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自由主義的困境：施特勞斯的極權主義診斷（下）
現代自由主義的困境：
施特勞斯的極權主義診斷1（下）
馬華靈
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政治哲學工作坊聯合創辦人，中國法制出版社「法哲學與政治哲學文叢」聯合主編，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訪問學者，研究領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哲學與當代中國政治。
本文原載《學海》2017年第3期，第126—136頁。感謝作者授權發布。
Leo Strauss
三、 結論
現代自由主義徘徊於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最終，自由主義的相對主義摧毀了自然權利理論，並且還滋長了納粹主義。因此，施特勞斯認為，現代自由主義岌岌可危。表面上看來，現代自由主義的問題只是德國的特殊問題，而不是西方的普遍問題。納粹主義滋生於自由主義德國，卻沒有產生於自由主義英美，這似乎表明英美自由主義對納粹主義具有德國所缺乏的強大免疫力。然而，施特勞斯卻警示道，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已經把身上攜帶的自由主義病菌傳染給了作為戰勝國的英美。德國自由主義的失敗不僅僅是因為它的德國性（Germanness），也是因為它的自由主義72。德國自由主義的大問題是否定自然權利，走向相對主義，最終墜入極權主義的深淵。而可悲的是，整個西方思想恰恰沉浸於這種否棄自然權利的狂歡之中而渾然不覺。西方知識分子們普遍認為自然權利是一種神話，但卻毫不知曉自然權利是現代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石。因此，現代自由主義的危機不僅僅是德國的大事件，而是整個西方的大事件。在這個意義上，重新反思現代自由主義，不僅僅是走出德國危機的起點，而且也是走出西方危機的始點73。
自由主義危機的根源是自由主義選擇相對主義，因此，我們必須從根本上徹底批判自由主義。在施特勞斯看來，要徹底批判自由主義，首先必須獲得一個超越自由主義的視域。這是因為在自由主義的世界中，徹底批判自由主義是不可能的。「霍布斯在一個非自由主義的世界中創建了自由主義，而施米特卻在一個自由主義世界中批判自由主義。」74最終，施米特的自由主義批判，非但沒有徹底批倒自由主義，反而轉變為另一種自由主義75。因此，只有在非自由主義世界中，才能徹底批判自由主義76。
在非自由主義世界中批判自由主義，實際上就是在古典政治哲學世界中批判現代自由主義。因此，重新反思現代自由主義的關鍵是，重新開審古今之爭。現代性三次浪潮的結果分別是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施特勞斯嘆道，我們已經無法返回現代性的第一次浪潮，因為尼采已經徹底毀滅了現代性第一次浪潮的根基，而第二次浪潮與第三次浪潮的結果是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因此，整個現代政治哲學都無法拯救現代性危機。如是，自由主義根本無法從現代政治哲學汲取再生力量，它只能重返「我們西方傳統的前現代思想」——古典政治哲學78。
回歸古典政治哲學的意思是，否定現代政治哲學的相對主義，回歸古典政治哲學的絕對主義。「1933年的大事件似乎已經證明，人類不能放棄美好的社會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good society）」79。1933年的大事件指的是德國納粹主義上台執政，而美好的社會指的是惟一美好的社會（the good society），而不是某種美好的社會（a good society）。惟一美好的社會昭示的是古典政治哲學的絕對主義，而某種美好的社會指向的是現代政治哲學的相對主義。惟一美好的社會屬於自然/知識的範疇，因此可以用來判斷其它任何社會的好壞。而某種美好的社會屬於習俗/意見的範疇，因為它暗示還有另外一種美好的社會。如果美好的社會不止一種，人們就可以自由選擇無論哪種美好的社會。在這個意義上，納粹主義的政治實踐證明，自由主義不能選擇相對主義，而拋棄絕對主義。
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啟示是，現代自由主義的危機不只是德國的危機，而是整個西方的危機。如果德國的自由主義孕育了希特勒，那麼，美國的自由主義會不會誕生第二個希特勒呢？抑或，美國的自由主義會不會選擇法西斯主義者為下一屆總統呢？美國的自由主義會不會選擇民粹主義者為下一屆總統呢？美國的自由主義會不會選擇好戰分子為下一屆總統呢？美國的自由主義會不會選擇種族主義者為下一屆總統呢？這些問題的回答在往日可能不言而喻，然而如今卻舉步維艱。2016年，美國的自由主義制度使民粹主義者川普成為美國的下一屆總統，恰恰暴露了美國自由主義的危機，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施特勞斯數十年前的擔憂。正是如此，施特勞斯的自由主義批判可能是美國自由主義走出危機的思想資源。
注釋
1 兩位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了非常精細而重要的修訂意見，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周林剛博士也提出了極其具有啟發性的批評性意見，特此感謝。同時，必須特別加以說明的是，本文所提出的自由主義危機等觀點並不代表作者本人的觀點，而是施特勞斯思想框架中所蘊含的觀點。本文的目的只是為了更加清晰地展示施特勞斯的自由主義批判，而不是作者本人的自由主義批判。
2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 3-18.
3 本文所討論的自由主義指的是霍布斯以降的現代自由主義傳統（modern liberalism），它包括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但是，施特勞斯所謂的古代自由主義（ancient liberalism）與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不同。前者的核心是美德（virtue），而後者的核心是自由。在施特勞斯式的古代自由主義制度中，政體的主要目標是培養公民美德，因此允許國家介入。而在哈耶克式的古典自由主義制度中，政體的主要目標是保障公民權利，因此反對國家干預。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4 Leo Strauss, 「Relativism,」 in Thomas Pangle (ed.),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13-26.
5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6.
6 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建立在黑格爾的歷史終結論基礎之上，而施特勞斯則嚴肅批評了黑格爾的歷史終結論。他認為，「歷史的完結是歐洲沒落，亦即西方沒落的開端。並且，由於西方吸收了所有其它文化，所以，隨之而來的是人類衰落的開始。人類將沒有未來。」See Leo Strauss, 「Existentialism,」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22, No. 3, 1995, p. 314. 關於黑格爾的歷史終結論，類似的表述有：「歷史的這種絕對巔峰就是歷史的終結。歷史終結的同時是最終沒落的開端。」See Leo Strauss,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Studies in Platonic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32.
7 德魯里在《列奧·施特勞斯的政治觀念》中指出，施特勞斯是自由主義的敵人，但是她似乎並沒有給出具有說服力的依據，see Shadia B. Drury, The Political Ideas of Leo Straus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ix. 但是，在其另一本著作中，她提出了上述三點理由，參莎蒂亞·B·德魯里：《列奧·施特勞斯與美國右派》，劉華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11頁。
8 施特勞斯所指出的自由主義未來方向，就是文章結尾所謂的回歸古典政治哲學。因為現代自由主義的問題是，現代自由主義接納相對主義，從而摧毀了自然權利理論。而古典政治哲學中所蘊含的古代自由主義卻可以矯正現代自由主義的弊病。這個問題需要另文加以系統論述，本文限於篇幅，不再具體展開。
9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65.
10 Ibid., p. 1.
11 施特勞斯認為，價值中立學說證明了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價值中立意味著所有價值都是平等的，因此政府應該讓公民自由選擇其所偏愛的價值。See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pp. 220-223. 關於實證主義如何推出自由主義，抑或實證主義是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亦參Strauss, 「Existentialism,」 pp. 307-309, 309-310, 311.
12 在施特勞斯看來，自由主義本身並非價值中立，但卻跟價值中立學說密切相關。由此可見，施特勞斯敏銳地意識到了現代自由主義的內在緊張。自由主義之所以並非價值中立，是因為它以自然權利理論為理論基礎；而自由主義之所以跟價值中立學說密切相關，是因為它以價值中立學說為理論基礎。See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p. x.
13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 35-36.
14 Ibid., p. 36. Leo Strauss, 「Religious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in Martin D. Yaffe and Richard S. Ruderman (eds.), Reorientation: Leo Strauss in the 1930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227. Leo Strauss, 「The Intelle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in Martin D. Yaffe and Richard S. Ruderman (eds.), Reorientation: Leo Strauss in the 1930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242.
15 蘇格拉底的名言出自柏拉圖的《申辯篇》（38a），《申辯篇》可以參考施特勞斯弟子Harry Jaffa的學生Thomas G. West的英譯本，Thomas G. West, 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 施特勞斯沒有明確說明相對主義分為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但是他的某些論述卻為這個判斷提供了有用的線索。首先，他指出「根據當今社會科學中瀰漫的以實證主義的方式闡釋的相對主義，理性不能表明無私的滿足高於自私的滿足，也無法表明任何可以實現的目的是荒謬的，『人們追求這些目的是其想像與性情所致』。」在這句話中，施特勞斯提出「以實證主義的方式闡釋的相對主義」（the positivist interpretation of relativism）這個表達法。這個表達法暗示實證主義是相對主義的一種，此外還有以其他方式闡釋的相對主義。其次，施特勞斯認為，「尼采是相對主義哲學家……相對主義以歷史主義的方式進入尼採的視野……」。在這裡，「相對主義以歷史主義的方式」（relativism … in the form of historicism）意味著歷史主義也是一種相對主義。最後，施特勞斯認為自己的基本立場是，熱愛「『自然正當』，尤其是其古典形式」，反對「盛行的相對主義，無論是實證主義相對主義，還是歷史主義相對主義」（the reigning relativism, positivist or historicist）。這或許可以作為施特勞斯把實證主義與歷史主義視為相對主義的兩種類型的最直接證據。基於以上三點，我們可以斷定，施特勞斯所謂的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實際上是相對主義的兩種表現方式或兩種類型。Strauss, 「Relativism,」 pp. 18, 24.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vii.
17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9.
18 Ibid., p. 36.
19 Leo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i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81-82.
20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34.
21 施特勞斯認為，尼采是相對主義哲學家，正是通過歷史主義，相對主義進入了尼採的視野，see Leo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 24. 有關尼采如何以歷史取代自然，see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p. 94-98.
22 歷史主義假定，歷史截然不同於自然。此處的自然指的是古典政治哲學意義上的自然，而不是現代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自然。因此，以歷史取代自然意味著取代古典政治哲學意義上的自然。See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60.
23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 92, 96, 119.
24 沒有自然的標準，不是指沒有現代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自然，而是指沒有古典政治哲學意義上的自然。作為價值判斷標準的自然壽終正寢了，但是作為研究對象的自然依然如故。
25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 11-12. 關於施特勞斯的第二洞穴理念，see Strauss, 「Religious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pp. 225-235. Strauss, 「The Intelle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pp. 237-253. Leo Strauss, 「Review of Julius Ebbinghaus, on the Progress of Metaphysics,」 in Michael Zank (ed.), The Early Writing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2, pp. 214-216. Leo Strauss, Philosophy and Law,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p. 135-136. Leo Strauss, 「How to Study Spinoza"s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in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p. 154-160. 關於施特勞斯第二洞穴理念與柏拉圖第一洞穴理念的詳細分析，請參考拙文《古今之爭中的洞穴隱喻：1930年代施特勞斯的思想轉型》，載《學術月刊》2016年第2期，第34—45頁。
26 施特勞斯政治哲學中的nature具有非常豐富的含義，既指自然，也指本質，而且還指事物的原初狀況等含義。儘管文中統一把nature譯為自然，但是自然不僅僅指自然，也指上述的其它含義。
27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p. 10-12.
28 Ibid., p. 18.
29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6.
30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p. 26-27, 59. Strauss, 「The Intellectual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pp. 243-245. Strauss, 「Religious Situation of the Present,」 pp. 288-289.
31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4.
32 Ibid., pp. 19, 21.
33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 23.
34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p. 29.
35 Ibid., p. 28. Leo Strauss,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 461.
36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36.
37 Ibid., pp. 36-37.
38 Ibid., pp. 38-39.
39 Ibid., pp. 78-79. Strauss, 「How to Study Spinoza"s 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 pp. 156-157.
40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 39-40.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 18.
41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 40-41.
42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 23.
43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 41-42.
44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 18.
45 歷史主義也否定能夠回答政治哲學的根本問題，因為沒有普遍而永恆的價值判斷標準，價值判斷的標準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 82.
46 施特勞斯認為，拒斥自然權利的結果是所有權利都是實在權利，see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2.
47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p. 221.
48 施特勞斯所謂的價值判斷之不可能性，指的是我們無法進行絕對的價值判斷，而不是指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進行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在相對的意義上依舊是可能的，但是在絕對的意義上卻不可能。例如，我們可以判斷勇敢在一個尚武的社會中是一種美德，但是我們無法判斷勇敢在任何社會中都是一種美德。
49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18.
50 Ibid., p. 42.
51 Leo Strauss, 「German Nihilism,」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26, No. 3, 1993, pp. 353-378.
52 Ibid., p. 357.
53 Ibid., p. 365.
54 Ibid., pp. 358-359. 施特勞斯之所以厭惡波普爾，正是因為施特勞斯肯定封閉社會，否定開放社會，而波普爾卻否定封閉社會，肯定開放社會。關於施特勞斯與沃格林對波普爾的批評，see Peter Emberley and Barry Cooper, (eds.), Faith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6-69.
55 Strauss, 「German Nihilism,」 pp. 359-360.
56 Ibid., p. 364.
57 Ibid., p. 365.
58 Ibid., p. 369.
59 Ibid., pp. 369-370.
60 Ibid., p. 372. Strauss,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p. 31.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 98.
61 Strauss, 「German Nihilism,」 p. 372.
62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 81.
63 施特勞斯曾評論過兩位現代自由主義者的著作：伯林的《兩種自由概念》與哈夫洛克（Eric A. Havelock）的《希臘政治中的自由氣息》。施特勞斯認為，前者反映了自由主義陷於絕對主義與相對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後者則反映了自由主義陷於價值判斷與價值中立之間的矛盾。關於施特勞斯的這兩種論斷，分別參見Strauss, 「Relativism,」 pp. 13-18.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pp. 27-38.然而，施特勞斯對伯林的批判有兩大問題：第一，施特勞斯混淆了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參馬華靈：《多元主義與相對主義：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思想爭論》，載《學術月刊》2014年第2期，第32—40頁。第二，施特勞斯混淆了多元主義與絕對主義，參馬華靈：《伯林致雅法書信——從伯林的未刊書信說起》，載《讀書》2017年第3期，第73—82頁。
64 必須加以說明的是，儘管德國自由主義滋養了納粹主義，但是，自由主義與納粹主義只有偶然的聯繫，沒有必然的聯繫。施特勞斯所闡明的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不是現實中的必然性。因為理論上的危險，並不必然轉化為現實中的危險。即便如此，這並不代表施特勞斯的自由主義批判不值得重視。他的自由主義批判實際上警醒自由主義者重視自由主義本身所隱藏著的危險性。儘管自由主義目前如日中天，但是這並不能擔保自由主義未來不會土崩瓦解。因此，自由主義若要杜絕這種危險性，必須重視施特勞斯的批判，重新為自由主義尋找可靠的理論基礎。關於理論上的危機並不必然導致實踐中的危機，see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 98.
65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pp. 227-228.
66 Ibid., p. 230.
67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5.
68 正如施特勞斯所言，儘管自由主義本身絕非價值中立，但是自由主義卻與價值中立社會科學組成了緊密的同盟關係。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p. x.
69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 5.
70 Leo Strauss, On Tyrann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23.
71 三次德國議會大選的數據來源於維基百科的相關詞條，分別參見「German Federal Election, 1930,」[cited July 25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federal_election,_1930.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July 1932,」 [cited July 25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federal_election,_July_1932. 「German Federal Election, March 1933,」 [cited July 25 2015]; available fro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erman_federal_election,_March_1933.
73 正如雅法所說的，德國自由主義的問題不僅僅是德國的問題，也是現代性的問題，see Harry Jaffa, Crisis of the Strauss Divided,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12, p. 41.
73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pp. 1-2.
74 Leo Strauss, 「Notes on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in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108.
75 Ibid., p. 120. 施米特的自由主義批判是，自由主義否定了政治的概念，卻又無法擺脫政治的概念，see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19-79.
76 Strauss, 「Notes on Carl Schmitt,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p. 122.
77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p. 40-47.
78 Straus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p. 82.
79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pp.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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