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江戶日本到明治維新：斷襲與承續
今年是日本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周年，一百五十年來日本取得的成就，非常輝煌可觀，雖然有不少人覺得理解日本不如理解美國，因為中國的GDP已經超越日本的GDP數年，而且今天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是日本的兩倍以上，日本乃是中國的手下敗將，何足掛齒，美國才是中國超越的目標。當然，更有另一些人覺得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火焰閃閃，昭示人類政治正確的大道，不像日本從歷史上到今天，有頗多的政治不正確，理解日本徒勞無益之事，不如多多學習真理的發源地—美國。兩群人出發點彷彿不同，不過竟然殊途同歸，或許本是同根生？
然而，日本不但是曾經存在的東亞漢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員，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對中國各方面的好壞影響，其實至深且巨。理解日本，不但可以有助於理解一個同為漢字文化圈的國家如何在短期內現代化成功，躋身列強之林，更可以更深入理解反省中國自身在一百五十年來的艱辛追索。可惜的是，一百五十年來，中國學人對日本的理解，除了一些實務人士與研究日本的專家對日本現實政治社會經濟有掌握以外，一般而言，對日本思想與歷史的認識，應該是遠遠不如一百多年前的黃遵憲。
現在我將2017年閱讀的一些，再加上一些過去讀過的整理匯合成一文，希望能有所方便學習日文或懂日文的讀者理解日本政治思想史與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不是全盤西化
去年東京大學兩位教授分別出版了從思想史來談明治維新；溝口雄三的後任，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小島毅寫了《儒教支撐的明治維新》，顧名思義，就是很直白地主張儒學如何導致日本走向明治維新以及如何主導明治維新。他同意陽明學是幕末變革的動力，但是他同時強調明治時期的能吏，換句話說就是政府的治理能力，所呈現出來的是朱子學的素養，即使對蘭學·西學的吸收，朱子學都扮演重要的功用。小島毅的說法令人想起明治後期同樣是東京大學的教授，日本國家體制的發言人，井上哲次郎在解釋明治維新時對陽明學與朱子學的重視，但是有所不同的是，井上哲次郎當時還注意到日本古學派，尤其是荻生徂徠的重要性，這在小島毅的書里居然缺席，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然而，小島毅此書特別回顧了日本何時以及經由何種方式接受朱子學，某個程度修正渡邊浩的成名作《近世日本社會與宋學》里，所主張在江戶初期朱子學不是日本體制內學問的說法，因為朱子學早在室町時代就隨著禪宗從中國進入日本，長期寄身在禪宗臨濟宗的寺廟裡，後來的陽明學亦然，此外，更由於臨濟宗是日本鎌倉時代以來，武家政權體制內的宗教，即使到了江戶初期亦然，如此看來，又怎能將朱子學與江戶初期的體制一刀兩斷呢？
這就想起同樣去年名古屋大學教授池內敏的《絕海的碩學-近世日朝外交史研究》，在其書里，詳細記載日本在江戶時期從初期直到幕末，由德川幕府派遣到對馬藩負責與朝鮮外交的主要人員，就是臨濟宗京都五山中的天龍寺，相國寺，建仁寺，東福寺僧人輪流值班。所以，談江戶時代，尤其是初期，不能不談禪宗，不談所謂「五山文學」承先啟後的角色。這個歷史黃遵憲是十分熟知的，在《日本雜事詩》中有云：「斯文一脈記傳燈，四百年來付老僧，始變儒冠除法服，林家孫祖號中興」。非常精當。
小島毅在去年稍早出版的另一本書《儒教的歷史》，則是從古至今，從整個東亞的格局，回顧儒教歷史，時間上，從先秦孔子、孟子、荀子說起，到漢代經書的確立與儒教國家的成立，再到宋代儒家各派，尤其是朱子學的興起，之後再言及明代陽明學，清代考據學，再到19世紀，20世紀東亞各國面對西方的衝擊。地理上涵蓋東亞的中國、日本、朝鮮、越南與琉球，呈現多彩多姿的儒學史。此外，言簡意賅，有圖有表，有專門用語解說，有人名索引，有書名索引，全部濃縮在一冊書里，非常好用，對於理解東亞的歷史文化，理解日本的助益，善莫大焉。更可以側面看到為何小島毅認為儒教支撐了明治維新，他去年出版這兩本書最好合而觀之。
雖然，小島毅提到陽明學在明治維新前後所扮演的重要動力，他自己也寫過一本《近代日本的陽明學》的書，我以為要更深入理解陽明學在明治維新前後的情況，則需要參考英年早逝，荻生徂徠的後裔荻生茂博，他去世後才出版的《近代·亞細亞·陽明學》一書。此書，第一部分討論江戶初期陽明學學者與幕府體制教學朱子學成立過程的關係，第二部分，則是深入探討江戶後期最重要的陽明學學者大鹽中齋的思想以及與江戶後期政治的關係，最後一部分，則是討論幕末陽明學與明清思想史的對比，同時涉及明治以來的陽明學以及朝鮮的陽明學。此書非常精彩，可以深入看到陽明學在近代日本所扮演的地位與功能。
另一本談明治維新的書《走向「維新革命」之道-追求「文明」的十九世紀日本》，是東大法學院丸山真男曾經擔任過日本政治思想史講座的後繼者苅部直。在此書里，苅部直不局限在丸山真男認定的日本現代性起源-荻生徂徠的思想學問，而是廣泛地論及日本在19世紀各方面，從政治，歷史，商業，經濟等思想領域，已經逐漸走向現代，與現代同步，所以，日本的「現代性」是從江戶時期開始，並非始於明治維新，因此，與其將明治維新看成是一場革命，毋寧將十九世紀看成是日本漫長的革命路程（long revolution）則更為貼近史實。
這樣將明治維新與江戶日本看成是一個連續的歷史，而非斷裂的兩個時代，正是小島毅與苅部直兩書最大的公約數。這個公約數其實由來已久，如果將日本近二十年來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一類的通史拿來比較，亦會發覺幾乎都認為從江戶到明治的政治思想史是一個基本上連續（當然不是全面全部）的發展，而不是活生生將古代現代打成兩截，更不是從傳統走向反傳統的思想構圖。
以先前大阪大學國際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米原謙的《日本政治思想》一書來說，從17世紀末的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的儒學一直到冷戰後的1990年代，無所不包，簡潔扼要，對各個時期日本政治思想均有很好的交代，作者尤其擅長明治時期的政治思想。設想如果江戶時期的儒學與後來明治時期以降無關，又何必畫蛇添足，加上對江戶儒學的討論。總之，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日本政治思想史教科書，非常值得翻譯為中文，成為基本參考書。
前面提到苅部直在東大法學院的前任教授渡邊浩在從東大退休前，出版了一本名為《日本政治思想史—十七世紀-十九世紀》的書，從標題看來，非常明顯就是從江戶時期到明治時期的政治思想史，為何談明治時期的政治思想史要從江戶時期談起，這又要回到我上面提到的最大公約數-江戶與明治時期的連續性。在這連續性的前提下，日本學者間的差別，主要是對儒學或強或弱或好或壞程度判斷的不同，關於哪一門儒學影響較大斷定不一，儒學以外其他學問·學派的角色為何的認知分歧，以及關於江戶明治的連續性如何理解的差異等等，而不是到了明治維新，就是打倒傳統，全盤西化這麼粗糙粗暴的認識。
而全面反傳統，全盤西化的明治維新觀，還真是中國的山寨日本史觀，這不但在日本找不到一票像樣的學者會如此說，在歐美的日本研究里，也幾乎了無蹤跡。
這兩年來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的一本巨著，就是立教大學法學院教授松田宏一郎的《擬制的論理自由的不安—近代日本政治思想論》。在此書里，基本上是處理明治時期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與作為法人的國家論以及政治社會中的社團理論；這兩者的關係，對於理解現代國家與自由以及自由主義錯綜複雜的關係，極其關鍵。
此書有三四章討論福澤諭吉，但從來沒有給人一個福澤諭吉就是明治維新最重要的思想家這樣的說法，而是很細膩地檢討福澤諭吉的思想。包括提及在福澤諭吉的《福翁自傳》中，就提到他年輕時非常愛讀中國古典，從《文明論之概略》亦可以看到福澤諭吉如何受到中國古典影響，如何受到朱子「新民」說的影響。
如果仔細閱讀松田這本書，可以發現書中雖然主要是討論明治時期的政治思想，卻時常言及江戶時期的文獻，展現對江戶時期的思想有絕對充分的掌握，這不也啟人疑竇何以如此。其實，知道的人就知道松田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幕末朱子學學者佐久間象山，當然不會感到意外。只是，真正的原因，還是要說三遍，便是江戶與明治時期連續性這個最大公約數的存在。任何想要研究明治時期的思想史，甚至大正與昭和初期日本思想史的人，如果對江戶思想太生疏，很難真正登堂入室。
江戶日本是「周制」嗎？
儘管在很多方面從江戶，尤其是江戶後期到明治，有很強的連續性，但這絕對不是說江戶日本與明治日本沒有差異。這些差異，主要就在政治體制與社會制度有了一些顯著的變化，問題是如何理解這些變化。
首先，日本江戶時期，可以用「周制」概括嗎？可以，也不可以。可以，是因為江戶日本的確是封建制，諸侯林立，江戶的儒者比如太宰春台也將當時的日本明確形容為周代封建（他說「宛然三代之制」，出於氏著《封建論》）。但千萬不要忘了，江戶的儒者也深知這個封建的統治者是武家，只要稍微翻一翻荻生徂徠的《政談》便知道。因此也說不可以，乃因日本是一個武國，而武國是什麼呢？
上面提到渡邊浩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一書的第三章，就是討論武家統治的理論-所謂的「公儀的御威光」。懂了這個就知道為何周制或封建不能完整概括江戶日本。一言以蔽之，因為江戶日本是個武家政治主導的封建，有武家統治的邏輯，這不是一個一千多年來文人橫行的中國所能輕易理解的，如果從中唐以後，藩鎮割據的情況持續了七八百年，或許就與日本情況距離不遠。
近年來在日本很受歡迎的歷史學家，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磯田道史，其歷史研究的書已經拍成兩部電影，票房極佳的是2010年《武士的家用賬》（武士の家計簿）這部電影，講的是幕末加賀藩專門管帳武士世家開源節流的軼事。他去年出版的小書《德川創造的先進國家日本》里，對武家的統治有毫無掩飾的描述，簡言之，就是殘暴性。比如有一個村子發生農民暴動，就殺全村男女老少，一個都不留，當時的日文叫做「一村亡所」，後來在1637年九州爆發的基督教徒暴動，世稱島原之亂，德川幕府的作法就是殺無赦，屠殺了少則三四萬人。這個叫做「武斷政治」。儘管如此，從此書書名，就可以看出磯田道史，如同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將江戶時代與明治時代看成一個連續過程，明治日本以來取得的成就，仍要歸功於江戶時代。
武國日本從江戶一開始，就對兵學特別有興趣，尤其是對孫子的研究與注釋，而不是對法家有濃厚興趣。京都大學教授富谷至在法學院講義改寫而成的《韓非子—不信與打算的現實主義》就說了，即使江戶時期有荻生徂徠的《讀韓非子》，到後來太田全齋寫了不輸任何中國注釋韓非子的《韓非子翼毳》，其實連太田全齋的思想與韓非子有什麼關係都看不出來。至於其他，比如福山藩的治理模式，雖然有些蛛絲馬跡，但實在是說不清楚，因此是他今後的研究課題，可是這本書成於2003年，十多年了，富谷至仍未交出答案。
與此相反的是，兵學，包括孫子兵法的研究，從江戶到明治再到二戰結束，都是相當顯赫的學問。前神戶大學教授野口武彥在《江戶的兵學思想》一書，涵蓋了從江戶初期的林羅山，山鹿素行，新井白石，荻生徂徠，賴山陽，林子平，一直到吉田松陰，在野口的敘事中，荻生徂徠的兵學如同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荻生徂徠，乃是江戶兵學的高峰，江戶兵學與《孫子》的研究亦是如影隨形，不可二分。然而，孫子兵法的缺陷在完全沒有水戰，更遑論海戰的想法，這嚴重影響到江戶兵學，使得周遭四海包圍的日本竟然嚴重缺乏海戰思想。
這一點在大阪大學教授湯淺邦弘的《軍國日本與孫子》一書里提到明治時期的海軍中將秋山真之，在《海軍基本戰術·第一篇》提到中國兵法家時，居然沒有提到孫子，而是吳子（吳起），原因就在《孫子》不提水戰，而《吳子》在應變篇里提到水戰，講到水的戰術。儘管如此，湯淺邦弘仍然從幾個地方分析，認為秋山真之的海戰戰術基本上還是可以說受到孫子的影響。比如在《海軍基本戰術·海軍應用戰術》就強調不戰而屈人之兵，這毫無疑問就是來自《孫子》。另外更為具體的是，在日俄戰爭，日本海海戰時，日本聯合艦隊採取秋山真之的丁字法，就是來自《孫子·勢篇》的奇正兵法。
《軍國日本與孫子》這本書在時間點剛好接上《江戶的兵學思想》一書，形成一個從江戶初期到二戰結束，日本以孫子兵法為中心的兵學思想史，這就是武國日本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一橋大學教授若尾政希在《讀《太平記》的時代-近世政治思想史的構想》里，從一個過去日本政治思想史少有觸及，可是實際上在江戶時代又廣為流傳教授的文本，試圖勾勒武國日本的政治思想。這個文本就是《太平記評判秘傳理盡抄》（簡稱《理盡抄》）。
《太平記》就是日本南北朝時代的武家故事。《理盡抄》如此解釋讀《太平記》的目的：「太平記之評判者，武略之要術，治國之道也，非其器者，不可傳授」，這不就說的很清楚了，《理盡抄》把兵學與治國之道串連起來，看成相輔相成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理盡抄》不是一般所謂的儒學書籍（雖然有儒學影響的痕迹），而是武家物語的評論，不過卻又有不少儒者參與閱讀評論，比如著名的朱子學學者佐藤直方。若尾的論點是，從《理盡抄》更可以看到江戶時期民眾（以富農為主）的想法，更可以看到那個時代的實際情況，而這些在一般以漢文寫的儒學著作里，很難看得出來蹊蹺。再以若尾政希的話來說，就是以「讀太平記」為主軸，從武士以及思想家到一般民眾的思想，才能有整體的掌握。
除此之外，《讀的時代》也處理到江戶時期政治體制與佛教的密切關係，在《盡理抄》中對（主要是非禪宗的）佛教雖然有批判，但仍然將佛教視為國家安穩的基礎，因為佛法有利於教化，與儒教與神道一同使人知道踐行三綱五常，但是佛教必須服從王法，接著以岡山藩為例子，說明岡山藩如何將佛教編入體制統治民眾，如何成為禁止基督教的一環。在此，這又回到江戶日本的國家性質問題。
前東大社會科學研究所教授平石直昭的《日本政治思想史—以近世為中心》一書里，劈頭就討論江戶初期的國家體制與意識形態建設，與反基督教有關，而參與制定反基督教的人，早期以佛教僧人為主，特別是臨濟宗京都五山之上南禪寺的僧人以心崇傳，起草禁止基督教的法令，其中提到的理由就是日本是神國，並且以所謂的本地垂跡說，說日本也是佛國，同時日本又古來學習儒教，因而成為三教之國，所以必須禁止與排除基督教。
至此不言而喻，江戶日本可說是一個神道，佛教，儒家雜居體制內的宗教與教育之國，這豈又是「周制」可以概括？簡單總結，江戶日本是一個武家封建三教雜居的鎖國體制，這沒辦法單純地挪用中國歷史比附來理解，在鎖國這點日本反而與中國明清接近，屬於日本學者荒野泰典所謂的東亞海禁體制的一部分。
戰前日本是「家族國家」
舊曆1867年12月王政復古，一個月後在1868年一月京都南郊爆發鳥羽·伏見之戰，前幕府軍在幾天內迅速敗退，明治新政府正式成立，啟動明治維新。雖然，在思想上江戶到明治有連續性，然而在政策上，有些卻可能給人有巨變的觀感，前年物故的一橋大學榮譽教授安丸良夫的《諸神的明治維新》就談到明治初年，在日本掀起一陣「廢佛毀釋」的風暴，其中最大最引人關注的破壞，就是原來在奈良的興福寺，除了原來屬於興福寺的春日社獨立成為今日的春日大社（神佛分離政策），興福寺被拆的所剩無幾，剩下的一些鳳毛麟角今天散落在奈良公園裡，好像是劫後的斷壁殘垣。
安丸這本書交代整個「神佛分離」與「廢佛毀釋」的來龍去脈，不消說也是從江戶時期說起。從江戶中期開始，儒學對佛教的批判逐漸高漲，到後來神道對佛教的批判，更形犀利，此起彼落，導致在江戶時期，早已經有少數的藩實行神佛分離與去佛教化政策，比如水戶藩，長州藩，岡山藩，會津藩，淀藩等等，這些在江戶時期就已經展開去佛教化的藩，幾乎都是特別重視儒學的藩。所以，三教雜居的日本從江戶後期，也大概是19世紀開始，就出現鬆動，只是重大的裂痕，到了明治初年才一下子因為改朝換代而呈現出來。
「廢佛毀釋」以後，佛教被排除在體制以外，留在體制內的儒教與神道，隨後不久，其在體制內的教育壟斷也被取消，明治政府不再獨尊儒術，也並不厚愛神道或國學，很多人因此誤以為儒教與神道就如同佛教被排除在體制之外，實則不然。法政大學法學院教授關口澄子（すみ子）在其書《國民道德與性別—福澤諭吉·井上哲次郎·和辻哲郎》分析這三位懂西學談西學的思想家，其實他們的國民道德主張或多或少都類似儒教思想主導的《教育敕語》（1890），福澤諭吉也不例外。
而且，福澤諭吉從未表態反對《教育敕語》，更有意思的是關口的分析之下，留學德國的和辻哲郎，其思想與江戶時期古學派的伊藤仁齋相當接近，關口更進一步發現和辻哲郎研讀伊藤仁齋的證據（在和辻哲郎所藏伊藤仁齋的著作劃線與筆記）。因此可以看到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在朝在野的知識人，都走向一個重視家庭倫理的國民道德論，最後，關口結論日本自明治以來成為一個自稱的「家族國家」。
這個家族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具體而言，就是國體論，國體論可見於《教育敕語》與《大日本帝國憲法》這兩份戰前日本憲法級的文件，在《教育敕語》正文里，更是直接提到國體一詞。國體論可以上溯到江戶後期水戶藩藩校弘道館初代首席教授會澤正志齋的《新論》（1825）一書。在《新論》里，國體的內容，簡單說，便是基於宗法大宗論的萬世一系說法，這個說法來自會澤對公羊學的詮釋，在明治時期，上面提到松田宏一郎書里談論的穗積八束，他對國體論的一個理解就是日本的國體為祖先教。雖然，穗積八束不認為祖先教是日本或儒教所獨有，他同時強調古代羅馬亦是奉行祖先教。然而在日本的歷史情境，祖先教就只能是儒教而已。
祖先教在大阪大學榮譽教授加地伸行的暢銷書《何謂儒教》里，就是儒教兩種宗教性的其一（祖先祭祀），另一個就是以孔子為中心而形成的宗教性（孔子教/孔廟），而且做為祖先教的儒教（原儒）早於做為孔子教的儒教，同時亦更廣為流傳，不像孔子教只是讀書人的宗教。加地伸行的《何謂儒教》出版於1990年，當時全球包括日本研究儒學的人，絕大多數對儒學的宗教性或宗教維度，不是忽略，就是否定，所以《何謂儒教》有相當劃時代的意義。
最有意思的提示是，加地伸行將儒教/儒學的宗教性分成祖先教與孔子教兩種，其實很能有效解釋儒教在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命運。那即是儘管日本將儒教拆成兩塊，不再獨尊以孔子為中心的儒教，日本卻更加鞏固做為祖先教的儒教，將祖先教看成是日本國體的內容，並且提高到憲法的地位。其實，在會澤的國體論里，孔子的地位已經很曖昧而沒有特別的安置，已經似乎預告後來孔子教的地位。這裡又可以看到從江戶後期到明治的連續性。最後抄錄日本文部省公布《教育敕語》漢文版全文，可以令讀者細細咀嚼，反覆思考明治維新所建立的戰前日本究竟為何：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敎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衆、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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