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惡搞《黃河大合唱》！讓這位音樂家出來教教你怎麼唱
近日，一段「另類」的《黃河大合唱》演出視頻在網上傳播並引起廣泛關注，一部膾炙人口的經典音樂作品竟遭到如此「惡搞」，令人氣憤。為此，本期「光明學人」推出整版紀念文章，追懷《黃河大合唱》曲作者冼星海同志，以此緬懷這位交響音樂中國化的重要奠基人。冼星海以深刻的思想性與鮮明的主題性相結合，開闢出了中國交響音樂革命化、民族化、群眾化之路。他指出：「建立一種新興的民族音樂，代表進步的人民雄亮有生氣的作風，代表著全民族的工農的樸實、耐勞、刻苦的強大集體力量，這種音樂才是我們民族我們時代所要求的，是有民族性而又有世界性的。」繼聶耳之後，冼星海以更廣泛的題材、更豐富的體裁、更嫻熟的技法，用眾多優秀的音樂作品展現了中國人在危難時刻自強不息、頑強拼搏的民族精神，無愧於「人民音樂家」的稱號。
南國簫手
1905年6月13日深夜，滿天星鬥倒映在波光粼粼的珠江，宛如銀河自九天滑落，黃蘇英便以這夢幻般的美景給新生兒起了個富於詩意的名字——星海。
然而，冼星海的童年並非詩意盎然，作為疍民的遺腹子，寡母勞動時所唱的嶺南民歌給他以音樂啟蒙，「頂硬上」成為他畢生的信念。11歲時，他入嶺南大學新加坡分校養正學校讀書，在校軍樂隊擔任樂手。1918年秋，他回到廣州，在嶺南大學附中半工半讀，由於善於吹奏洋簫（單簧管），博得了「南國簫手」的稱號。嶺南大學是教會學校，冼星海在此受到了西洋古典音樂的熏陶，他利用課餘時間自學小提琴，併兼任學校管樂隊指揮，由此拉開自己壯麗音樂人生的序幕。1926年，他北上求學，「在北平，我曾入北大音樂傳習所，專修音樂理論和提琴，也曾在北大聽過魯迅先生的小說史，我又學過古琴和其他的中國樂器。」（冼星海：《致中共魯藝支部的自傳》）
長期的自學和實踐激發出冼星海對專業音樂學習的渴望，1928年秋，他考入上海國立音樂院，在主修小提琴的同時，選修了鋼琴和作曲理論等課程。在中共地下黨員張曙的帶動下，他加入左翼社團「南國社」，逐步接受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的滋養。在1929年發表於《音樂院院刊》的隨感《普遍的音樂》一文中，冼星海以貝多芬為例，明確提出「要把音樂普遍了中國」的宏偉夢想——
「我的主張是要把音樂普遍了中國，使中國音樂化了，逐漸進步上去，中國不怕沒有相當的音樂天才產生……此後實際用功，負起一個重責，救起不振的中國，使她整個活潑和充滿生氣……所以學音樂的人的思想，不要空想，還要實行。」
然而，國內頹靡的音樂環境已無法實現冼星海音樂報國的志向。1929年夏，他毅然登上開往巴黎的航船，向著心中那純真的夢想昂首揚帆。
負笈巴黎
巴黎，本雅明筆下的「19世紀歐洲之都」，但迎接冼星海的，不是歌聲與微笑，而是饑寒交迫的困窘，「我常常在失業與飢餓中，而且求救無門」。
窮且益堅，不墮青雲之志，在寫給光華大學教務長董任堅的信中，冼星海堅定地表達出對音樂矢志不渝的熱愛與獻身精神——
「我不希望做一個大名鼎鼎的音樂家，因經濟與環境都不許我做。我只希望能領略音樂之美，盡量去研究它。中國人不肯把生命犧牲於音樂的進展，音樂便沒有進展希望……我希望上海要變成巴黎一樣音樂化，一樣多音樂會，給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一個好欣賞與美的洗禮及高尚娛樂。」
轉機出現在1930年初夏，冼星海經馬思聰介紹，跟隨其小提琴老師奧別多菲爾免費習琴，又向巴黎音樂學院的多位知名教授學習作曲與指揮。在這個「失過十幾次業，餓飯，找不到住處，一切困難問題都遇到過」的少年漂泊者心中，始終燃燒著對祖國的熾熱情感，「我把我對於祖國的那些感觸用音樂寫下來，像我把生活中的痛楚用音樂寫下來一樣」。
一曲飽含對祖國與親人思念之情的歌曲《風》，便在這複雜的心境下一氣呵成，「我打著顫，聽寒風打著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我的心也跟著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洶湧起來，我不能自已，借風述懷，寫成了這個作品。」（冼星海：《我學習音樂的經過》）
《風》在巴黎舉行了公演與電台廣播，廣受好評。在法國著名音樂家保羅·杜卡的提攜下，巴黎音樂學院的大門終於向冼星海敞開。與此同時，一位法國女青年作曲家闖入冼星海平靜而窘迫的生活，在投考巴黎音樂學院時，她鼓勵冼星海振作精神，教他聲樂、鋼琴和法文，為其伴奏，並不時在經濟上周濟他。
這段朦朧的情感給冼星海苦悶的心靈以安慰，使他創作出《d小調奏鳴曲》《遊子吟》《中國古詩》《夜曲》《牧歌》《山中》《杜鵑》等充滿詩情畫意的作品。
1935年5月，杜卡突然病逝，冼星海不得不提前結束學業，啟程歸國，他要把業師的音樂遺產，帶回災難深重的祖國。歸國前夕，「那位女青年作曲家勸我再留在巴黎，我也不肯再留，為不卻她的盛意，我向她說謊，說半年後就回到巴黎來，我有很多曲稿還留在她那裡。」（冼星海：《我學習音樂的經過》）國將不國，個人的前途感情又系在何方？「我也急於回國，把我的力量貢獻給國家」，這是發自冼星海心底的呼聲。這年夏末，他回到了闊別六年之久的祖國。
救亡歌聲
歸國後，冼星海加入詞曲作者聯誼會等進步社團，「我毅然地加入救亡運動，專心寫救亡歌曲」，積極投身於轟轟烈烈的國防音樂運動，義務給抗日歌詠團體擔任作曲和指揮，譜寫和教唱救亡愛國歌曲，《救國軍歌》《夜半歌聲》《熱血》《黃河之戀》《青年進行曲》《只怕不抵抗》等傑作也在他筆下汩汩流出。
受法國印象主義音樂影響，冼星海對藝術歌曲的創作一直情有獨鍾，《老馬》（臧克家詩）、《斷章》（卞之琳詩）、《妹妹你是水》（應修人詩）等新詩也一度成為他的創作素材。
在冼星海看來，「只寫救亡歌曲，我的能力和技巧還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因此我便計劃寫較大的器樂作品」。同時，他「眼見國內的情形，民族的危機、民族的被壓迫」，遂以「民族解放」為主題，創作出中國首部真正意義上的交響曲，以錦繡河山、歷史國難、保衛祖國、建立民主主義的中國4個樂章，全景式展現了中華民族近代百年以來的求索與追尋。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後，冼星海參加上海救亡演劇二隊，奔赴內地做抗戰宣傳，年底到達武漢，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科員。在風起雲湧的救亡運動和不斷深入群眾的過程中，他與進步音樂家組織中華全國歌詠協會，並在致母親的信中滿懷深情地寫道——
「我不是一個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的音樂家，我要做個生在社會當中的一個救亡夥伴，而且永遠地要從社會的底層學習……我常常感到民眾的力量最偉大，民眾對音樂的需要，尤其在戰時，那使我不能不忍痛地離開你而站立在民眾當中。」
冼星海決心沿著聶耳開闢的道路繼續闊步前行，更加註重對民間音樂的利用與改編，強調人民生活鬥爭實踐是新音樂的源頭活水，以此作為實現音樂救國之夢的必由之途——
「有了民眾歌曲做基礎，我們最低限度可以產生一種新的民歌風格，而不是以前的傳統的民歌。這是一定要從鄉民們實際生活中去產生出來，並且要奠定一種中國民歌的風格，發展為將來的偉大民族的歌曲。我們如果能夠利用民眾的力量來推動救亡音樂，同時為著民眾的需求，我們並不難實現中國新音樂的偉大前途。」
——（冼星海：《救亡歌詠運動和新音樂的前途》）
奔向延安
此時，一段突如其來的感情經歷使冼星海重新思考著自己的人生道路，演劇二隊隊員劉堅勵深深吸引著冼星海，他把新作《三「八」交響樂詩》獻給她，甚至專門為其創作《堅勵歌》，還苦於抽不出時間為她作一首純音樂的素描。
然而，劉堅勵曖昧不明的態度卻使他倍感苦悶，只得在音樂中尋求內心升華，「假如愛情是虛偽的，我寧願沒有愛情，而願意把我一生的精力交給偉大的音樂。」
1938年3月4日，冼星海偶然讀到《抗戰中的陝北》，「讀過一次就感到很興奮」，並以懺悔的心態寫道，「我痛恨自己還在好像進行著一種戀愛生活，常常以煩惱來煩惱自己。假如我還覺悟的話，我應該想到自己的現時責任和將來的前途。回想我十多年來的奮鬥生活，我的經驗的一切的履歷，或許可以使我覺悟戀愛的空虛和一切的不真實。我悔恨自己，我要唾罵自己！」
在延安精神的強烈感召下，冼星海終於決意斬斷這段令其困惑與痛悔的情感糾葛。5月11日，冼星海與劉堅勵分道揚鑣；13日，「整天整夜寫交響樂」，「我只有想到音樂是我唯一的安慰，有苦悶時便埋著頭去寫，把整個情緒放入音樂的柔懷裡」。而錢韻玲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紓解了冼星海的內心苦悶，給他以新的勇氣與動力，「我常常暗暗地為自己悲傷，但想到為民族、為新音樂的前途，我卻有勇氣向前」。武漢沉悶的空氣與夢想的幻滅，促使冼星海對人生做出新的抉擇，他將鬱積多年、難以宣洩的內心苦悶，升華為不竭的創作動力，毅然投入到人民群眾的溫暖懷抱，在時代的波濤中承擔起民族的憂患。
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延安魯藝的聘書，決心邁向「新中國的發揚地」——延安，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在寫給錢韻玲的信中，他迫切地表達出這一願望——
「沒有艱苦的奮鬥，我們就沒有成功，就沒有更了解人生……你也該在這時代里去開闢你自己的路，從艱苦中去學習。這樣你的生命才是有價值，才是屬於群眾的。我們到陝北去吧，那裡可以給我們更多的勇氣，那裡可以使我們了解真正的愛，再去創立我們的事業和將來。」
錢韻玲欣然贊同，他們決定離開武漢，一起奔向風雲際會、氣象萬千的中國西北角。11月，冼星海與錢韻玲來到延安，立即投入緊張嚴肅的戰鬥生活中，短短几個月時間，他先後創作出歌劇《軍民進行曲》《滏陽河》（未完成）與《生產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犧盟大合唱》等，並發表《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一文，系統闡釋其音樂思想——
「中華民族，在持久戰和爭取民族解放、爭取最後勝利的堅強信念裡面，他可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他可以建立新的民族形式的藝術，音樂是不能例外的，它隨著一個嶄新的民族而出現它的嶄新姿態，代表時代、社會、鬥爭、生活、思想和進步的正確的政治觀念。」
在建立新形式民族音樂夢想的引領下，一部驚天動地的劃時代巨作也應運而生。
那就是《黃河大合唱》。
藝術永恆
1940年5月，受黨的委託，冼星海前往蘇聯完成抗戰新聞電影《延安與八路軍》的作曲配音工作。
由於時局動蕩和關山阻隔，冼星海在西安、蘭州等地盤桓了半年之久，借物抒懷，創作《古詩別情》四首「以志別離之情」，「利用了古詩嘗試以新的和聲，更進一步接近中國古調」。
與此同時，冼星海還結合近代中國新音樂的發展歷程及其音樂思想與創作的演變軌跡，撰成長篇專論《現階段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幾個問題》，抨擊了音樂創作中的不良藝術傾向，立場鮮明地要求中國新音樂「內容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它的形式應該是民族的」，他這樣描繪中國新音樂的美好願景——
「中國音樂有長遠悠久的歷史傳統可供我們利用，有偉大的民族氣魄，有豐富的寶貴的民歌小調及舊形式的參考材料和現代抗戰的新穎題材，並且有無數的、優秀的、聰明的、刻苦耐勞的人才。如果認清了這是每個音樂工作者的責任，就必然地可以建立起中國新音樂。我們的抗戰是接近勝利的，民族解放和建立新中國一定可以實現的。讓我們在抗戰艱苦過程中來鍛鍊出我們的新音樂吧，讓我們更自由地歌唱新中國吧！」
1940年11月，冼星海輾轉抵達莫斯科，隨著蘇聯衛國戰爭的爆發，他歸國受阻，在中亞、蒙古等地四處漂泊，先後創作了交響音畫《中國生活》、第二交響曲《神聖之戰》、交響組曲《滿江紅》、交響詩《阿曼蓋爾達》等器樂作品，並將《黃河大合唱》重新配器、增補，改編為《交響大合唱黃河》。1941年春，他修改完成《民族解放交響樂》，「我把自己所經歷過的前後方情形和民謠小調都加入了這作品裡，更使我對民族形式作更深入的研究」（冼星海：《創作札記》）；1945年2月，他抱病完成絕筆之作《中國狂想曲》，以畢生的創作實踐，為交響音樂的中國化進行著最後的努力，「我為建立中國的新音樂奮鬥了多年，這種音樂必須真實地表現人民的心靈和具有新的形式、新的和聲」（冼星海：《致格里艾爾的信》），用生命踐行著「把一切自己所能的貢獻給民族，一切貢獻給黨，我們的幸福以解放民族，解放人類為目的」的誓言。
1945年10月30日深夜，冼星海永遠停下了追夢的腳步。毛澤東接到莫斯科發來的急電，要求魯藝推遲一天遷往瀋陽，在延安舉行追悼大會，並親筆書寫悼詞——
為人民的音樂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聽吧，黃河在怒吼，那就是他的靈魂在怒吼，是中國的靈魂在怒吼！」（郭沫若：《黃河大合唱·序》）冼星海借鑒西方作曲技術，吸收民族音樂精髓，創作出大量弘揚中國精神，富於現實意義，深受人民群眾喜愛並具有高度國際影響的音樂傑作，開闢出中國新音樂的嶄新道路，迄今仍引領著中國音樂的發展方向。
戰歌化作刀光，劈開彌天大夜的暗幕；「保衛黃河」的呼號，響徹祖國的天宇。冼星海以其獨具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不朽作品，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偉大征程中鑄就藝術永恆。
為抗戰發出怒吼
1939年除夕之夜，冼星海應邀出席抗敵演劇三隊的內部聯歡晚會，光未然現場朗誦了新作長詩《黃河》，「掌聲剛落，星海同志霍地站起來，把歌詞抓在手裡說，我有把握寫好它。接著是更熱烈的掌聲，雜以歡呼，祝賀這詩與音樂的心靈的契合。」（光未然：《黃河大合唱的誕生》）3月26日，冼星海以飽滿的創作熱情，寫下了《黃河大合唱》的第一個音符，他把對祖國命運的思索、對民族災難的憂憤、對錦繡河山的讚頌、對抗戰必勝的信念、對人民群眾的情感，全部傾注在這部「千載誰堪伯仲間」的傑作中，如黃河之水，洶湧澎湃，一瀉千里。
甘正倫木刻《怒吼吧黃河》
在創作過程中，冼星海力圖創造出既借鑒西方康塔塔的體裁，又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新形式音樂，他曾對田沖談及，「一提到頌，很容易使人想到讚美詩，我是在國外學西洋音樂的，我不能把黃河頌譜成教堂里的讚美詩，所以，我曾經想從崑曲中能找到一些適合民族風格的旋律，但又行不通，古老的曲調不能把黃河的氣魄和作者的意圖表達出來……作者心目中的黃河是活生生、有生命力的，它既是母親，又是一個巨人」。經過六個晝夜的連續奮戰和反覆推敲，3月31日，《黃河大合唱》的初稿殺青，冼星海又用一周時間完成樂曲的配器。在他看來，「《黃河》的創作，雖然是在一個物質條件很缺乏的延安產生，但它已經創立了現階段新型的救亡歌曲了。」（冼星海：《我怎樣寫黃河》）
4月13日晚，抗敵演劇三隊在陝北公學禮堂首演《黃河大合唱》（鄔析零指揮），光未然親自朗誦《黃河之水天上來》，《黃河頌》《黃河怨》由田沖、蔣旨暇演唱。首演效果在冼星海眼中顯然並不完美，在5月11日慶祝魯藝成立一周年紀念晚會的演出中，獨唱換上了魯藝音樂系的陳地和莎萊，合唱隊和樂隊也全部由魯藝師生組成，冼星海親自指揮。據何其芳回憶，「冼星海穿上一套黑色嗶嘰的中山服，很整齊。他一手拿著指揮棒，揮動兩隻手臂指揮，有力極了。」演出結束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都給予充分肯定，冼星海在日記中寫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算是中國空前的音樂晚會，我永不忘記今天晚上的情形」。《黃河大合唱》也由此成為延安的保留曲目，「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周恩來題詞）。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觀看《黃河大合唱》後這樣評價：「我在延安第一次聽到冼星海的作品，這位年輕作曲家的樂曲和合唱曲現在從黃河到黃海到處都在演奏……雖然它有許多從外國借來的東西，它仍然是中國的」，並對毛澤東表示，「這是我在中國聽到的最好的大合唱了」。（斯諾：《為亞洲而戰》）
1944年，愛潑斯坦訪問延安，與葉君健合作將《黃河大合唱》的歌詞譯成英文，《黃河大合唱》由此登上國際舞台，蜚聲海外，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的傑出戰歌。1945年10月24日，在聯合國成立慶祝大會上，美國著名歌唱家保羅·羅伯遜用英文演唱《黃河頌》。1955年10月30日，莫斯科舉行冼星海逝世十周年紀念音樂會，全蘇廣播交響樂團用俄語首演《交響大合唱黃河》。正如嚴良堃所言：「《黃河大合唱》在海外僑胞中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在其巨大的藝術感召力下，來自不同地域的華夏同胞被包融在共同的民族情感中。」1992年，《黃河大合唱》被評為「20世紀華人音樂經典」。
（作者：黃敏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職於紹興文理學院藝術學院，著有《中國音樂文化史》《古往今來話中國——中國的音樂戲曲》《樂舞安徽》《中國音樂史學現代轉型研究》等。本文為浙江省社聯學術普及課題「百年音樂中國夢」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