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真把荷馬史詩、希臘神話當信史了？

長久以來，中國有著史官制度。中國的官修史幾乎可以追溯到文明之初文字誕生那一刻。中國的甲骨文，金文多以記載祭祀與戰爭等當時的重大事件。可以視為第一手的史料，且由官方提供。

婦好率領軍隊伐羌方的甲骨文（圖片采自《商王武丁與後婦好》）

天亡簋銘文

而二十四史前四史，也是由官方認可的，因此可以視為是官修史。

由於我國有史官和官修史的制度，彷彿顯得官修史比其他史料要可行得多。其實未必，由於種種原因吧，官修史也有自身矛盾或者失實或讓人生疑的地方。這時就需要其他史料來進行佐證，比如書信，遺址，文物以及其他的札記之類。但大體而言，官修史可以認為是信史。

西方較長時間沒有官修史，但其他史料是不缺乏的。比如西方歷史之父希羅多德的私人著作《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這些也都是可信度很高的史料，可以等同為信史。

而《荷馬史詩》就比較特別。這詩最初並不被當作史料看待。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在《荷馬詩史》及其他資料的啟發下相繼發現了特洛伊城和邁錫尼，才使古希臘文明重現人間。而《荷馬詩史》的史料地位才得以體現。

雖然《荷馬詩史》有相當的史料價值，但其中還包含了大量的神話元素，這些顯然是不能夠作為史料來用的，不過肯定是體現了當時的文明特點。所以，《荷馬詩史》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作為信史來採用，顯然是言過其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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