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殺騎士團長》與村上春樹的中年氣質

作者：戴新偉（騰訊·大家專欄作家，書評人）

讀村上春樹新近翻譯出版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8年3月版），有一種過去的村上小說紛然而至的感覺。

敘述者（我不敢稱之為主人翁，因為就情節而言，似乎還有更為重要的角色。見後述）是一位沒有什麼名氣的肖像畫畫家，三月下雨的一天，妻子柚突然提出要結束6年的婚姻生活。備受打擊之下，他凈身出戶，自駕車在日本旅行（流浪），最後歇腳於大學同學的老爸位於山頂的畫室。這位九十多歲的屋主是日本著名的畫家，卻極孤僻，在送去養老院之前，他一直在這間畫室作畫，遠離家人，現在連他的兒子也不願意來畫室。借居在此的畫家（「我」在整部小說中沒有名姓，無論是在朋友還是妻子那裡都沒有提及）希望借婚姻告一段落，摸索自己的繪畫道路，開始新的人生。

婚姻生活的突然破裂，早在《奇鳥行狀錄》裡面就開始了。而深井、鈴聲、古老的幽靈、日常生活中無法預料的靈異事件，我們甚至可以看作是村上小說的「標配」。但一個作家不同於另一個作家，同一個作家的這部作品不同於那部作品，往往是從這些相似開始，而以不同下結論。

還有一個似曾相識的是，這位失意的畫家身上有作家本人的某些影子。比如他是一位在家繪畫（接單）的畫家，負責家裡的日常，做飯、洗衣相當嫻熟。毫無疑問一定還有大量的樂隊、唱片，這些，凡是熟悉村上隨筆的讀者都不會陌生。小說的重要角色免色先生（我一度以為他將是這部小說的主角），多次談及他在世界各地的商務活動，在義大利的卡塔尼亞云云，都可以在遊記《遠方的大鼓聲》里找到呼應。尤其是畫家對36歲人生的規劃（在40歲來到前的幾年裡該如何如何），這種構想與現實中的村上撰述心態、經歷如出一轍：他正是在40歲前幾年受不了日本國內的氣氛，在歐洲漫遊，寫出了《挪威的森林》（在卡塔尼亞旁邊的巴勒莫、陶爾米納寫作，完篇於羅馬）和《舞舞舞》，在40歲寫下了遊記《遠方的大鼓聲》，對那幾年的經歷（規劃）來一次總結。

就我的感受而言，這種似曾相識的「設置」，在村上早期的小說中會成為一種趣味、一種標榜、一種符號，畢竟那是與青春契合的。而在這部以中年、婚姻為大背景的新作來說，無論是做飯、喝酒還是聽音樂，都有「這部小說就該來一點這樣的東西」的感覺，它們非常合理、熨帖地成為這部小說敘事的肌理，甚至可以稱之為「風格」。而大概是年齡的原因，這部小說的氣味不同於以往的村上小說，似乎就是寫性也坦率自然了。

新到的畫家對老畫家產生興趣，尤其是他的人生故事。村上將老畫家置身於德國吞併奧地利的納粹時期，而讓他的弟弟則出現在侵華戰爭中，後者是一位音樂家，在殘酷的戰爭中最終崩潰，返回日本後自殺身亡。弟弟在南京大屠殺中出現，殺人的「鍛煉」一如巴別爾《紅色騎兵軍》里的作者形象——必須要粗暴地殺人，才能成為那些人的同類。關於弟弟這個人物的經歷，使得村上這部新作在日本出版時便被媒體關注，畢竟是日本作家寫到了南京大屠殺。平心而論，這樣的設置確實為小說增加了重量（不是媒體爭論），但就整個故事而論，顯然不是為了控訴，不是為了呼籲，我們必須看到小說本身的使命，儘管作為中國人而言，我對村上能涉及這一史實充滿敬意。

村上春樹新作中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描述，引發了眾多關注爭議

我想，大概村上的小說中，還沒有哪一部像《刺殺騎士團長》這樣有著千頭萬緒般的推進感——真的讓人有一種紛然而至目不暇給的錯覺，不知道他要把故事往哪一個人身上推進。有好幾次我忍不住往後面翻——章節的結尾、上一冊的結尾、全書的結尾。敘述者在老畫家孤獨的畫室里經歷了一連串互有因果不可思議的異象事件，誠然，這種帶有驚悚的推理手法使得小說更有可讀性，深深吸引住讀者，但他幾近開放式的情節走向，也令人讀起來欲罷不能——相信我，這不是反話，說這部小說冗長或者散漫。單單一個無名畫家發現老畫家秘不示人的畫作（即同題畫作《刺殺騎士團長》）已經夠吸引人了，住在山谷里的鄰居、神秘的富豪免色先生有帶來女兒的消息，美麗倔強的十三歲少女在山谷里穿行「秘密通道」乃至失蹤，畫家懷孕的前妻，早逝的妹妹等等，他們之間又有著若有若無的關聯，都無不在誘惑著讀者走上其中一條小徑。

就長篇小說的容量而言，村上既是在消解（比如每一章都有該章節的一句話作為標題，看起來十分像隨筆），又在融合，利用那些紛紛開岔的故事，聚集、包容著推進故事，既沒有變形，也沒有漏氣。從這個角度看，《刺殺騎士團長》實在是一部好看的長篇小說。

作為一名繪畫新人，在一位老畫家的畫室里生活、作畫，繪畫本身也是一條重要的線索，村上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繪畫創作談——從最早給人畫肖像畫謀生（有6年時間）到發誓不畫，從接免色的訂單到主動畫畫，如何畫——給白色斯巴魯男人畫像：「那個男子一直在不屈不撓地等我畫他。我有這樣的感覺。」給十三歲的少女真理惠畫肖像：「那將成為怎樣的畫，我還無法預料。面對實際的秋川真理惠拿起畫筆，作品的風格自會從中產生……」村上甚至借旁觀者（免色先生）之口，表達了極為優秀的畫論：「你的畫中好像有某種東西從非同一般的角度刺激看的人的心。乍看之下是普普通通的常規肖像畫，而細看起來，那裡就有什麼潛伏不動。」這些散見於小說中的藝術創作和評論，讓我想起帕慕克的長篇小說《我的名字叫紅》，裡面有很核心的話題便是關於土耳其細密畫，其中關於繪畫的語言也是非常高質量的。

這些地方，和這部小說的山區早晚晨昏風景，雨中月下的筆觸，即使寥寥數筆，也能寫出一種特有的故事氛圍來，顯示出所謂長篇小說在這些邊邊角角之處的安放和布置。儘管它們不一定重要，但它們往往對整個故事具有某種作用。這就像繪畫一樣，效果要從最不起眼的地方考慮起。村上確實是一位有著強烈感受力的作家。他是一位資深的音樂評論家，也是一位具有高超眼光的繪畫評論者。

「我只是個名也沒有的窮畫家。被一起生活六年的老婆拋棄了，和父母不和，沒有住的地方，沒有像樣的財產，姑且算是給朋友的父親看房子……」這是畫家的自述。和村上的大部分小說設置一樣，這部小說的人物，社會化程度都不高。最高的大概要算畫家在建築事務所的妻子和大學同學。村上並且為他的人物設置了對於手機、互聯網等新事物的保守看法。

同樣的，這樣的離群索居在村上早期的小說中可以說再正常不過，而在《刺殺騎士團長》中，儘管有這樣的人物設置，事實上小說所關注和討論的核心內容，無一不是對當下生活的懷疑。村上將上部命名為「顯形理念篇」也好，將下部命名為「流變隱喻篇」也好，那些看似荒誕不經的情節，本來就是對生活的反諷，它確實是一種隱喻，即人的自由很大程度上受縛於自己享有的自由。小說中再三強調的「意念」，試圖突破現實，卻不正是現實生活中的寫照么？

畫家在接受大學同學的道歉後，仍然把他當做朋友，而他的鄰居、富有個人魅力的成功人士免色先生，儘管兩人很熟了，他在下意識里並不認為這是朋友。《刺殺騎士團長》有很多令我喜歡的部分，但無疑這個36歲的窮畫家某些精神氣質，儘管躲在字裡行間，卻讓我覺得這才是村上的小說。按理，像免色這樣有品位的成功人士已經很難得了。記得村上在《我的職業是小說家》里談到過：「我是經歷過六十年代末所謂『叛逆時代』的一代人，『不願被體制收編』的意識還是十分強烈的。然而同時，或者說在此之前，既然身為一個表現者（哪怕是無名小輩），重中之重也是想在精神上成為自由人……」這股精神氣質，是村上再三致意的，而體現在村上小說的氛圍中，便是那位備受打擊的畫家說的，「沉靜的痛感」，這是村上小說的最大魅力。

不過，這部《刺殺騎士團長》在給我的不一樣感受中，我尤其敏感於作家的年齡（2017年推出，村上虛歲69）以及整部小說映射出來的心態，這或許是讀村上其他的小說、其他年輕的讀者所不會留意到的。

美國詩人馬克·斯特蘭德的《我們生活的故事》里寫道：「我們在閱讀我們生活的故事。」讀村上的小說，也有同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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