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教科書之父張元濟
原標題：中國現代教科書之父張元濟
作為中國近現代最傑出的學者之一，張元濟參與、主持和督導商務印書館近60年，帶領著商務諸君以「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在毫無成例可援的情況下，憑著集體智慧，1903年推出「最新教科書」成為中國第一套現代教科書、1912年推出「共和國教科書」為變革中的國家確立全新文化標準、1922年推出「新學制教科書」詮釋了民國教育改革巔峰……
從創辦西學堂到編譯教科書
1899年3月，經李鴻章介紹，張元濟入南洋公學任譯書院主事兼總校，開始編譯出版各類新式教科書。他主持編譯了英國莫爾旦的《格致讀本》、法國包爾培與英國保羅伯德台合著的《中等格致讀本》、英國還瑣米爾士的《萬國通商史》、勃克魯的《英國文明史》等。在1902年10月譯書院第一次全本出齊的嚴復譯《原富》扉頁上，刊有南洋公學譯書院圖書廣告,可知當時南洋公學譯書院已出版的教科書有《格致讀本》四本、《中等格致課本》八本、《小學圖畫範本》四本、《化學》十一本、《蒙學課本》三本等。當時南洋公學譯書院的許多學術譯著雖然沒有以教科書命名，但作為公學學生的必讀教科書在校內使用，也在校外發行。如嚴復譯《原富》，經南洋公學譯書院出版，立即引起了巨大社會反響。1902年夏，南洋公學留日學生雷奮、楊蔭杭、楊廷棟從日本留學回來，被派入譯書院任職，後來，楊蔭杭編譯《名學教科書》、楊廷棟著《法律學教科書》及編輯《法制理科教科書政治學》、雷奮編著《國家學講義》和《地方自治講義》等都影響較大。
開啟商務印書館現代教科書編撰出版
1903年，張元濟因厭惡南洋公學中的官場習氣，辭去譯書院院長職務，接受了夏瑞芳的350元月薪（張元濟在南洋公學譯書院的月薪是100元）高薪聘請，開始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進入商務之後，張元濟與夏瑞芳相約「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以學制變更為契機，大舉編撰出版現代教科書。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中寫道：「自是厥後，商務印書館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業為主者，進而為出版事業。其成為我國歷史最長之大出版家，實始於張君之加入。」為了編撰出版現代教科書，張元濟慧眼識英才，將部分為商務印書館編寫過教科書的愛國學社教員蔣維喬、庄俞等請到麾下,又邀請高鳳謙、杜亞泉、鄺富灼等知名學者進入商務印書館，親手為商務印書館建立起一支國內一流的教科書編輯隊伍。庄俞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中寫道：「計自光緒二十七年至民國十年止，我館為了創編教科書，經張菊生先生領導之下，編譯人自數人增加至百數十人，在館外幫忙的還不計其數，蓽路藍縷，煞費苦心，得成一種輔助教育的新事業。」
為了編好該書，張元濟、蔣維喬等本著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常常圍坐一桌共同討論。據蔣維喬在《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1897～1905）》描述：「當時之圓桌會議,惟在最新初小國文著手之時討論最詳悉。第一二冊幾乎每撰一課,皆討論至無異議方定稿。至三四冊以後,則由各人依據原則自行起草,草成之後,再付討論;亦有由一二人先行討論者。」而且日本高等師範學院教授長尾槙太郎、日本前文部省圖書審查官小谷重作為與商務合資的日本金港堂方面代表也經常參加集體討論。
1903年，中國第一套按照學制分學科學年學級且配有教授書的現代教科書開始編撰出版。蔣維喬在《編輯小學教科書之回憶（1897～1905）》寫道：「一、此書既出，其他書局之兒童讀本，即漸漸不複流行。二、在白話教科書未提倡之前，凡各書局所編之教科書及學部國定之教科書，大率皆模仿此書之體裁，故在彼一時期，能完成教科書之使命，舍《最新》外，固罔有能當之無愧者也。」 張元濟編纂與校訂有多種國文、修身、歷史、地理等現代教科書，並書寫了習字帖。包天笑在《釧影樓回憶錄》中就曾記載1912年前後張元濟在編譯所的工作情形，並稱其像一個學校里的課堂：「這個編譯所規模可大了，一大間屋子，可能有四五十人吧？遠不同我從前所遊歷過的那些編譯所。每人一張寫字檯，總編輯的那張寫字檯特別大，有一個供參考用的書庫。既不像葉浩吾那個『啟秀編譯所』的雜亂無章，又不同蔣觀雲那個『珠樹園譯書處』的閉戶著書的型式。雖然這個大廈聚集許多人，卻是鴉雀無聲，大有肅穆的氣象……張菊老似一位老師，端坐在那裡，披閱文稿，也難得開口；編譯員似許多學生，埋頭寫作，寂靜無嘩，真比了課堂，還要嚴肅」。
20世紀初葉的中國政權更迭頻繁，時代變化迅速，常常是教科書本身尚未成型固定而時代卻變了。這就迫使張元濟帶領著商務印書館必須不斷適應這種新的變化，抓住教科書發展的新動向。庄俞在《談談我館編輯教科書的變遷》中寫道:「學制修改一次，教材跟著變更一次，往往一部還未出全，又要趕編第二部，我館對於此點向來是很注意很敏捷的。」如1912年革故鼎新的重大歷史轉折時期，商務推出的「共和國教科書」為現代教科書及現代社會發展奠定了一個全新的基礎。這套教科書正式實現了「格致」到「科學」的轉變，具有思想解放意義；全新界定了「人」的基本屬性，強調「公民」作為現代人的身份意識；積極展現了「共和國」的烏托邦憧憬，詮釋出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同時，「共和國教科書」創造中國百年歷史上版次最多的出版神話。如《共和國教科書新國文（初等小學春季始業）》第1冊1922年2月1931版、第2冊1926年7月2358版，而《共和國教科書公民須知（國民學校修身科學生用）》於1917年1月初版，到同年10月就已經45版了。
民國初年，杜威的進步教育學說在中國的廣泛傳播，以實用主義為代表的新教育思潮從政府到民間風行一時。同時，為了解決國民普及教育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以自學輔導主義為代表的新教學方法席捲全國。商務印書館順勢推出有「民國新教科書」、「實用教科書」、「普通教科書」等。在新文化運動和普及教育呼聲的直接推動下，商務搶先將國語運動的成果以教科書的形式凝結，1919年推出「新體教科書」成為第一套用白話文系統編撰出版的小學教科書。伴隨著1922年新學制改革，商務匯推出了新學制教科書共計三大類166種527冊：第一大類別是依據《新學制課程標準綱要》編撰的「新學制適用教科書」，其中小學部分既有初（高）級小學用教科書，也包含有新法後期小學用教科書，初中部分既有「混合編輯」教科書，也有「分科編輯」的「現代教科書」。第二大類是用「文言文」編輯的「新撰教科書」。第三大類是「適合新學制中等教育段課程，取材至現代為止」的「新著教科書」。這套教科書被商務印書館稱之為「最完備的教科書」達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教科書編出版的最高峰。此後，伴隨著黨化教育的確立與實施，1927年開始推出以「三民主義」為宗旨的「新時代教科書」，1931年開始推出「基本教科書」。在1932年1月29日遭遇日本轟炸之後，在戰火中成為廢墟商務印書館激憤中喊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的口號，利用劫後餘存舊紙型，推出「復興教科書」。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國立編譯館開始推出國定本教科書，但商務印書館一方面不斷修訂其他學科教科書，一方面在國定本教科書發行中一直處於第一的位置。
奏響中國現代教科書華彩樂章
就中國現代教科書的整體發展而言，張元濟不僅帶領著商務印書館憑藉優良的各種現代教科書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脫穎出並處於龍頭地位，而且在商務的強勢引領下，民間書坊教科書編撰出版爭先恐後、百花齊放，奏響了中國現代教科書編撰出版的華彩樂章。尤為值得關注的是，當時僅次於商務印書館的幾個民間書坊的創辦者都出自商務，如中華書局創辦者陸費逵、世界書局創辦者沈知方、開明書店創辦者章錫琛等等，他們不僅早期都在商務工作，而且他們創辦的書坊中許多編輯也是出自商務。或許他們後來與張元濟在編撰出版的理念上有差異，但都深受張元濟嚴謹工作態度及獨立文化人格影響。特別是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的種類、形式、內容等對於這些後來者亦或是同期競爭者都有著極大的影響與比照。於是，各大書坊帶著對教育的全新價值預設以及具有歷史進步方向性的洞察力，積極地在時代問題的思考下競相編撰出版，使得現代教科書發展的熱潮一浪高過一浪。
從1903年商務印書館第一套現代教科書編撰出版到1922年新學制教科書的多樣發展，中國現代教科書在各大書坊的勤力耕耘中不斷走向成熟與完善，從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會教育，教科書迅速普及與推廣；從分別學科到綜合編製，教科書的門類構建嘗試著調整與更新；從黑白到彩色、從靜止到連續動作插圖，從課前或課後設問到單元出現及專門複習內容安排，教科書注重兒童認知發展的基本特點；從學科知識到生活主題，教科書更注重科學的編排與設計；從文言到白話以及外國語，從新式標點到注音符號，教科書的文化語境不斷豐富……從《國文》到《國語》、《作文》，從《修身》到《社會》、《公民》，從《理科》到《自然》、《常識》……中國現代教科書不斷映射出風雨如晦歲月中編撰出版群體有為的思想樣貌，一代知識分子對全新生活的召喚，這在中國政局陷入混亂時，成功地為民國教育確立起根基，並在更長遠的時間內產生重大影響。
張元濟是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帶領著中國現代教科書走上世界大舞台的人。商務印書館從1911年開始多次參加世界博覽會，而每次送去的展品中都一定有教科書。如1915年在美國巴拿馬太平洋博覽會上展示過的教科書就有商務1906年的出版的《中國歷史教科書》和1907年出版的《經訓教科書教授法》等。張元濟一生努力不懈、堅韌前行，開創先河、引領風騷，實為中國現代教科書發展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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