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波恩氣候大會：中國發揮的作用越發顯著
導 讀
聯合國環境署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與工業化之前相比，2100年全球氣溫仍然極有可能上升3℃以上，減排任務無比艱巨且迫在眉睫，人類是脆弱的，因此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23次締約方大會於2017年11月6日~18日在德國波恩召開。雖然過程中存在眾多分歧，但是通過多方努力，尤其是我國積極發揮作用，會議最終取得了不錯的成果。
解決分歧取得成果
中國代表團團長、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說，中國代表團在本次大會談判中貢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處理分歧時提出「搭橋方案」，尋找最大公約數，有效推動了談判進程。
承上啟下、承前啟後
與以往歷次會議相比，本次大會呈現出召開時機關鍵、小島嶼國家首次辦會以及中國積極為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作出貢獻等特點。在大會開幕當天的媒體見面會上，中國代表團形容本次大會「承上啟下、承前啟後」。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陸新明解釋，「承上啟下」是指《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談判已經過半。2016年在摩洛哥馬拉喀什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2次締約方大會，為《巴黎協定》實施細則作出規劃安排，計劃2018年舉行第24次締約方大會時完成《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談判。
「承前啟後」是指各方以2020年為節點，盤點此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承諾和行動，展望和規劃2020年後行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從1992年《公約》達成到2020年《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到期，主要圍繞《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實施展開；2020年後，則是《公約》和《巴黎協定》共同實施階段。
陸新明認為，本次大會處於談判關鍵期和氣候進程交匯期，較往年啟動更早、結束更晚、談判時間更多，期間舉行的多項會議首次集中開幕，安排比以往更高效。
主要存在三大分歧
據介紹，此次氣候大會主要存在著三個分歧。一是資金問題。資金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談判中較難達成一致的問題。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承諾2020年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但是目前距離實現承諾目標仍有不小差距。
二是如何安排2018年促進性對話、是否將2020年前氣候行動列入大會下一步談判議程。促進性對話是指各國就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和自主貢獻目標展開交流。發展中國家認為，促進性對話應主要圍繞2020年前的行動和承諾展開，而發達國家則傾向在對話中展望2020年後的未來。
三是圍繞2020年前氣候行動，發展中國家也與發達國家展開交鋒。談判中，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呼籲在《公約》締約方大會框架內設置專門議程，重點討論相關問題。發達國家則對此表示反對。
最後仍取得系列成果
大會通過了名為「斐濟實施動力」的系列會議成果，包括《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草案，進一步明確了2018年促進性對話的框架和方式以及加速2020年前氣候行動的一系列安排。雖然波恩氣候大會被預期為加強雄心、看似輕鬆的大會，但會議仍就2020年前行動議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等問題產生了激烈交鋒。會議通過「做加法」的方式達成的全面、均衡反映各方訴求的《巴黎協定》實施細則草案，為後續的細則談判奠定了基礎，但明年的談判也因此而面臨「做減法」的巨大壓力和挑戰。此外，發展中國家最為關心的1000億美元資金支持依然懸而未決。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代表團在本次大會談判中貢獻中國智慧、提出中國方案，處理分歧時提出「搭橋方案」，尋找最大公約數，有效推動了談判進程。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上海交通大學華信國際能源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楊璨指出：波恩氣候大會，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斐濟抱有迫切希望
本次會議主席國由南太平洋島國斐濟擔任。斐濟是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也是第一個批准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的國家。
作為主席國，斐濟代表著應對氣候變化能力最脆弱的小島嶼國家，它們已面臨海平面上升、海水異常升溫、嚴重風災等影響，無法再接受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進一步威脅，因此對全球氣候治理抱有迫切希望和堅定信念。本次氣候大會主席斐濟總理弗蘭克·姆拜尼馬拉馬在開幕式上說，氣候變化導致颶風、野火、乾旱、洪水和糧食安全等方面的威脅不斷增多，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沒有時間可以浪費。會議前期，斐濟就通過政府外交及民間組織等開展廣泛動員，向政府、企業、研究機構、非政府組織、民眾等各階層發出強烈呼聲以促成此次大會的成功。受制於資源和技術，斐濟以創新性的籌資方式向世界傳遞了明確的信號，在本次氣候大會召開之際發行了一隻5000萬美元規模的「綠色」債券，這也是全球首隻解決氣候問題的債券。
歐洲國家表態力不從心
11月15日，大會正式進入高級別會議階段。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等多國首腦出席並講話。馬克龍表示法國將在2021年底前徹底淘汰煤電，並希望歐洲能接替美國的角色，為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供資金支持，但在資金問題上僅呼籲為IPCC保障資金，彌補美國退出的缺口，在對發展中國家1000億美元的氣候資金支持上卻避而不談。默克爾則直言不諱，表示德國將積极參与行動，但德國對煤炭的依賴很大，徹底擺脫煤電很困難。歐盟作為全球氣候變化治理的倡導者和先行者，卻表達了力不從心的態度。
區域經濟復甦整體乏力，難民、恐襲導致的內部割裂、英國脫歐的牽連影響及其發達國家立場等因素，使歐盟在談判中亦有難以割捨的利益。
美國官方退出民間態度有差異
今年8月4日，美國向聯合國遞交退出《巴黎協定》文書，在2020年11月4日正式退出前仍屬於協定締約方，並應當遵守相關義務。出席本次氣候大會的美國官方代表團僅有48人，不足巴黎氣候大會的一半，且辦公室大門緊閉。會議期間，美國國務院還發表聲明稱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立場不變。顯而易見，美國官方代表團此次參會並非促成談判或履約，而是保護美國利益並確保未來政策選項。
然而，以加州州長傑里·布朗作為領頭人之一的美國民間代表團，他們在場外設置了近2500平方米的「美國館」，向與會者展示了即使沒有聯邦政府的支持，美國依然可以成為全球減排領導者的信心和決心。
美國「民間代表團」包括以加州州長、俄勒岡州參議員、維吉尼亞州州長、達文波特市市長、匹斯伯格市市長等為代表的政界，以耐克、沃爾瑪、瑪氏、花旗銀行等為代表的商界。他們在大會園區外建立了自己的美國館——「美國氣候行動中心」。中心外打出寫有「WE ARE STILL IN（我們還在）」的條幅迎風飄揚，讓人們感覺到美國民眾與美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態度差異。
中國成為重要的貢獻者
自2014年以來，中國逐漸成為全球氣候治理領域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並日益展現出凝聚中國智慧的影響力和領導力。此次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的「搭橋方案」為彌合各方分歧、促進《巴黎協定》細則草案的達成貢獻了重要力量。此外，中國推進南南合作，在資金和技術上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增添了新平台，提供了新資源。中國在積極推進國際氣候談判的同時，在國內認真落實減排義務。過去五年，中國將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視為國內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機遇期和內在動力，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實施產業升級、能源結構轉型、節能提效、綠色金融創新等一系列措施，以中國方案證明了氣候行動與社會發展的雙贏模式。此外，自2013年正式啟動碳交易試點以來，截至今年9月，七個試點省市累計交易二氧化碳1.97億噸，交易額45億元人民幣。目前，全國碳市場已進入審批程序，一旦啟動，將成為全球最大碳交易機制。
中國兌現國家自主貢獻在行動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政策與項目高級司長馬丁·弗里克表示，感謝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由於中國的重要作用，國際能源署把唯一分部辦公室選擇設立在中國北京。中共十九大報告發出了歷史性的聲明，再次強調了「綠水青山」的重要性。隨著中國能源結構的變革，他相信世界必將從中受益。
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
作為一個13億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是遭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深度參與全球治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人類共同發展的責任擔當。在我國政府的引導下，我國社會各界和公眾已經積極行動起來，從工作和生活，包括身邊小事做起，正在為我國實現公約目標，助力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最大努力和自己的貢獻。
我國在《強化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向全世界做出了我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莊嚴承諾：我國將在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並爭取儘早達峰、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45億立方米左右。
為實現應對氣候變化承諾目標，我國積極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和措施。十九大報告中也明確提出「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
中國一直在行動
北京節能環保中心產業促進部部長李曉丹在波恩氣候大會中國角邊會上從公眾、企業和社會機構等方面介紹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開展的部分工作。
一是公眾積極開啟綠色低碳生活方式。主要包括積極踐行綠色消費、主動選擇綠色出行、積極使用清潔低碳能源。自2009年起，節能產品超市在北京悄然興起，最初只有2家，到2016年已發展到30家，還出現了節能產品網店。在節能超市裡，只銷售能效等級為1級或2級的節能產品，市民對節能產品的認知和購買能力不斷增強。據統計，北京市二級以上能效產品市場佔有率達到85%；2011~2015年間，在節能超市銷售的十大類節能家電產品達到157萬台，年節電1.9億度，減排二氧化碳15.7萬噸，相當於6萬個家庭一年的用電量。
作為中國「新四大發明」之一的共享單車成功解決了最後1公里出行的問題，讓更多人參與到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2016年，共享單車騎行總距離超過25億公里，相當於往返月球3300次；累計節約4.6億升汽油，減少碳排放54萬噸。軌道交通、快速公交、電動汽車這些綠色出行方式也成為人們出行的主要選擇。以北京為例，2016年軌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客運量分別達到36.6億次和36.9億次，綠色出行比例達到71%。北京還建成了全國規模最大的純電動公交車隊，純電動公交車達到1.92萬輛。到2020年，北京市電動汽車使用規模將達到40萬輛左右。
為響應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號召，我國越來越多的家庭選擇使用清潔低碳能源。以京津冀及周邊「2+26」城市為例，「煤改氣」、「煤改電」及可再生能源供暖雖然價格略高，但已被廣泛接受。到今年10月底，共有300萬戶以上的家庭改用清潔能源供暖。2016年下半年，僅在北京延慶一個區，農民就在屋頂安裝光伏發電5兆瓦，年可發點約500萬千瓦時，摺合170噸標準煤，減排二氧化碳415噸。
二是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在各項節能減排政策的影響下，我國企業也紛紛行動起來，積极參与到應對氣候變化的活動中來。2013~2016年，北京市共有467家企業開展了以「節能、降耗、減污、增效」為目標的清潔生產審核，其中企業自願性開展審核的單位達到353家，佔總數的76%，遠超過強制性開展審核單位（114家，佔24%）。353家自願性開展清潔生產審核的企業覆蓋集成電路製造、汽車、製藥、印刷、乳製品製造等38個重點工業行業；覆蓋種植、養殖兩大農業領域；覆蓋醫療機構、學校與科研院所、住宿餐飲、汽車維修、沐浴、交通運輸、洗染等10個服務業重點行業，實現了對一、二、三產業全覆蓋，為全社會各個領域積极參与節能減排起到了示範作用，形成了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良好氛圍。
三是社會機構發揮重要作用。我國與節能環保相關的社會機構已經發展至幾千家，這些社會機構從不同領域、針對不同對象積極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工作，已經成為推動我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本文原刊於《節能與環保》雜誌2017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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