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建華：日本構建「印太戰略」的主要動因
原標題：葛建華：日本構建「印太戰略」的主要動因
天津市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副研究員葛建華在《日本學刊》2018年第1期發表《試析日本的「印太戰略」》（全文約2.6萬字）
葛建華認為，作為一個新型地緣政治概念，「印太戰略」頻繁出現在日本學者報告、官方言論和政府文件中。日本結合其國家特點和現實利益提出「印太戰略」的目的是，推動外交實踐，構建聯盟體系，維持日美主導的地區政治和安全秩序，對中國進行戰略制衡。
葛建華在文章中指出，隨著美國的戰略東移和中國的快速崛起，2010年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出將印度洋和太平洋聯結起來，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尹汝尚指出：「美國以連貫和整合的方式審視日趨重要的印度洋和東亞地區。從戰略的角度看，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是對『印太戰略』形成事實上的確認。」 2015年1月，美國和印度方面共同發布了《美印亞太及印度洋聯合戰略願景》。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持續調整亞太政策，雖沒有完整清晰的政策出台，但已不再提「亞太再平衡戰略」，而是著重強調「印太戰略」，著意刻畫美日印澳「四國聯盟」的作用。在美國「印太戰略」的驅動下，以提升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影響力為核心目標，日本的「印太」地緣概念逐步成型，進而發展成系統性的外交戰略構想。
2015年12月，安倍訪問印度，兩國發表了題為《日印展望2025，特殊全球戰略合作夥伴》的宣言，在首腦級別聲明中首次使用「印太」概念。日本迎合了印度為全面參與國際事務、增強國際影響力而採取的積極介入南海的戰略需要，與印度加強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日本希望通過積極推動「印太」地緣政治概念，構建海上安全新秩序，協助美國成為該地區規則的制定者和管理者。
2016年8月，安倍在內羅畢舉行的第六屆東京非洲發展國際會議（TICAD）上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指出「日本將推動太平洋和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的交流活動，使其成為排除武力和威懾，重視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富饒之地」，希望加強在印度洋、太平洋經濟和安保等領域的合作，並使合作處於「法制的支配」之下。
這標誌著日本已經將「印太」概念發展成「外交戰略」，並成為安倍外交的重點。11月，日印首腦會談後發表聲明同意推進安倍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將安倍提倡的「印太戰略」與印度總理莫迪重視的「東進戰略」結合起來，強化兩國在該地區的經濟、軍事安保合作。
2017年1月，安倍在訪問菲律賓、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越南四國時，繼續宣傳其「印太戰略」。他強調:「日本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下，有作為地區一員承擔重大責任和角色的思想覺悟。」同時，在具體實踐中，日本外務省國際合作局將「印太戰略」作為2017年的重點工作進行推動。在2017年日本《外交藍皮書》中，圍繞「印太戰略」，以特集的形式闡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場，指出「從積極和平主義立場出發，在以『印太戰略』為首的外交政策的基礎上，實施具有戰略性的有效的國際合作」。2017年9月13日至15日安倍訪印，兩國擴展了戰略和防務合作，在印度的「東進政策」和日本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之間尋求更多合作。雙方還就推進美印兩國海軍及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聯合訓練達成協議。9月18日美日印三國外長利用在聯大開會之際，在紐約舉行了三邊會談。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再次推銷「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意在推動三國在「印太」海洋安全方面開展密切合作。美國回應了日本提出的「印太戰略」，在11月初提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想法，並提議美印日澳四國高官進行磋商。2018年1月初，外務大臣河野太郎訪問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等國。除了介紹日本的「印太戰略」，日本表示願意支援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並呼籲這些國家參與到所謂「日美澳印」四國戰略合作中，主要目的還是應對中國在「印太」地區影響力的擴大。言外之意是日本「如果不採取行動扳回局面的話，將大幅落後於中國」。
日本構建「印太戰略」基於內外兩方面動因。中國的迅速崛起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不確定性使日本出現戰略焦慮，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是日本構建「印太戰略」的重要外部動因。與此同時，美國對日本「印太戰略」的呼應和印度東進的戰略意圖成為日本構建「印太戰略」的直接助力。從國內看，自民黨再次執政以來，日本政局進入穩定期，日本領導人有條件制定和執行著眼於長期目標的外交安全戰略，而日本政治右傾化和右翼勢力的助推，成為日本構建「印太戰略」的根本動因。
- 中國在「印太」地區的迅速崛起促使日本構建「印太戰略」
在日本的對外戰略中，結盟思想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安倍執著構建「印太戰略」，利用「印太概念」聯合周邊海洋國家形成安全夥伴聯盟，防止因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上的收縮而留下權力真空，並堅決抵制由中國主導的「印太秩序」的形成。日本認為，從太平洋經由馬六甲海峽穿過印度洋到達中東北非的廣大領域是其海上生命線。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日本臆想中國或用軍事力量控制日本經濟生命線，南海會成為日本的痛點。為此，日本極力渲染「中國威脅論」，認為南海有逐漸變成「北京湖」（Lake Beijing)的趨勢。安倍認為，為了防止南海被中國「進一步要塞化」，擴大「戰略地平線」（strategic horizon)，日本必須佔據最有利的位置。「日本作為亞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國家（sea-faring democracies)，應該在保護兩洋公共產品安全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所謂公共產品安全，就是指「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行自由」。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對外政策一直是實用主義。日本在實施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過程中就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堅持和鞏固以強化日美同盟為核心的安保政策，阻止中國海軍頻繁進出印度洋，干擾中國在南海的維權行動，保護日本海上通道的安全和離島安全；另一方面又考慮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方案，攫取更多利益。為增強抗衡中國的效果，增加與中國博弈的籌碼，日本積極拉攏印度參與現有的亞太合作體系，以「印太」概念引印度東進。對於日本來說，將印度洋沿岸國家拉入原來的太平洋體系中，組成新的「印太」體系，可以形成對其有利的戰略環境。作為海洋大國的日本，正試圖在與印度洋、太平洋沿岸國家間的海洋安全保障合作方面起主導作用，進一步拓展「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外交。
二戰結束後，美英兩國創造了「北大西洋」地緣政治概念，在歐洲推動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安倍希望在「印太」體系中也建立類似的安全組織，以此作為爭取「印太」地區相關國家的政策工具，共同應對中國的崛起。這些國家傾向於日美還是傾向於中國，很大程度上會左右該地區戰略走向。日本試圖通過主導這一地區的安全機制建設，獲得地區領導地位，其不僅具有地緣政治意義，也具有地緣經濟意義，可以為日本爭取到更大的國家利益，增強其在地區和國際上的影響力。
- 利用美國「印太戰略」推進「戰略自主」
戰後日本歷屆政府都是以深化日美同盟作為結盟戰略的核心。安倍二度執政以來，日美同盟關係進一步強化，目前正在向日美軍事一體化方向發展。日本通過「印太戰略」打造准同盟體系，不僅可以遏制中國，更可使自己成為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同盟體系下衍生的「印太」次級准同盟體系的「二把手」，提升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話語權，從而為戰略自主打好基礎。目前，為應對「特朗普衝擊」，日本謀求開展自主外交、防衛自立，在海洋秩序建設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是日本推動「印太戰略」的另一重要戰略考量。
美國總統特朗普執政以來提出的「美國第一」理念，意味著美國將優先考慮本國利益，而同盟國則被要求承擔更多原本由美國承擔的責任。安倍政府擔心，因特朗普新政府對「印太」體系內已經存在的或是正在談判中的多邊合作機制，以及對介入「印太」地區熱點問題的態度都具有明顯不確定性，中國可能趁機主導「印太」事務，這會給日本的安保環境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為此，安倍政府近年來竭力打磨其「印太戰略」，以期在「印太」地區構建准同盟體系，來遏制中國的發展。
目前，「印太」主要國家正處於政權交替時期，就任首相第五年的安倍認為自己熟諳國際事務，可以成為代表亞太地區的領導人。日本試圖配合美國在「印太」地區構建所謂的「印太」新秩序，以此謀取更大的「戰略自主」。
- 與印度的「印太戰略」相契合
印度在「印太」地區具有地緣政治優勢，位於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是印度洋的中心，擁有多條海上交通線，並能輕易進入通往印度洋的所有咽喉要道。印度總結曾被英國殖民的歷史，認為「失去對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國的重要原因，印度的安危繫於印度洋」。獨立後的印度繼承英國統治時期的地區安全政策，確保在印度洋地區佔據主導地位，確定了從「亞丁灣到馬六甲」的專屬勢力範圍。冷戰結束後，印度實行了「外向型」的新經濟政策，將「大周邊」作為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點，制定了以東盟為中心的「東向政策」，進而發展為同時加強與日本、澳大利亞等亞太地區國家關係的「東進政策」。「21世紀印度海軍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軍艦支持國家的外交政策，需要投射力量並顯示存在，通過海上能力促進夥伴關係。強調印度海軍在需要時幫助維護印度洋地區的和平和安寧，以及滿足友邦期望時應發揮的作用。」
隨著中國在印度洋的海上活動日益增加，印度認為這是中國「從戰略上包圍」印度的體現。為了維護地區主導地位，印度加強與美日澳等海洋國家的軍事合作，重視印美日三國在西太平洋的「馬拉巴爾」演習，強化印美日三軍的「互操性」，特別是關注封鎖島鏈。印度認為，這是實現其「東進政策」的安全保證。2013年以後「印太」概念在印度政界得到廣泛使用。美國「亞太再平衡」的政策為日印「量子式躍進」提供了有利環境。印度正在實行外向型海上戰略，希望在「印太」地區構建「各種跨國海上協商合作機制」，整合各國資源和能量以維護「印太」地區「良好秩序」。
印度對「印太戰略」的構想符合日本的「印太戰略」，日本希望在「印太」地區開展權力再分配，建立穩定的均勢。印日在「印太戰略」上具有互補性，希望通過建立穩定的安全關係，把兩國軍事力量聯合起來，執行聯合軍事任務，穩固「印太」海上交通線，進而成為「印太」地區的一極，與中美等大國形成均勢。
進入21世紀後，擺脫戰後體制、修改和平憲法、承擔國際責任成為日本實現正常化的戰略目標。在2017年10月提前舉行的日本眾議院選舉中，自公兩黨大獲全勝，在野党進一步分化瓦解，自民黨單獨確保了能夠主導國會運營的「絕對穩定多數」（261個以上議席），自公兩黨執政聯盟取得了超過2/3的多數議席，安倍有望執政至2021年。「修憲勢力」確保了提議修憲所必需的2/3以上議席，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態勢加劇。11月17日，安倍在連任後的首次施政演說中再次提出加速修憲進程。新內閣就任後自民黨黨內正式啟動修憲討論，安倍呼籲將自衛隊寫入憲法，修憲進入實質準備階段。
回顧安倍政府的執政歷程，其通過渲染和誇大日本面臨的安全威脅推動修憲、強化日本軍備的做法贏得了日本右翼勢力的歡迎，而右翼勢力的支持又進一步鞏固了安倍內閣的執政地位。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加劇，出現了一些政界人士與右翼勢力共生、合流的格局。在這一大趨勢的影響下，安倍內閣認為，當前的「印太」地區安全環境正在發生巨變，「如何保衛日本」成為日本需要集中解決的問題。「僅靠一國保衛不了和平」，需要制定「印太戰略」，形成安保聯盟，造成讓自衛隊走出太平洋、進入印度洋的事實，從而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此外，「作為先進國家，日本應該加入制定規則的國家的行列，創造條件開展強勢外交」。這包括開展「旨在體現日本主體性的參與和主導國際事務的戰略性外交」和「重視普遍價值觀的、以維護日本國家利益的主張型外交」，擴大日本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的作用。
總之，從「印太」概念到「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日本的戰略籌劃逐漸清晰。日本將印度洋和太平洋視作一個戰略整體，將兩大洋的地理區域升級為地緣戰略區域，試圖為「印太」地區塑造出共同戰略利益和認知，以此制衡中國在亞太地區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力。從短期來看，以安全合作為主，遏制中國的美日澳印四國聯盟不太可能出現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日本正嘗試推動將四國防務合作增加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的內容，在美國對全球事務採取收縮政策、更加專註於國內發展時，日本希望在「印太」地區承擔更大的責任，在四國合作中不斷尋找利益點和相互威脅點，不遺餘力地繼續向前推進。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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