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家錢文觀先生其人其畫

最新 02-06

吳越錢氏自古至今歷史人物、文人墨客、科學巨匠不斷湧現，五代吳越國的建立者武肅王錢繆始，悠悠數百年過去，錢氏在中國的影響至深，清代以來研究錢氏學術與藝術成就的各種論著不斷出現。錢氏在他們所從事的領域中，往往都會獨佔鰲頭，錢氏的聰穎智慧，在其後人中不斷延續、代有傳人，這其中我總認為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神秘性與傳之久遠的文化基因，他們在所涉範圍中用力不大，即成就斐然，令人神往、使人景仰。而就我們目力能及的現當代錢穆、錢基博、錢鍾書、錢紹武等在中國文學藝術上成就卓然可圈可點。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三錢」在現代科學領域貢獻巨大，可謂名垂青史。

貴州省著名畫家錢文觀先生便是浙江嘉興人，也理所當然地繼承了乃祖文緒藝風。

文觀先生1946年生，少時隨其嚴慈遷來貴州遵義。遵義是我省歷史名城、文化重鎮。清代的鄭珍、莫友芝、黎庶昌是貴州學術界、藝術界的大師，史稱「鄭莫黎」。他們的成就被譽為「沙灘文化」，影響著黔中文化的歷史進程，他們所修地方志被譽為有清以來最為精妙的方誌。鄭、莫的篆書成就影響更為深遠，對貴州篆書體系的形成開了良好先河，奠定了紮實基礎。江浙文化與黔北文化的雙重滋養與錢氏文脈的一拍即合，在文觀先生身上所展示的靈光，暨水鄉、高原的兩地文化的溶合而成就了後來文觀先生的藝術成就。

文觀先生在涉足藝術之初研習的是西畫，對素描、色彩、造形、物體的描摹刻劃都作了潛心研究，同時先生早年的職業又是舞台美術，如果說西畫的技術性創作能夠致精微的話，那麼舞美所要求的舞台效果則可能博、廣、大，這些都為先生後來轉入中國畫創作奠定難得的基礎，在人物造型、色彩乃至光影明暗的處理皆與這段西畫創作經歷息息相關。文觀先生繪畫是中西合壁的成功典範，人物畫中對人物面部的細膩處理，眉眼之中的動感、手舞足蹈的姿態美等無不與這段西畫經歷相關聯。

20世紀70年代，文觀先生移居貴陽。1980年貴州國畫院成立，他因成就極佳被當時的院長宋吟可先生看中遂調往畫院任專職畫家，如果以此為界線或標誌，文觀先生已從西畫成功地轉到國畫，其實我們都知道這是一次艱難的轉身，因為兩者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體系，西畫要求的是對客體的逼肖與具像，技術性極強，而中國畫講究的是「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臬」，是「但得神似，不以跡求」，貴在所繪對象的似與不似，寫其大略，追求的是詩意禪境，文人氣息是意象。對作者的要求則是「腹有詩書氣自華」，同時更須對人物畫的整個歷程瞭然於胸，進行甄別對比，為我所用。

其實在中國畫領域中，人物畫的資料浩如煙海，仰韶文化遺址中人紋盤的出現，甲骨文、金文中人形的抽象鉤劃與高度概括，漢畫像磚的耕犁、騎射、樂舞場景，敦煌壁畫飛天、寺廟繪畫乃至春宮畫等已構成了我們民族的審美取向，而唐人吳道子的所謂吳帶當風，唐韓熙載《夜宴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等或華貴艷麗，或反映市井習俗，都從不同側面反映出歷朝歷代人們不同層次的生活風貌，再加上如清人黃慎、任伯年，今人張大千、宋吟可、黃胄等為代表的人物畫鏈，構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人物畫體系。這些寶貴資源是畫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但同時也限制了後代藝術家創造力的發揮，禁錮了畫家的想像力。君不見歷朝歷代許多習畫者一生複製古人，匠氣十足，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有那些既注重又善於學習古人精髓、在前人的基礎上具備較強的創新力，同時更注意師法擷取自然中的萬事萬物而為我所用，以造化為師，使自己與生俱來的才華性靈得到最大發揮的畫者，才能創作出個性獨具的藝術作品來。

文觀先生便是這樣的一位畫家。

文觀先生畫室名為「獅象山房」，我理解有多層含義：先生與貴陽獅子山對山而居，朝夕相處故名。以自然為師，師法自然界的萬事萬物，擷之胸中，呈之紙上故名。因先生的繪事理念與藝術取向的寬博放達，所謂「性靈出萬象，風骨超常倫」，故名。

中國畫家應該分為幾類：一類恪守傳統，繼承古法，在前人的殘山剩水中討生活；一類則視藝術為小道，遊戲筆墨，不思進取，以弄小技巧為能事；另一類則重兩者之間找到了契合點，既有深厚的傳統功底，又具銳意創新的一派生機，更重要的是其作品中承載的歷史的擔當，有使命感、責任感、時代感，當我們拜讀他們的作品時能從中得到反思與啟迪，文觀先生筆下的許多作品便是如此。

《馬寅初的憂慮》，是上世紀80年代初，文觀先生創作的一幅精品力作，他以其敏銳的眼光抓住了人口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馬寅初先生對上世紀50年代中國人口激增的憂思，以這一憂患題材作為切入點而表現當時中國社會面臨人口壓力巨大、自然資源匱乏，中央擬控制人口、實行計劃生育的社會現實。而從畫面的巧妙處理，筆墨的嫻熟駕馭等無不彰顯出文觀先生的天賦才情，綜合觀察先生作品的藝術性、思想性而言，皆屬上乘。《馬寅初的憂慮》榮獲全國第七屆美展銅獎也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貴州十大文化名人》將貴州自明代至今的王陽明、楊龍友、周漁璜、李端、謝六逸、姚茫父、宋吟可、陳恆安、肖嫻、蹇先艾等文化名人合於一紙，跨越悠悠數百年歷史，各朝各代服飾不同、領域不同、性別不同、性格各異，將這些在貴州文化史上貢獻卓著的人物匯於一堂，其難可知，文觀先生或傳神或寫意地再現了他們的精神氣質、名家風範。

這些文化名人中宋吟可、肖嫻、蹇先艾筆者曾有幸結識，陳恆安更是我的恩師，曾侍其左右十餘年，故每每拜觀文觀先生為其造像則倍覺親切，恍睹容顏，可見先生筆下功夫之與眾不同。文觀先生此類作品除藝術性外，其思想性與歷史感是不言而喻的，這類作品具有史詩般的厚重，帶有極大的警世作用。古雲文以載道，其實畫亦具其功，從《馬寅初的憂思》到《貴州十大文化名人》，每一幅畫都體現了畫家筆下的歷史感與思想的波瀾，須知先生作這些畫作之際，正逢改革開放之初，可見先生身上所具備的「苟利國家生死與，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歷史責任感與良知。

《丁酉五十年》是先生近年歷史題材中的精品力作。丁酉年是1957年，眾所周知，那一年的反右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是現代中國的拐點，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難年。反右讓無數知識分子的命運從此改變，不知多少人因丁酉之亂而沉珠埋玉，他們從此沉淪，從此消亡成為冤魂，文觀先生以畫家的身份、知識分子的良知，用藝術的形式，用近於誇張變形的藝術手法記錄了1957年在貴州某農場接受改造的一批人的苦難經歷，通過他們或木訥、或痛苦、或扭曲、或茫然的面部表情，記錄了他們的多舛命運悲慘境遇。

當我們回眸這段歷史之際，能知曉往事並不如煙，因該畫中的主要人物都有名有姓有根有據，這幅畫似乎在警示世人，那段歷史雖已遠去，但卻不能忘卻。

《註定的淹沒——章伯鈞與羅隆基》也是反映1957年反右題材的作品，文觀先生畫出了那場運動中的兩個主要人物章伯鈞、羅隆基，畫面中的章、羅二人西裝革履、異常鎮靜，可見中國傳統中刑不上大夫，禮不以庶人的現代版，他們當時處於地位的最頂端，被稱為「大右派」，他們更知道那場運動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他倆佔據畫幅一角，以秦長城、秦兵馬俑為背景，他們在沉思，與《丁酉五十年》不同的是該畫體現了出奇的靜，他們也許在思考歷史為何而重演，今天在他們身上發生的一切與歷史何其相似。從標題畫面，聯繫史實，文觀先生似乎在告訴人們也許歷朝歷代在「仕」的階層所發生的一切也許是他們的宿命，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中與權力鬥爭中處於劣勢的一方必然是《註定的淹沒》。

反映歷史故事亦是文觀先生近年來創作的重點，先生通過畫面的經營，道出歷史典故，《寫蕉圖》描繪的是唐代書法大師懷素種蕉代紙、勤於臨池的故事。《潑茶圖》反映了宋代詞人李清照、趙明誠夫婦鬥茶吟詩、夫唱婦隨的幸福生活。

近幾年文觀先生又將視角轉向了貴州高原上所居住的農民、平民。我感到這是文觀先生在題材與筆墨上的返樸歸真，對生活在基層百姓的人文關懷。《老人與狗》，先生在題款中說：「下司犬乃世界名種」，道出此乃於貴州農村下司寫生之作，畫中的老人似田中歸來後的小憩，又似茶餘飯後的負暄，而老人面目的慈祥閑逸，給人以十分眼熟又十分親近之感，似鄰家老嫗，如街坊祖母。《祖孫》在斗方之中置一老一少，歲月的刻刀將老人的臉上刻出了深深的皺紋，表現出飽經風霜，少的則天真活潑，雛鳳清聲，老少之間有舐犢之情，天倫之樂，讀之能喚起人們對兒時的回憶，童年的懷想。

《姐妹節》，姐妹節是黔中苗族地區的重要傳統節日，節日一到村中寨的姐妹們都會身著盛裝，三三兩兩邀約出行，文觀先生攝取三個姐妹在雨中撐傘聊天場景，她們好像在相互致意，相互問候，有久別重逢的喜悅，又似妯娌間的家長里短，先生題款中說：「使繁複於單純，亦是畫事之一理也。」他用相對單純的筆墨以寫意的手法，繪製出民族服飾的繁複多變，盛裝艷色。

《苗鄉記事》則繪製出三個苗家女以一手執蔬果的少年為中心，似在關切，又似在逗樂。《歸》則畫出了夕陽西下時，農婦耕作歸來略帶疲憊的神情，忠犬緊隨其後不離左右鄉間時睹之景。

讀以上諸畫使我想到「畫貴攝情」，文觀先生是一位善於將生活場景筆情墨趣融於腕底筆下的畫家，這需要畫家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將這些司空見慣的生活景象拿入畫中，清人在論詩中有「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說的便是此理，將這些尋常物畫出必須用與眾不同的眼光。先生作畫注重用筆的豐富多樣中鋒側鋒視需要而用，線條的輕重緩急，墨色的濃淡乾濕，以至線條的張馳擒縱，這是一種節奏感、韻律美，表現出繪畫的音樂性，更展現出「吾以吾筆寫吾胸」的隨意與個性。

近來文觀先生喜用一種極薄的「蟬衣紙」作畫，因其太薄而難於把握，更難表現出繪畫的效果。一旦不慎，筆墨定會輕薄浮滑而難呈畫境，但文觀先生卻巧妙地變弊為利，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較薄的紙表現出線條與畫面的輕盈。

庚辰年文觀先生創作的《古樂琴韻》、《弦思》、《又聞一曲雲霄引》、《玉堂春》、《室靜時聞翰墨香》、《牡丹》、《百合》、《畫室》。充分利用滿構圖的形式，水墨潑的暈染，營造出神秘夢幻的意境與朦朧迷幻的詩境，更具樂感與禪心，這些人物畫中的女子既有古典仕女，又有現代美女，但總給人以華貴而不俗，高潔而不妖的印象。

文觀先生所配樂器，或琴或箏，讀之似聞絲竹之聲，數年前先師恆安夫子題宋劍鋒人物畫有：「女兄女弟，不染尋常脂粉氣，攜手為琶可似西方弄吉他。筆娟墨俏，待創西南新格調，牛背朱顏，馱下黔中第幾山。」借來讚譽文觀先生筆下仕女最為恰當，這組畫據筆者迂測當是先生那一時期繪畫的嘗試，追求的是時代感與節奏美，是當代城市女性優雅生活的寫照與濃縮，其夢境與含蓄大大增進了畫面的詩情與美感。這批畫塊面的組合，墨與粉的利用，線條的處理，乃至題字都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是其功夫的體現、自然的發揮。

筆者因工作關係常與文觀先生接觸，在加深了友誼的同時亦常見先生揮毫灑瀚，他作畫乾淨利落，絕不拖泥帶水，用筆準確胸有成竹，其用筆如篆似草，筆筆寫出輕重緩急，得之自然宛如天成，畫面衣紋配景的粗獷與面部的細膩形成鮮明對比，充分體現出文觀先生致精微博廣大的作畫風格，又先生所繪工筆人物與大寫意人物的兩般不同，一樣出色，我曾見他所作工筆仕女，工而不匠、工而不俗、工而有生氣的感覺，畫工筆畫者多有易於板滯難於靈活的因感，尤如戴著鐐銬起舞，文觀先生則無比弊，同時他對大寫意人物畫的理解與把握，亦令儕輩驚嘆。近日在一次筆會上，先生應友人之囑，寫了一幅《達摩》斗方，可謂至簡至高，只見畫面三筆兩劃，隨意鉤勒一柱文香頗具動態，神仙境界油然而生。

除人物畫外，文觀先生亦偶涉花卉、山水，他為花寫照為物傳神的筆下功夫亦令人折服，其潦潦幾筆的數莖蘭草，《春酣》的牡丹，前人詩云「朵朵紅雲上頰時，天家何用買胭脂，姚黃魏紫無顏色，醉寫楊妃第一枝」似為文觀先生預製。《獨放》、《花溪之荷》、《一花一葉一蓮蓬》枯枝破葉、筆穎奔駟間寫出了荷花的高潔出尖、雅逸溢心、香氣襲人，看似隨意而率真，實則細細品來，可見缶廬遺意，白石精神，可見文觀先生師法前賢的巧妙取捨，先生筆下花卉是典型的文人畫。他所作的山水畫就筆墨論頗有傳統畫中「四王」、「四僧」的影子，但絕不老套，而是將傳統筆墨融入了時代精神，在皴擦點染中增入了現代中國畫的元素，而意境上的空靈詩意，特別是他的許多小品山水淡雅沖和、寧靜洗鍊，悠玄韻致使人感到文觀先生心靈的凈化、澄明。

先生對線條的嫻熟駕馭，得力於他多年來對書法篆刻的關注，他以畫家的審美視角，融入了書法取向之中，以畫家的身份來看待書法，他將書法的線條美與韻律感移諸繪畫，同時就將繪畫中的隨意與情趣反哺書法，故其筆下多呈現出沒有定式的隨機生髮與逍遙法外，文觀先生在書法上曾下過不少的臨池功夫，在老一輩文人書家中篤信以楷書為根基，視二王一路的行書為練習的最好範本，以夯實其基礎，無論用筆結構都強調中和之美，儒家情結。就書法本身而言，注重的是中鋒用筆，結構上是四平八穩，文觀先生早年也受此影響，臨習了古來的許多名家法帖，中年後大概出於畫家情結、視野的不斷開闊，文觀先生將視角移到了歷代畫家的題款及他們的書法作品上來，對明清以來的畫家如石溪、石濤、八大、徐渭等的書法進行了借鑒與摹臨，至今其師獅象山房壁上仍掛有一頁先生所臨青藤行書斗方，定然是其畫家身份與古代畫家審美觀念與筆情墨趣上的暗合。先生所臨與原作在神彩上、趣味上都十分相似，可謂得其神髓。

先生的題款所用行草，看去隨意揮灑，卻頗具信手拈來之趣，與畫相配，相得益彰，最是諧調。不難看出其筆下所表現的畫家個性，沒有書家似的刻意做作、經營位置、左顧右盼，羈於法、囿於理，出之自然，得於天趣，化六法於八法，遁著書畫同源的「源」，書中有畫、畫中寓書，兩者相濟，兩般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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