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桐：蘇軾黃州歸佛考
蘇軾黃州歸佛考
□謝青桐
謫居黃州期間，蘇軾決定「歸誠佛僧」。這是43歲到47歲之間，蘇軾萬萬沒有想到，佛教被唐代王維充其量用來改造性情，而對他蘇軾來說，不僅要用來改造文學，而且要改造生命，更不可思議的是，佛教讓他「半推半就」從一個儒家知識分子的道統角色中悄然轉場，為北宋以後的中國精英文化開闢了一方自由的靈魂道場。
蘇軾的佛禪因緣是多方面的，仕途坎坷只是動因之一。蘇軾生長在佛教傳播相當發達的四川，他的家鄉眉州處於峨眉佛教文化圈內，與佛教聖地峨眉山和著名的樂山大佛相去不遠。其父母、其弟都不同程度信佛，家庭宗教氣氛濃郁。這樣的地域文化背景和家學淵源，對他與佛結緣提供了更多機會。
蘇軾「歸誠佛僧」，目的是「求一洗之」。其詩《安國寺浴》云：「老來百事懶，身垢猶念浴。豈惟忘凈穢，兼以洗榮辱。」 蘇軾黃州安國寺的這番沐浴，是精神之澡雪，心靈之潔凈。他要洗除的，是塵俗的妄念，是功名利祿的羈梏，是榮與辱、凈與穢等分別念想，成就清凈之心。以洗除穢垢譬喻心性清凈。佛經多有言說，如《維摩詰經》云：「八解之浴池，定水湛然滿，布以七凈華，浴此無垢人。」
蘇軾嚮往維摩詰居士，熟悉《維摩詰經》，其「安國寺浴」顯然是受了佛經潤染的一次洗禮，具有更多佛學清凈的意蘊。元豐六年（公元1083年），即離開黃州的第一年，蘇軾在《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詩中述說了自己「洗心歸佛」的歷程：「我今老病不出門，海山岩洞知何許。前年開閣放柳枝，今年洗心歸佛祖。」既然「老病不出門」，唯「洗心歸佛」是事，那麼塵世問的種種熙攘紛擾，皆不能擾動我心的平靜，這是「洗心」達到的高境界。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蘇軾有《如夢令》詞云：「水垢何曾相受，細看兩具無有。寄語揩背人，盡日勞君揮肘。輕手，輕手，居士本來無垢。」 戲謔話語的後面，訴說的是洗除塵垢煩惱後的清凈心境。
蘇軾「歸誠佛僧」、「洗心歸佛」，與他閉門獨處，深研釋典有密切關係。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云：「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從「喜佛書」到「杜門深居」研討釋典，這是蘇軾佛禪歷程的一個重要變化。能「深悟實相」並融通儒、釋、道三家而「博辯無礙」，表明蘇軾的學養上升到一定高度，這正是他在佛學思想上「歸誠佛僧」的理論依據。
蘇軾黃州耕稼，與唐代白居易忠州種花，都是失意而外任期間的事，處境何其近似。蘇軾獨敬樂天，兩人都好佛應當是重要緣由，而樂天以居士名傳於世，又有東坡種植的經歷，諸種因緣的聚合，蘇軾遂以「東坡居士」命名。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從為人為文方面，說明兩處東坡與「東坡居士」名號的關聯。
蘇軾自稱居士，同時表明其「歸誠佛僧」是有限度的，他並不是要做一個出離塵世、不食人間煙火的佛徒。居士，梵語作kulapati，音譯為迦羅越。在印度佛教中，居士一般是指居財之士、居家之士，即在家而有志於佛道者。這和《維摩詰經》有很大關係。經中主要人物維摩詰居士就是一位神通廣大、辨博無礙的在家菩薩。無需遁人山林孤館青燈，無需恪守清規戒律過苦日子，維摩居士以五欲為佛事的生活，正迎合了士大夫學佛者的興趣，故受到特別的禮遇和推崇，王維字摩詰即是典例，白居易、蘇軾也不在例外。然而，出家為僧與在家學佛終究是有區別的，尤其是在儒家學說長期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背景下，習儒與學佛始終是糾纏難分的問題。一般地說，士大夫之成為居士者，在學佛之前即已習儒，儒家入世思想已成為一種情結，以後雖有各種因緣而學佛，但儒學的主體地位幾乎是難以撼動的。沈鏑說：「由於儒教和佛教之交融，一個典型的混合產物，就是中國的所謂居士，宋代的著名學者蘇軾，首先以此名詞自稱。」
在那以後，許多名位崇高的學者，均曾研究佛學，而成為蘇軾式的居士，雖然他們並未真正進廟做和尚。蘇軾在這方面確實是一個典型，他對不做和尚而學佛習禪是頗感興趣的。據《竹坡詩話》載，蘇軾停杭州時遇到參加童生考試的思聰，贊他年幼而善讀佛經，並說「不須念經也做得一個和尚」。看來，蘇軾對不出家為僧而研究佛學，似乎是早有準備的。
交往僧人禪師是士大夫學佛習禪、成就佛禪「功業」的重要途徑。兩宋時期，官僚士大夫參禪活動的全面展開成為一種令人矚目、十分壯觀的社會現象。學佛參禪蔚然成風，結交禪僧朋友成為一種時尚，蘇軾也不例外，他與僧禪的交往早在青年時代就開始了。貶謫到黃州，交遊僧禪朋友仍是蘇軾平居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他在黃州結識的第一個僧友是繼連，繼連是黃州安國寺住持。蘇軾《黃州安國寺記》云：「得城南精舍日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凈，染污自落，表裡倚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可見，安國寺是蘇軾隔一兩天就要去焚香默坐、參禪學佛的場所，得繼連的關照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黃州太守徐君猷還於「每歲之春，與眉陽子瞻游於安國寺，飲酒於竹亭問，擷亭下之茶，烹而飲之。」 春遊、飲酒、品茗等雅閑活動在寺中進行，使蘇軾與繼連的關係更為密切了。徐太守離黃前，眾僧俗又於安國寺聚會，繼連請蘇軾為他們聚會的竹亭命名以為紀念，蘇軾以「遺愛」名之，並代巢元修作《遺愛亭記》。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蘇軾離黃赴汝，繼連請為寺作記，蘇軾遂作《黃州安國寺記》，除表述自己的「歸誠佛僧」外，對繼連也多有讚美之辭。
外地僧禪老友的千里致問，更是使蘇軾感懷不已。他說：「仆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已。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故宜爾。而釋、老諸公，乃復千里致問，情義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在世外也。」
在這些僧禪朋友中，需特別述及的是詩僧參寥子。蘇軾貶居黃州，「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陪伴蘇軾渡過了一年的貶謫生涯。其間，兩人同游武昌西山、定惠院等，在尋寺訪友中多有題名留記，相得甚歡。蘇軾量移汝州途中，參寥子隨行至廬山，一路相與唱和，後於九江告別。黃州共同居處一年，加深了兩人的情誼，是他們長留於心的美好記憶。如參寥子《九江與東坡居士話別》詩云：「雲水黃樓赤壁間，勝游長得共躋攀。」
蘇軾在黃州新結識的僧友還有了元佛印。了元，字覺老，號佛印，饒州人。《五燈會元》稱他「才思俊邁，風韻飄然，志慕空宗，投師出家」。曾任江州、廬山、丹陽等地多座佛寺的住持，在僧俗中享有較高聲譽。蘇軾有《與佛印十二首》，書信及其他詩文記錄與佛印交遊的情況。其略云：元豐二年，蘇軾貶赴黃州過金山寺，與佛印初次見面。貶居黃州期間，時佛印住持廬山歸宗寺，寄書信邀請蘇軾為其雲居寺作記，蘇軾以「蒙犯塵垢」婉拒。蘇軾在黃州「收得美石數百枚」，與所作《怪石供》並贈之。蘇軾移汝州，應邀上廬山同游。又於金山寺見面，蘇軾以玉帶贈佛印。
除上述三人外，蘇軾在黃州交往的僧人禪師還有悟清、模上人、海印、惟勝、應純、大別方仗、有聰、法照等，書簡往還的新老僧友更多，這些僧人禪師對蘇軾黃州佛禪「功業」的建立，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貶居黃州期間，蘇軾宣布「歸誠佛僧」、自號「東坡居士」、交往僧人禪師，在佛禪路上又有進步。由於思想的轉變和佛學修養的提高，蘇軾的文學創作從此呈現出別樣的面貌，大都具有佛學浸潤的色彩。錢謙益《讀蘇長公文》云：「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於庄；黃州已後，得之於釋。」文章如此，詩詞亦然。王水照先生認為，蘇軾黃州時期的一批名作，「都共同抒寫出償然曠遠、超塵絕世的情調，表現出曠達文化性格的初步穩固化。」 應當說這種曠達文化性格的范型，正是以其佛禪「功業」為基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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