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紛至,資金沓來 生物製藥的中國機遇
投資激增,創新湧現,中國生物製藥行業的就業前景從未顯得如此光明。
撰文Shannon Ellis
來源 Natur自然科研(Nature-Research)
時機在事業發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直守著一份舒服的工作,還是把握時機迎接新挑戰?類似地,要不要進入一個發展中國家市場,比如中國,也要考慮好時機。
中國最大的生物資料庫,位於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
圖片提供:Imaginechina/REX/Shutterstock
十年前,中國的高速發展和獲得財務資助渠道的增加,吸引了一批生在中國、學在海外的科學家紛紛回國,但迎接他們的卻是被仿製葯主導的國內製藥行業。但是他們並未因此退卻,而是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乘上國內經濟的繁榮發展之勢,積極展開行業基礎設施建設,為建成一個具備藥物發現和開發能力的行業而努力。
如今,來到中國的生物技術專家看到的是一個正處於拐點的製藥行業,關鍵要素一一到位,創新之力蓄勢待發:大學裡面博士輩出,基礎研究實力雄厚,公私部門財務資助蔚為壯觀,監管向國際看齊,商業領袖抱負遠大,志在全球。
他們也會看到大量未被滿足的醫療需求——尤其是癌症、神經病學和糖尿病方面的需求——以及快速老齡化的人口。雖然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醫藥市場,但是仍有一些極有效的現代藥物沒有在這裡上市。舉例來說,過去5年全球共有42種癌症藥物獲批,但是中國市場只有4種可見。這種情況一定會改變。近期的一些監管變化將加快進口葯進入中國,本地生物技術公司正在競相開發國內、乃至全球的重磅藥品。紐約萬春藥業(BeyondSpring Pharmaceutical,在中國進行藥物試驗)CEO黃嵐認為,對於學者和企業家而言,現在正是利用過去生物技術投資成果的理想時機。
渴望科研
Greg Scott 只到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訪問兩次後,就決定在這裡設立一家生命科學諮詢公司,成為園內眾多藥物研發公司中的一員。他於 2007 年成立 ChinaBio,並且鼓勵其他人也考慮來中國發展。「來吧!這裡的體驗太好了,」他說,「如果要我幫人規劃事業,那麼中國肯定繞不過,就藥物市場規模而言,除美國之外,就屬中國了。」
這麼想的不只有企業家和跨國葯企員工;許多學者和科學家也認為在中國工作對事業發展有益。化學家 Ray Stevens 因確定人體受體晶體結構(對於鑒定藥物靶標具有重要意義)而聞名,他依然能回想起當初決定告別陽光明媚的加州,攜妻子和尚在學齡的孩子來到上海的那一刻。和許多學者一樣,Stevens 有過多次訪問中國的經歷,但是直到 2009 年他在蘇州做了一次關於膜蛋白的演講後,他才決定搬到中國。
「其中最吸引我的一點是學生們對於科研的熱情。它打動我了。」Stevens 說,演講結束後,「一群學生來到台上問我問題。我去洗手間的路上他們也一直在問問題,甚至跟著我進去了。我感到非常驚訝,他們真是求知若渴。正是那一刻,我決定利用學術休假來中國。」
2011 年,Stevens 來到中國,擔任訪問教授。僅僅過了一年,上海科技大學校長江綿恆就找到他,告訴他可以設立自己的研究所。現在,Stevens 是 iHuman 研究所的所長,入選「千人計劃」,並且在2017年榮獲「白玉蘭紀念獎」——上海市人民政府為在本市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作出積極貢獻的外國專家和友人而設立的對外表彰項目。除此之外,Stevens 還在上海與人聯合創立了生物技術公司銳意(RuiYi)。
建設生物技術
Stevens 在學生身上看到的對於科研的熱情不是偶然形成的。這背後有政府在過去十年里給予生物技術產業的大力支持,大批科學家和企業家被吸引至中國。在過去 6 年的 200 萬海歸中,據估計有 25 萬人在生命科學行業工作。雖然其中許多都是生長於中國但在海外有十年或以上工作經驗的科學家,但是也有像 Stevens 和 Scott 這樣的非中國科學家來到中國,取得良好發展。
政府高層力主創新,最新的 3 個「五年規劃綱要」都對生物技術產業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根據「十三五」生物技術創新專項規劃,到 2020 年,生物技術產業在 GDP 中的比重應超過 4%,並打造 10-20 個產值過 100 億的生物醫藥專業園區。中國各地擁有 100 多個生命科學園區,它們由地方政府運營,通過稅收減免和補貼政策吸引公司入駐。據估計,為了達成五年規劃目標,中國各級政府已經在生命科學領域投入了逾 1000 億美元。
「千人計劃」在招聘生命科學人才方面尤為成功。「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前秘書長、方恩醫藥 CEO 張丹說:「自 2008 年以來,(『千人計劃』)已引進各學科海外人才 7000 名,生物技術小組佔比最大。我們已經從學界和產業界招聘了 1400 多人,包括公司創始人、首席科學家和一流學者。」
張丹表示,海歸,尤其是通過「千人計劃」招聘來的人才對產業發展具有「重大影響」。他說無論是藥物審批,同行評議,還是生命科學研究,他們都是背後的主力軍,還有許多人現在已成為醫藥學院的院長。比如丁勝自 2015 年起擔任清華大學藥學院院長,同時也在加利福尼亞從事生物醫學研究。入選「千人計劃」或類似人才項目可以為科學家帶來可觀的經費和聲譽,從而提高求職者對於僱主的吸引力和薪資水平。
資本雄厚
全球金融危機讓西方生物技術產業遭到沉重打擊,而中國生物技術創業的融資規模一直在上升。考慮到中國的醫療需求尚未得到滿足,而且人口日益老齡化,因此生命科學產業前景可期,中國投資人希望找到除房產和製造業之外的投資渠道,實現投資組合多樣化。據 ChinaBio 數據顯示,在截至 2017 年 6 月的兩年半里,中國的風投和私募總計籌得 450 億美元用於生命科學投資。截至目前,只有 120 億美元實際投入了該產業,投資人一直在尋找優秀的投資標的。大部分的資金都將進入創新型生物技術公司,從而加快他們的招聘速度(見「三年發展歷程」)。
三年發展歷程
中國生物技術產業縮影
2015年4月
中國科學家使用CRISPR–Cas9改造了一個人類胚胎,引發全球有關基因編輯的爭議。
2015年8月
啟動監管改革,推動藥物發現和研發。
2015年10月
一家中國生物技術公司擴大與美國禮來公司的已有交易,使該合作的潛在價值再增10億美元。
2016年2月-3月
兩家中國生物技術公司成功在納斯達克上市,籌資金額超過1億美元。
2016年7月
一家中國生物技術初創公司融資1.5億美元,打破了中國的首輪融資記錄。
2017年6月
中國的藥品監管機構同意將中國的藥品監管與世界接軌。
中國研究團隊採用CAR-T治療複發性或難治性的多發性骨髓瘤的臨床試驗取得良好結果,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ChinaBio報告顯示中國的風投和私募在30個月的時間裡籌得450億美元資金用於生命科學投資。
資本也大量湧入生命科學的學術研究領域。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百濟神州聯合創始人王曉東說:「獲得科研經費相對容易。青年學者可以從中央政府獲得啟動資金,這能夠減輕些許壓力。」但是他指出,研究經費申請一般要用中文寫,海外科學家只能依靠翻譯。王曉東本人於 2003 年從美國回到國內。
Stevens 表示他不覺得在中國獲取研究經費比在美國容易,但是讓他頗受鼓舞的是中國更注重高風險研究,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主要是低風險研究。他對中國研究資助機構的長期投資表示讚賞,因為這樣研究人員就少了些壓力,不用趕著生成數據,為下一輪資助做準備。在中國,研究人員從自身研究中獲益的能力越來越強——大學允許發明者共享專利所得,並成立自己的公司。這是一系列促進研究成果轉化的途徑之一。
生物技術欣欣向榮
中國的生命科學人才競爭形勢已經發生轉變。儘管跨國生物醫藥公司在過去十年里對位於中國的研發中心進行了大筆投資,但是如今仍要與中國本土的生物技術初創公司競爭人才。據 Jonathan Zhu(海德思哲國際諮詢公司中國區生命科學部門主管)和 Simon Lance(瀚納仕中國區總監)預測,未來該領域內的職位增長將越來越多地源於中國生物技術公司,而不是外國的生物製藥公司。張丹說:「這是一個巨變。」
蘇州信達生物製藥總裁兼 CEO 俞德超表示,他的公司正在快速擴張。「我們一直在招人。每年以 20% 的速度擴大。」信達正在尋找擁有國外——比如美國——工作經歷的員工,因為美國的藥品行業更成熟,員工擁有更豐富的創新葯研發監管經驗(見「招聘者所想」)。「我們團隊有 10% 的員工來自海外,」俞德超說,「海歸擁有關於美國藥品研發與監管的一手經驗。」這樣的海外工作經驗將變得越來越重要。2017 年 7 月,中國加入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理事會(ICH,簡稱「國際協調理事會」),標誌著中國有意使其其監管體系與ICH的創始成員美國、歐盟和日本接軌。
招聘者所想
Simon Lance
案例研究
據業內人士介紹,中國缺少擁有10年以上從業經驗的資深專家。業內公司尤其看重的是轉化醫學、早期臨床試驗和抗體生產方面的經驗。生物技術初創公司需要從臨床試驗到藥品生產等各個層面的經驗豐富的經理人,幫助他們建設公司。招聘者強調,有意向的人需要事先做些準備工作。「直接過來與公司和招聘者對話。參加生命科學相關活動,加入協會組織,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Simon Lance建議道,「但有些應聘者卻對中國的背景情況漠不關心。」
生物技術初創公司,尤其是那些手握大量風投融資的,大力挖掘人才,而且願意支付高薪。「在過去兩三年里,我們已經看到了變化。越來越多的研發人才在考慮為中資生物技術公司、風投和臨床研究組織工作,」張丹說,「我認為未來幾年還將延續這種趨勢,因為越來越多的投資進入國內初創公司,它們不僅提供金錢,還提供股權。」百濟神州、和記黃埔醫藥、再鼎醫藥和葯明生物等中國生物技術公司均已成功上市,因此其它生物技術公司希望通過股權激勵吸引海歸人才。
對於很多海歸而言,在初創公司工作無關金錢,而在於責任和影響力。生物技術創業公司對於團隊人員的要求比其它企業環境要高,讓海歸感覺自己可以為中國的生物技術產業發展切實做出重要的貢獻。天津康希諾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創始人、董事長宇學峰說:「在大型組織里,一個人可以發揮的作用非常小。但是在中國,你真的可以參與或領導一項將對一個產業、乃至全社會起到重要影響的工作。」
宇學峰辭去加拿大多倫多製藥公司賽諾菲(Sanofi)的管理工作回國創業,這看起來是一次合理的冒險。「我擁有豐富的經驗,我認為成功的機率是很高的。」他說。如今,康希諾已取得了一些成績,公司與軍事醫學科學院聯合研發的埃博拉疫苗已經獲得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批准。
回國後從員工直接轉變為公司老闆,對於宇學峰來說是個不小的轉變,但是他在回國之前已經非常熟悉中國的疫苗市場,準備好了干一番大事。「我當時想要回到國內,開發產品,為國人的健康做出貢獻。感覺那時時機已經成熟。」他說。
進入中國
外國科學家如果不確定在中國的發展前景,那麼他們可以先以外派人員的身份加入跨國葯企,或是與提供海外招聘服務的公司合作。幾年後,許多人會跳到生物技術初創公司。而中間的這段時間正好可以讓他們了解中國。海歸和外國人才可能精通技術,但是仍需要花時間來學習如何與本地員工和監管者打交道,以及如何開展臨床試驗。「我在中國管理員工的時候總是能學到一些東西。」Scott 說。
許多胸懷大志的創業者都是從跨國葯企進入生物技術領域(見「中國的生物技術明星人物」)。擁有國內工作經驗且能夠有效適應國內體制的海歸比完完全全的「新人」更吃香。
「我給海歸的一條建議是:不要以為自己會說漢語就了解中國。」張丹說。上海菲吉樂科(Phagelux)首席執行官 Mark Engel 也表示:「人們往往低估了中國的變化速度和本地人才的能力。一開始,我總是一味強調自己的技術優勢,卻並不了解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充分發揮作用。」他要招的人「既要有技術,還要有在中國文化里工作的意願」。
大學人際網
有意來中國發展的學者可以通過參加學術會議先了解一下情況,也可以藉助中國學生和實驗室里中國同事的人脈關係。Stevens 正是應學生之邀,利用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學術假期來到中國,擔任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訪問教授,幫助學生建立實驗室。之後,他成立了 iHuman 研究所。
中國的一些著名學府,如復旦、清華和上海科技大學都成功吸引了一批國際人才,而且希望進一步對外打開大門。復旦大學藥學院院長王明偉希望海外教職工的比例可以從 3% 增加到 15%,並用英語授課。Stevens 對 iHuman 研究所抱有類似的目標,計劃使團隊中的海外科學家佔比達到 25%。之所以如此大力尋找國際人才,是因為中國相信科學沒有國界。不過 Stevens 坦言,要讓別人追隨他的腳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讓非中國科學家來中國不是件易事。外界不了解中國的機會,只有具有冒險精神的人才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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