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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必建:由歷史到終極——生命科學的哲學路徑之「六部曲」

在一次閱讀中,個人比較推崇的著名明清歷史學家陳春聲教授提到四年前逝世的歐洲中世紀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恰巧,勒高夫也是我十分欣賞的一位歷史學家。

勒高夫是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年鑒學派—新史學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他繼承費弗爾和布羅代爾以來年鑒學派的治學思路、方法,對中世紀的文化、心態和感覺表象的研究有獨到之處,認為中世紀本身是一個獨立的文明,與希臘—羅馬時代及現代有明顯分別。勒高夫的名著《煉獄的誕生》為心態史研究的傑出代表,此外他還著或編著有:《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錢袋與永生——中世紀的經濟與宗教》、《新史學》、《聖路易》等。

勒高夫在談到「史學前途」時,作了三種可能性假設,個人比較認同其中的第二種,即: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這三門最接近的社會科學合併成一個新學科——他本人傾向取名為「歷史人類學」(勒高夫等主編:《新史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40頁)。

如果我們認同陳春聲教授關於歷史研究成為可能的前提性基礎——承認「人性相同」;如果我們認同進化論思想(事實上,沒有人在實際上否認它。若沒有進化論思想,我們幾乎無法理解世界。儘管不少人在各方面反思後將種種罪責歸結於它)。則我認為以下幾點個人思考或許可以理解。

考古學是復原過去的科學(如果我們認為科學代表真理,如果真理是生命世界或與生命世界有關的主要的內在趨勢——在此之外,我們還無法得知),則一切有利於「復原」的方法都可以也必須加以利用,留存下來的一切人類或與人類有關的「痕迹」都可以也必須拿來分析。因為它們是復原工作的基礎。

由此,我們的任務便是不斷地發現新材料,不斷地發現新的研究方法,同時(新方法的不斷發現將有助於)不斷地提高單位時空內材料的信息量。

倘若承認「人性相同」是研究歷史的心理基礎,則必須充分認識當今社會的方方面面。近一點的,必須將歷史學、人類學(含考古學、民族學)、社會學綜合起來——都作為方法——每一種學科(或者我們還認為是科學)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大方法」,僅此而已,也不存在地位上誰高誰低的問題。前二者歷史學和人類學(傳統定義,與新近定義有別)為研究「歷史」,後者社會學為研究「現在」——一種粗線條的劃分,將它們融通得好,才可能得出較好的歷史結論。

通過古今中外的融通後,還須跳出歷史科學,在其外通過自然科學對「存在」——對它進行物質性本質的闡釋。之後,回到哲學的角度,反省一切的本質。最終才能圓滿回答「歷史是什麼」的問題,以實現更接近真實的歷史復原。

當上述工作完成後,必須給出恰當的借鑒認知,得出目前認知的終極意義。只有當「以歷史定義今天」與「以今天定義歷史」得到較好處理的時候,才算是一個合格的歷史科學家。在這裡,插一個話題:為否定而否定或為獵奇而否定的看法,在某種程度上是不明歷史的表現,不明白所謂制度、觀念意識、機構、群體等如果分解開來僅僅是由一個個單位人構成的,不明白每一個人很可能折射的是一個時代——實際上一定是一個時代,自然會苛求完人。總之,我們既不能否認個人——包括群體性組織的主觀性,但也不能誇大它的隨意性。

最後,將終極意義推向前去,推出新的終極意義。

人的生命有限,意味著人不可能超越時空的約束,意味著以上認識是相對的結果,可它決然不是「相對主義」的表達。

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於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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