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責任應該由李德承擔嗎？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於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獨立評論員郭松民公眾號陸續刊出。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責任應該由李德承擔嗎？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二十五）

曹征路

中央蘇區的最後丟失，始於黨的指導思想錯誤，軍事指揮失敗只是誘因。

由於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術思想被認為是右傾，自然與之相對的「堡壘對堡壘」、「短促突擊」便體現了正確路線。

如同今天人們迷信洋名詞新概念一樣，當時作為中央軍事顧問的李德使用的這些戰術，中革軍委和紅軍是堅決執行的，並沒有提出異議。

堡壘是自己修的，以至於每次撤退時不得不炸掉這些碉堡，防止成為敵軍「新的堡壘」。

從第五次圍剿開始，蔣介石就住在廬山，請的首席顧問也是德國人賽克特，使用的戰法也是「堡壘主義」加「保甲連坐」。戰術上取守勢，戰略上取攻勢，五天一進十里一推。加之100萬軍隊100架飛機，所以這一次圍剿完全按蔣介石的意圖在打。

紅軍以往那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的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靈活性完全看不見了。

1933年9月中旬，肖勁光曾經電報建議，「應將主力撤到兩翼側擊敵人」，博古李德回電：「不讓敵人佔領蘇區一寸土地。」

9月25日，敵三個師分別壓來，肖勁光部六七百人根本無法抵抗，黎川失守。

10月2日，李德制定一個攻打硝石、資溪橋的計劃，紅三軍損失慘重被迫撤出。李德以中央名義寫信批評彭德懷「缺乏堅決的信心」。

為了對抗賽克特的堡壘，肖勁光受命匆忙組建的紅七軍團還不到一個月，受命堵在滸灣以北，李德嚴令「不讓敵人再前進一步」。紅七軍團死守一天一夜，紅三軍團趕來援助時，敵人援軍也到了，死死咬住紅軍。就這一天慘烈拼殺，紅軍傷亡1300多人。

11月中旬，在博古、項英的支持下，李德繼續指揮部隊在敵人的堡壘地帶左衝右突，強打硬拼，損失慘重。幸而陳毅此時指揮六個團地方紅軍的組成西方軍與敵人周旋，減輕了一方面軍的壓力。

當這些報告傳到廬山龍雲寺的賽克特那裡，這個整天對著地圖琢磨的德國老頭也納悶了，「紅軍的這種戰法很像我們德國軍隊勇猛進攻的陣地戰術呢。這倒是大為慶幸的事。」他很清楚，紅軍沒有本錢這樣消耗下去。

在此期間，毛澤東曾經兩次通過周恩來、朱德向中革軍委和博古、項英建議，不要糾纏敵人的碉堡群，部隊應該跳到外圍去，在運動中尋找機會殲敵。

但這些意見正好與他們「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想法相反，他們還沉浸在這是「國家與國家的戰爭」的虛幻概念里，反而批評這是「使紅軍脫離中央根據地的冒險主義」。

為了逃避失敗的責任，他們甚至將肖勁光抓起來公審並判以重刑，理由是「放棄陣地，畏敵不戰」。接著又利用這一事件在紅軍中展開「反羅明路線鬥爭」。

1933年11月20日，中革軍委代主席項英以軍委名義致信紅軍總部及師以上軍事幹部：「敵人的堡壘不是不可以征服的障礙，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鬥。」

所以把蘇區丟失完全歸咎于洋顧問的瞎指揮，也是不公平的。

歷史沒有虧待過任何人，博古、項英都有創造歷史的機會。此時對中央蘇區而言，打開過一個極為有利的轉折窗口：

從9月開始醞釀的「福建事變」，經過與中共的多次商討，於10月20日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1月20日，蔡廷鍇、蔣光鼐通電反蔣，宣布成立以李濟森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周恩來三次致電博古，「蔣介石興師入閩，紅軍應在資溪通往光澤的路上痛殲蔣軍，聲援第十九路軍。」

其後毛澤東、朱德、張聞天等領導人紛紛發表看法，毛澤東還親自找到博古，建議藉此良機跳出包圍圈，到四省交界的地方去。

彭德懷在前方發電報，建議向浙、贛、皖邊界突進。

臨時中央內部也有人要求博古李德，應該儘快與福建人民政府建立軍事同盟，互相支援作戰。

「閩變」消息傳到南昌行營的當天夜裡，蔣介石捶胸頓足：「中正誠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亂，遭此奇變，痛心之極。」

他最為擔心的是，如果紅軍乘勢派兵打到蘇、浙、皖地區，則圍剿滿盤皆輸。所以一方面對十九路軍的將領進行收買，另一方面派出九個師對福建進行討伐。而在中央蘇區戰場上，採取了守勢。

然而博古等人面對呼籲建議，斥之為「幼稚，冒險，看不清敵人的滑頭。」

他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報告中說：「福建人民政府算什麼東西？它是一切在野的反革命改良主義的總和。黨必須集中火力反對他們。」

項英在講話中也附和道：「蔡廷鍇這些人算什麼東西？即使與他們握手的時候，也要罵他一句反革命。」

在這樣的影響下，六屆五中全會認為，福建人民政府比國民黨、蔣介石還壞。全會甚至號召福建人民起來推翻這個「反動的阻止蘇維埃前進道路的政府。」

福建方面在重兵壓境之下派十九路軍參謀處長尹時中急赴瑞金，要求紅軍出兵攔擊。博古等人不但搪塞敷衍，反而將紅軍從東線西調，到樂安、永豐一線去打碉堡。於是蔣介石的討伐軍趁機大踏步地越過資溪、光澤一線，進逼福州。

等到福建人民政府岌岌可危了，博古等人才意識到在解決了十九路軍以後，敵人馬上會掉過頭來合圍蘇區，這才命令紅三軍團入閩作戰。

但此時良機已失，蔡廷鍇口吐鮮血，隻身逃去香港，曾經與紅軍談判的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被蔣介石捕殺，僅僅存在一個多月的福建人民政府宣告破產。

在「二蘇大」閉幕的喜慶氣氛中，紅軍的敗訊就頻頻傳出。

2月9號，紅九軍團在小雞公山、熊家寨打到彈盡，被迫向廣昌撤退；2月24號，紅一軍團一部在三甲嶂連戰三日，付出重大傷亡；3月8號到17號，紅一、三、九軍團與敵北路軍主力激戰，紅三軍團傷亡3000多人；3月23號，紅七軍被敵擊敗，傷亡近1000人，歸化失守。

到了3月下旬，紅軍被壓縮到廣昌、建寧一線。蔣介石、賽克特終於看到紅軍被擠壓在一起，興奮異常，命令陳誠指揮11個主力師進逼廣昌。其目的是拖住紅軍，等各路軍隊趕到，誘使紅軍決戰，一舉拿下蘇區。

博古李德只知道大門一開，腹地難保，把紅軍四個軍團都調過來，也準備決戰，喊出來的口號是「像保衛馬德里一樣保衛廣昌」。

尤其糟糕的是，因為紅軍指揮員對李德嚴重不滿，劉伯承彭德懷等人已經多次與李德發生衝突。

博古又對軍事完全不懂，就決定自己負政治責任，李德負軍事責任。在關鍵時刻改變指揮系統，下令取消前方中央局和一方面軍總部，由中革軍委領導各軍團。

周恩來被冷落在一邊，在瑞金留守，博古李德親赴前線督戰。

4月20號，陳誠的兩路縱隊已經合攏。21號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還發布動員令：「奮勇前進，堅決無情地消滅敵人」。26號，李德以前線司令部名義下達命令：「紅軍的唯一任務是堅守廣昌，誓與敵人絕一死戰。」「不論哪支部隊，只有受命後才能撤退。」也是同一天，陳誠下達了合攻廣昌城的命令。

28號，廣昌失守，紅軍陣亡5500多人，負傷也在這個數字以上。第二天晚上召開的軍事會議上，各軍團負責人無不憤慨，彭德懷大罵李德「崽賣爺田不心痛」。聽到翻譯解釋了這段話，李德指責他：「封建，封建。」

廣昌是蘇區的北大門，而幾乎是同時，蘇區的南大門會昌縣筠門嶺也被強敵攻陷。博古李德到這時還不能從失敗中吸取教訓，繼續要求紅軍堡壘對堡壘地打下去。

為樹立自己的權威，博古李德都抓住「筠門嶺失守」不放，下令將22師政委方強關進保衛局審查，又將團長魏協安、政委商輯五等7名幹部送軍事法庭審判，並迅速槍斃兩人，其餘判處徒刑。而對他們自己親自指揮的「廣昌失守不予追究，」

然而這些小動作已經掩蓋不住內心的焦慮，李德此前那種威嚴神態再也擺不出來，常常悶頭盯著地面，目光獃滯游移不定。

1934年6月下旬，博古在下肖村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宣布成立「最高三人團」，此後不到十天，國民黨軍以31個師的兵力分六路向瑞金開來，實施蔣介石的「鐵桶計劃」。10月6日，各部隊陸續接到行動命令和編隊序列，開始了艱難的「戰略轉移」。

毛澤東一直認為，長征並不是紅軍主動的轉移，而是被迫的撒退。

他說第五次反圍剿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膽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進行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不願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反對所謂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得到了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他們所採取的一系列方針「實際上是幫助敵人達到了他們的目的。」

1939年12月，正在莫斯科的周恩來、任弼時、師哲、毛澤民、劉亞樓等人參加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對李德的審查。審查依據材料是中共中央陸續送達的文件報告、情況彙報和李德在中國寫的檢討。

李德首先作檢查，承認自己在華期間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

會間休息時，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麼這麼緊張。

李德用德語回答：「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麼大損失，怎麼能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懂，一開始我就說過，以後也一直說，我只是顧問，對於我的建議，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麼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了……」

在徵求過周恩來、任弼時等在場的中共領導人意見，並請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後，共產國際監委會做出對李德的處理決定：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

其實斯大林早就不同意共產國際向中國派代表。他曾經提議，「派駐中國的代表通常不應當是俄國人，今後的代表並且應當與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們不宜再採取以往的個人代表負責制，而應採行集體工作和集體負責的形式；第二，他們不宜再負有明確的領導責任，主要擔任幫助性工作，起上傳下達的聯絡作用。」

然而實際情形恰恰相反，這其中除了個人因素以外，更多的內在原因乃是中共仍未擺脫幼年期依賴。

這批留蘇歸來的中央領導，由於內心深處的不自信，不得不依賴共產國際，不得不依靠背誦馬列來壯膽。

到了決定轉移的政治局會議上還在引經據典，言必稱馬列。當張聞天批評博古「不該重用李德，要有點自己的主意」時，博古反擊張聞天這是「普列漢諾夫反對1905年俄國工人武裝暴動的機會主義思想」；張聞天無奈，又引用斯大林予以反駁……

中共真正脫離幼年期要等到1942年「皖南事變」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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