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曉」的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公元前551年，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人。孔子是中國文化中的核心學說儒家學派的創始人、首代宗師。
孔子生於東周亂世，周朝天子無力控制各諸侯國，天下四分五裂。許多諸侯國君也大權旁落，卿大夫專權。各諸侯國之間及其內部紛爭不斷，戰亂頻仍。於是，「禮崩樂壞」、弱肉強食、巧取豪奪、百姓遭殃。當此時，孔子從維護正常社會秩序和正統貴族統治的願景出發，創立了系統的儒家學說，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張、倫理觀念和文化思想。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集中體現在「仁」與「孝」、「禮」，以及「忠恕」與「中庸」。
所謂"仁"，即，人之合二成仁（世界上的人都是相互依存的）。子曰：「仁者，愛人」，子又曰：「仁者，人也」；人與人之間相互團結、友愛，便是「仁」；離開了「仁」，便不成為人。「仁」是孔子思想體現中的核心概念。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就是說：君子如果背離了仁，又怎麼能叫君子呢？君子不會有吃一頓飯的時間背離仁，即使在緊迫急促的時候也一定會依照仁的要求去做；即使在顛沛流離的時候也一定會遵守仁的準則。
孔子認為，「仁」是人天生的本性，子曰：「我欲仁（我想達到仁），斯仁至矣（仁就到了）。」「為仁由己（要實行仁完全在於自己），而由乎人哉（難道還在於別人嗎）？」
孔子指出：「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就是說：有仁德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首先會付出艱苦的努力和奉獻，然後才會考慮自己的收穫和所得；把困難的事情都做好了，自然會有成功的機會。子又曰：「眾寡均而人功倍己焉（眾人的所得是一樣的，而他人的功績是自己的數倍），君子恥之（認為是自己的恥辱）」。孔子還教育自已的弟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給老百姓許多好處而又能周濟大眾）」。「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那就豈止是仁人，簡直就是聖人了）！」
「仁者」平時的表現怎樣呢？子曰：「剛、毅、木、訥（堅強一點、果敢一點、樸實一點、說話慎重一點），近仁（就接近仁了）。」子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總是花言巧語、裝腔作勢，那麼仁心就減少了）。」孔子曾經為他的學生描繪過「仁者」的形象，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能夠在天下倡導實行五種美德，就是仁了）。」「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意思是說：「仁者」莊重不易受到別人的侮辱，寬厚能夠得到眾人的擁護，誠信能夠引起別人的重用,勤勉能促使事業取得成功,慈惠能夠激發別人願意為他效力。以上五種描述既是仁者的品質和品行，也是仁者的長處和益處。
當然，孔子並不否認在現實生活之中，尤其生處亂世，許多人難免在利害攸關時刻，一念之差誤入歧途，丟棄掉自己的「為仁」之心。因而，孔子告誡自己及他人：「若仁與聖，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如果說已經是個仁人與聖人了，那我怎麼敢當！不過，向著仁與聖的方向努力去做而不感到厭煩，以此來教育引導別人而不感到疲倦，則對我可以這樣說的）。」
孔子將「仁」視為人類社會最重要而又最根本的道德準則和思想境界，為此，孔子呼籲，「為仁者」要經受住來自各方面的考驗。子曰：「志士仁人（志向崇高的仁人），無求生以（沒有貪求生存而）害仁，有殺身以（有犧牲自己利益甚至生命而）成仁。」意在教育人們，在各種誘惑和脅迫面前，哪怕是生死關頭，都應當把控住人的本性，堅守「仁道」；如若不能「殺身成仁」，也絕不可「求生以害仁」。《論語·微子》：（商紂王無道）「微子去之（微子多次勸諫無效，離開了他），箕子為之奴（箕子不忍離開而假裝瘋癲被囚，降為奴隸），比干諫而死（比干不畏懼犧牲屢次冒死勸諫，被紂王殺害）。子曰：『殷有三仁矣（商朝有這三位仁人啊）』。」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學，而「孝」是實行「仁」的根本。「善事（好好對待、侍奉）父母為孝」。「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人一旦確立了孝心，其家庭就能夠和諧美好；一旦懷抱著孝心走向社會，便能正確處理好各種社會關係，對國家作出較大的貢獻；最終成為品行端正的長者。所謂「其為人也孝悌（孝敬父母、敬愛兄長）,而好犯上者，鮮（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末之有也。君子務本（專心致力於根本的事務），本立而道生（根本建立了，為人處事的原則也就有了）。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孝」從何處做起呢？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是告訴人們：一個人最寶貴的生命，來之於父母的辛勤養育，理應珍惜自己的生命，好好生活，修身養性；絕不可胡作非為，以身試法，以免父母為自己擔憂焦慮。有了這種「孝」的思考和覺悟，便是「孝」的開始。
孔子進一步指明，一個人行「孝道」的根本要義是「敬」，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今天許多人把孝單純理解為養活父母），至於犬馬皆能有養（狗和馬也有被人飼養的）；不敬，何以別乎（不尊敬父母，僅僅用錢物供養父母，這與飼養狗和馬有什麼區別呢？）」孔子認為，子女如不能恭敬地對待父母，就不能說是「盡孝」。
孔子強調行「孝道」最重要的是敬愛父母，和父母相處特別要注意「色難（和顏悅色最難）」，要時刻保持良好的心情和態度對待父母。但是，孔子絕不主張子女一味肓從父母的號令，子曰：「父有爭（同諍，直言相勸）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如果父母有違背仁義的錯誤言行，必須做到「事父母，幾諫（侍奉父母時，要反覆勸諫說服），見志不從（看到父母仍不聽從規勸），又敬不違（再次不停地以尊敬的態度加以勸說），勞而不怨（為此憂心操勞而不怨忿）」。
可見，孔子所謂的「孝」是以「仁」為核心為起點的。
孔子還為世人指明實現「仁」的具體途徑，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就是說：抑制自己不符合「仁」的念頭（注重自己的品德修養），使自己的言語和行動都切合到「禮」上來，就是「仁」。一旦做到了這些，天下的人都會稱許你有「仁德」。
什麼是「禮」呢？「禮」是理想的政治生態和日常的社會生活中，人人應當遵守的章法、制度、準則等各種規矩。子曰：「禮者，即事之治也（是治理事物的章法、步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猶如盲人沒有扶助的人），倀倀乎何所之（茫然不知往哪裡走）？……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不知道手腳該放到哪兒好），耳目無所加（不知道耳朵該聽什麼眼睛該看什麼），進退揖讓無所制（向前、退後、作揖、謙讓都失去了尺度）。」孔子還強調「君使臣以禮（君主要按照禮的規定使用臣下）」，從而更好地激勵臣下精忠報國。
在一個秩序井然的國家和社會，無論什麼人都要以「禮」來約束、規範自己的言行。所以，孔子告誡「不學禮，無以立（不知道如何立身處世）。」（「非禮（不符合禮的事）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要這件事不合「禮」，不管是誰在其中主使，都不要去參與。
當然，「禮」既然起規範作用，那就必然會通過相應的儀式、儀容等來加以表現，形成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等相互往來的禮節和禮儀；其中最顯著的特徵是曲己（減低自己）而敬人。能夠遵守這樣的禮節、禮儀，就容易贏得別人的好感，正所謂「君子敬而無失（恭敬認真不出差錯），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在強調「禮」之規範作用的同時，孔子還嚴肅地指出：「人而不仁，如禮何（遵守禮儀有什麼用）？」這就告誡人們：「禮」是服務於「仁」的！「禮」是「仁」的補充和形式；一個人如果丟失了善良仁愛之心，只是虛情假意用所謂的「禮」來裝模作樣唬弄人，這樣做是與「禮」背道而弛的。「禮」應該是仁愛之心真情實意、恰如其分地表達。
孔子還大力倡導「忠恕」之道。「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憑自己的良心盡自己的努力便是「忠」，凡是應該自己承擔去做的事，就應當義無反顧、殫精竭慮、始終如一地去做好做到位。子曰：「臣事君以忠（臣下要忠心耿耿地事奉君主）。」「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事奉君主，要恭敬而認真地辦好君主的事情，然後才能安心領取報酬食其俸祿。）」
孔子倡導「君君，臣臣（君要為國為民做個好君，臣要勤勉忠誠做個好臣），父父，子子」。勤勉忠誠的臣子應當明辨是非，善於勸諫君主的過失。子曰：「天子有爭（同諍）臣七人，雖無道（雖然不能掌握治理天下的法則），不失其天下（不會丟失他的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則臣不可以不爭於君」。
孔子時代所提倡的「忠」，還有一層更深的含義，孔子曾高度讚美上古時代的虞帝（舜）「君（統治）天下，生無私（活著沒有私心），死不厚其子（死了也不厚待兒子，不把帝位傳給兒子），子民如父母（愛護百姓就像父母愛護兒女），有憯怛（憂傷）之愛，有忠利之教（既有哀痛百姓不幸的慈愛關懷，也有忠於百姓利益的深刻教誨）。」正所謂「上思利民，忠也（統治者總在思考如何利民，這就是忠）。」
可見，孔子要求人們的「忠」，乃是忠於自己的職責、本分等；絕非如後人所篡改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忠。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如果君王不採用我的正確主張，我就乘著木筏子到海上去）」。
除了忠於職責、本分之外，孔子還要求人們忠於自己的承諾，做誠信之人，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人要是沒有了誠信，不知道他可以做什麼）。」子又曰：「主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幫，行矣（奉行忠實誠信的原則，行為懇切恭敬，縱然是到了邊遠荒僻野蠻的地方，也行得通）。」當然，孔子對於被不仁不義之人逼迫而作出的所謂承諾，那是不當一回事的，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在要挾下訂立的盟約，神也只當沒聽見）。」
在孔子看來「忠」的最高境界，是忠於崇高的理想，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堅信並努力學習，誓死守衛並完善仁道）」；那麼，「朝聞道，夕死可矣（早上聽說「仁道」普行於天下，晚上死了也可以心安了）」！
與「忠」密切關聯的是「恕」，「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恕」者，如心也，凡事要從自己的心思去推理別人的心思，進而在處理問題時能多為別人著想便是「恕」，也就是「推己及人」。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自己不願意的事，就不要強加於他人）。」子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想要樹立的，就應當使別人也能樹立；自己想事事如意而通達，就應當使別人也能事事如意而通達）。」
孔子「恕」的思想體現出真正的儒家所主張的，「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充分發揮自己的天性，從而（感化他人）充分發揮他人的天性）」，人與人相互尊重、相互實現的高尚倫理。《論語》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我不想別人把他的想法強加於我，我也不想把自已的想法強加於別人）」，這就進一步抒發出在堅持「仁道」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個體思想和行為差異的樸素的平等理念，孔子帶著激勵的口吻說：「賜也（子貢啊），非爾所及也（這樣做很好，但恐怕不是你可以做到的）。」
孔子曾對自己的學生說：「參乎（曾參啊），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待人「忠恕」，是「仁」的基本要求和深入體驗，貫穿於孔子思想的各個方面。
如果說「忠恕」是實現「仁」的路線和方針，那麼，「中庸」就是實現「仁」的措施和策略。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
所謂「中庸」，「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的意思是中正、適當；「庸」的意思是平常、不變。「中庸」學說蘊含陰陽平衡之法，既合乎天地運行之道，又合乎性命養生之理。它的本質在於順應規律、講求適度，「執兩用中（把握和關注事物兩端的變化，尋求和採用保持平衡狀態的措施）」，促進事物的和諧發展。因此，真正的「中庸之道」乃是要求人們：在中正、平衡的狀態下，堅守並履行好自己的本分和職責。
「中庸」者既反對「過分」，也反對「不及」，要在過分與不及的兩端把握或者轉折出一個「中點」，加以利用。因而，「中庸」者在十分必要時也會採取嚴厲的措施，促使變化的事物重新回到正位和常態，最終實現和諧發展。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就是說：講仁愛之人愛憎分明，既能夠正確地喜愛某些人，也能夠正確地厭惡某些人。子又曰：「政寬則民慢（政策過於寬和，那麼百姓就會怠慢），慢則糾之以猛（怠慢就用嚴厲的政策來加以糾正）。猛則民殘（嚴厲的政策會讓百姓受傷害），殘則施之以寬（受傷害就要實行寬和的政策）。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用寬和來調節嚴厲，用嚴厲來調節寬和），政是以和（政事因此而和諧）。」
「中庸」也可以理解成「用中」、「致中和」，也就是說，處理各種關係和矛盾不走極端，達到前後協調、上下和諧。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同嫡、專註意）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思是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事，沒有規定一定要怎樣做，也沒有規定一定不要怎樣做，而只考慮怎樣做才合適恰當，就行了。比如說，「禮」既肯定尊卑有別、貴賤分明，又強調尊者要有謙卑精神，即使遇到地位低下者也應當使其得到應有的尊重，正所謂「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擔貨販賣之人）必有尊」。當然，「致中和」絕對不是「和稀泥」，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同流合污），小人同而不和」，「致中和」的本質，是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追求人人心情舒暢。
「中庸」，既是「仁」的結果，也是「仁」的完善。孔子之孫子思著成《中庸》一書，系統論述儒家的人性修養和哲學思想。
孔子一生中大半時間，從事教育工作，他三十歲左右首創私學，開門授徒，打破了「學在官府」的舊制度。孔子教學的內容有「六藝」，不僅傳授「禮、樂、書」，還教授「御（駕御）、射（射擊）、數（算術）」。孔子主張「因材施教」，重視啟發式教學，要求學生舉一反三，並做到學習與思考並重，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就是說：光學習不思考就會被蒙蔽，光思考不學習就會陷入困境。
孔子畢生研求為人和為政之道。主張「學而優則仕」，亦即學習好有足夠的能力就去做官。希望能夠依靠自己廣博的學識走上從政道路，發揮才能利國利民，謀求天下大同。於是，孔子周遊列國，在各國執政者中反覆闡述、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治國理論。儘管有許多的當權者很佩服孔子的為人和學識，但是他們並非真心實意地信仰和推行孔子的主張和思想。縱觀孔子的一生，除了在他五十一歲以後的幾年裡，先擔任過魯國的「中都宰」，一年後又升任「司空」和「司寇」，並在其任上取得過顯著的政績；其餘大部分時光，往往因為難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一直在迴避或拒絕那種同流合污「為虎作倀」式的做官當老爺。於是，孔子轉而希望通過教書育人對政治施加影響。
孔子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在文化教育事業上，努力搜集和整理古代文獻，作為傳授自己思想和主張的課本。孔子編定整理的書籍有《書》、《詩》、《春秋》、《禮》、《樂》、《易》等。
《書》，又稱《尚書》，是上古時期的歷史文獻和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彙編。
《詩》，又稱《詩經》。孔子之前的古代留下來的詩有上千篇，孔子刪去重複的部分，選取可以用於禮儀教化的篇章共三百零五篇。孔子還將這些詩全部配樂，使得禮樂制度得以更好地傳述。
《春秋》，本是魯國的編年史，孔子對其加工訂正，該寫則寫，該刪則刪。孔子編定的《春秋》雖是史書，但其作用早已超出史書範圍，《春秋》用詞造句字字針砭，切中要害，抑惡揚善，成為一種獨特的文風，被稱為「春秋筆法」，歷代文史專家奉為經典。
《禮》又稱《儀禮》、《禮經》，主要內容是記載周代的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各種禮儀；以及周代的官制等級。等級的內容包括對樂舞名目、樂器品種和數量、樂工人數等的絕對限定，超出規格就是違背禮儀。
《樂》，又稱《樂經》，主要內容今已失傳。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可見，孔子論樂的核心觀念是陶冶情操。《樂經》中還應該有純樂理的內容。
《禮》與《樂》有著密切的聯繫，可以說「禮」中有「樂」、「樂」中有「禮」。
孔子晚年尤喜《易》（又稱《易經》），反覆研讀，以至於「韋編三絕」。《易經》原本是單純的占卜功能書籍，孔子發掘其中蘊含的人生哲理，作《易傳》（又稱《十翼》），以此解釋《易經》，闡述、發揮自己的認識和思想。
孔子一生以整理、傳授古代文獻為己任，對保存與發展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作出了永不磨滅的巨大貢獻。
孔子弟子及再傳弟子根據孔子師徒的言行記錄，編纂成《論語》一書，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倫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後人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並稱"四書"，並與孔子整理編定過的《詩》、《書》、《禮》、《易》、《春秋》「五經」總稱為儒家學說的「四書五經」。
孔子亨年七十三歲，於魯哀公十六年（公元479年）四月去世。孔子生前及逝世後，其崇拜者都不可勝數。到了漢武帝時期，孔子創立的儒家學說成為欽定的正統思想。此後，中國的各個朝代不斷推崇孔子，奉其為「素王」，尊其為「大成至聖先師」。
（江蘇省淮安市淮安區教育局）
本文載於《精品》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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