雜誌長期供稿作者。

導讀：

朱健的家世得從出身貧寒的曾祖一輩講起，因為曾祖母下決心要讓四個孩子讀書，朱健的祖父才成了清廷最後一批舉人，並如願當了官，可在亂世中，命運卻並沒好到哪裡去，最後還死於非命。朱健的父親也是五四運動後的大學生，可是他卻沒能像他的同學們一樣做上官，他曾教過書，也經過商，晚年精神失常，死於自殺。朱健的母親則是一個不認字甚至沒有自己名字的舊式婦女，可在朱健看來，母親性格開朗，又堅強又機智，朱健說自己受母親的影響很大。

口述/朱健 整理/劉建勇 實習生 唐倩 陳佳卉

1904年，清朝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我祖父考了第27名，中了進士。這就可以當官了。朝廷外放他到褒城，就是烽火戲諸侯的褒姒在的那個褒城，離漢中三十里路。褒城有一條河叫褒河，褒河邊上的路都是懸崖上開出來的路，褒河裡有塊大石頭，曹操從那裡過去的時候，據說用馬鞭子在那裡寫了兩個字，叫袞雪，現在還有。我祖父就在那裡當縣長，當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一直到袁世凱稱帝，他在那裡還上了《勸進表》，那應該當了若干年。

不知道是不是他上了《勸進表》的原因——我估計是——袁世凱下台以後，他就罷官了。然後他就回了山東老家，這回來就不一樣了，那個時候的縣長就不得了啦。京戲裡官出來，都是旗羅傘扇，他從褒城回到老家的時候把那一套旗羅傘扇都帶回來了。逢年過節、婚喪嫁娶，都要擺出來。

我家裡的命運轉變，是從我曾祖母的轉變開始——我小的時候我還見過我的曾祖母，那個時候我的曾祖母已經80歲了。我的曾祖父死得很早，我曾祖母呢，生了四個孩子。他們那一代以前，我家很窮，都是種田種地。曾祖母就下決心，一定要四個孩子讀書。我祖父讀書很刻苦。

祖父中了舉人後，人家來報喜。報喜就要請報喜的人起碼吃餐飯。我們家飯都請不起，臨時拿了碗去別家借糧食，跟《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中舉一樣。

北洋軍有個高級軍閥，叫褚玉璞，當過直隸督辦。褚玉璞是當土匪出身，他住的地方離我們家就八里路，在我們鄆城縣裡，我祖父和他一文一武。祖父罷官回家後，他給我祖父安排了一個收入很高的職務。當時中國最好的海鹽，在天津附近，叫蘆台鹽。他就安排我祖父當了蘆台鹽的廠長。這是我祖父當官收入最高的一次，一個月有700塊光洋。

我三歲的時候他把我接到鹽廠住過，一直住到1928年，北伐軍快進天津的時候，很多官僚躲去租界了，我跟著祖父也去了天津租界。

那以後他就什麼也不幹了，反正有錢了。回到家裡就買田，兩百畝，全村的人加起來都沒這麼多；大興土木蓋房子，這些我都親眼看到了。

因為他有知識，我剛會說話，他就教給我第一首詩：「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這是我祖父教我的。

我祖父叫楊寶三，字象乾。他的四個孩子有兩個大學生，我爸爸是，我四叔是。我二叔是個聾子，一生沒做過事，就是讀詩書，我三叔種田。

我父親的名字叫楊仕修，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大學生。他小時候家裡窮，沒機會讀書，等我祖父有錢了，他已經17歲了。17歲還沒讀過書。這下因為我祖父有錢了，他就出去讀書了。1923還是1925年，去了北京的中國大學讀書。國民黨有個大官，叫王正廷，那個時候在那裡當校長。

抗戰以前，大學生很少，讀了大學就不得了了，但是我父親一直沒當過什麼大官，他一直給他當大官的同學和老師幫忙，同學當官了，他就是他同學最信任的人。他的中學同學裡，有何思源——何魯麗的父親。他的中學老師程學玉，後來當了國民革命軍第58師的師長。我父親在他那裡當副官處長。當不很久，後來就回老家了。

抗日戰爭發生的時候，他在國立第六中學裡當庶務主任，我在國立第六中學讀書，我們跟著學校出來了，從那以後，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時間非常短。雖然和父親在一個學校，但我們大部分時間不在一起——基本上沒在一起。

國立第六中學後來流亡到了四川。它的本部在綿陽。它的第一分校就是師範部，在梓潼——我父親是師範部的庶務主任，他在梓潼，我曾經暑假到梓潼去住過；第二分校在德陽；三分校在綿陽附近一個鎮，叫辛店子；四分校是我們這個學校，在羅江。

這五處（算上本部）最活躍的是四分校。當時羅江是個很小的縣城啊，四分校也只有兩百多，不到三百人，都是初中。學校很早就建立了地下黨支部，這個學校的校長孫東生很開明，他的兒子很早就到了延安，他的弟弟也在延安工作，他自己公開說他是繼承蔡元培北大的校風，因為他是北大的學生。當時四分校被喊稱作「小延安」，可以扯出這樣的標語來——「在列寧主義的旗幟下前進」。

這都是早期，1940年以後就不行了。全校兩三百學生都被關起來了，孫東生曾經被國民黨的教育部關在重慶不准他回去。解放以後他也被打成右派，打成右派後，是《白毛女》的作者賀敬之把他保出來的。

抗戰勝利後，我父親慢慢就有了離開他同學去創業的想法了。1947年的時候他曾經回到山東，在一個私人煙廠里，有一個品牌——飛馬牌就是這個煙廠創造的。山東大部分地區解放後煙廠就不行了，然後他又到上海去經商。

長沙解放以後，八月中旬我就到長沙市委工作了，解放前我是長沙地下黨的一個區委委員，在中學裡教書。

我父親1950年到長沙來住過一段時間。他是個悲劇人物。他聽說我的祖父是被八路軍槍斃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我們才搞清了，不是八路軍，是當時得罪的一些仇人，用八路軍的名義把他騙出去，打死了，但我父親一直到死都認為是八路軍打死的我祖父，所以他就很矛盾——解放初期，共產黨對幹部的家屬很優待，他來了之後，給安排住的地方，願意幹什麼工作都可以。那個時候這些單位啊收入都少，所以那些大的單位都有機關生產，就把他安排在機關生產裡面去，什麼事也不做，管吃管住，還有得零錢花。他不行。他總覺得他的父親是被共產黨殺的。後來他就精神失常，他不在長沙住，自己就回家了。

在鄆城老家，我家是大地主，我祖父生前又是土豪劣紳的形象。後來祖父雖然沒做官了，但他的同學、我爸爸的同學有做官的，人家打官司的就找他，他往城裡一住，抽鴉片啊，他一輩子抽鴉片，就這樣子。

我家在老家是這麼個情況。所以，我父親回去，當然就沒好日子過。我母親受不了那個罪，就到長沙我這裡來了，但他還不來。1959年，過苦日子的時候，他餓得不行了，自殺了。

我母親沒有名字，那個時候很多婦女都沒有什麼正式的名字。比如我外祖父家姓張，她就是楊張氏。她完全是舊式的婦女。但是她自己很開朗，我性格像她。

因為我一個弟弟在北京，她就在長沙住一段，去北京住一段，來來往往的。她去世是82還是83歲，是在北京去世的。1983年吧好像是，她去世的時候我正在深圳做什麼，沒在她身邊。

早幾年，我婆婆（朱健稱妻子為婆婆）去世了。我婆婆常說：奶奶（指朱健母親）是不認識字呢，要認識字了，那不得了——抗戰的時候，1943年，她不願意在老家那種環境下了，我和父親都在外面了，她一個人帶著我弟弟，還有一個表弟，從山東走到陝西，那是幾千里路啊，她就有這種本事。

她們走到一個地方，住在旅館裡，旅館老闆看到一個婦女帶著兩個孩子，就讓人以土匪的名義，把他們帶的東西都搶走了。我母親嚇這個老闆說：你們這裡的什麼什麼官我認識，你要是不把我的東西找回來，我現在就去找他們。那老闆嚇壞了，把東西全還回來了。我母親就是可以這麼機智，我受她的影響很大。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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