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的陌生人 電影

導演的不斷追問，其實並非僅僅為了真相，更多是為了「和解」，為了今後能夠讓自己以及身邊的人，像個正常的家庭一樣，相愛相親。

每個中國人的家庭中或許都有這樣一位「陌生人」：我們與其朝夕相處，但有時你可能會問自己：這個人到底是誰？有過什麼故事或秘密？我真的了解他/她嗎？……一旦疑問開始，似乎就不能停下來。

台灣導演黃惠偵家中便有這樣一位「陌生人」，她的母親。雖然在一起三十幾年，但除了桌上的飯菜，她們的生活可以說完全沒有交集。有一天，黃惠偵決定打破這種僵局，徹底了解她的母親，於是便產生了這部叫作《日常對話》的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的內容遠非「日常」，它不僅涉及母親的同性戀者身份，且間雜以家暴、性侵等話題。但若暫時擱置這些易被過度關注的特殊元素，本片於現代中國人家庭關係的考察和描繪亦具有範本乃至原型意義。這種擱置或許能夠得到導演的默許，因她在片中對這些特殊元素若非一笑了之，至少也並未耿耿於懷；她從始至終未放棄追問、不能釋懷的，乃是我們每個人驀然回首自己的家庭時，或多或少都會遇到的問題：親密關係中的陌生感。血緣所帶來的關係如此脆弱，並不天生就親近，反而可能更加隔膜。

紀錄片中，媽媽表現為兩種狀態：在外面跟女朋友們在一起時，如魚得水，有說有笑，生動而快樂；一回到家就立刻沉默起來，似乎和家人無話可說。這讓本片導演（女兒）感到非常受傷，認為母親很討厭她，而母親也認為女兒討厭她。對話進行得非常艱難、尷尬，幾乎淪為「質問」，讓人無從逃避，尤其是臨近片尾長達10分鐘的對話，令人異常痛苦。

這是弱者對弱者的質問。那位始作俑者已經不在了，只有她們仍在互相傷害。

對於「家中的陌生人」的追問、探尋和了解，是此類「私紀錄片」的永恆命題之一。在此意義上，我認為本片對於中國觀眾的最大價值是：戳穿了層層面具，為哪怕最糟糕的家庭關係注入「理解」和「愛」。而這一過程，必然伴隨著將紀錄片的「真實」倫理貫徹到家庭關係領域。這本身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人們看慣了很多紀錄片導演樂於將鏡頭對準外部世界，卻往往迴避自家的私生活，尤其是家庭中的陰暗面，因為這太艱難、也太危險了。

另一方面，本片也並未呈現為有效的雙向「對話」。在咄咄逼人的攝影機注視下，是那個如坐針氈、時刻想逃離的母親。這暴露了紀錄片倫理與家庭倫理之間的衝突。攝影機擁有一種「權力」，它不僅表現於「凝視」和「追問」，同時也表現於「闡釋」。在女兒的攝影機面前，從前強勢的母親變成了弱者，被迫回答各種問題。

每個問題都基於「愛的匱乏」。這是一種有繼承性、遺傳性的癥候，導演的小女兒或許也繼承了下來，總是不時地要求「媽媽抱抱」。在經過漫長的痛苦對話之後，導演似乎仍未滿足，在片尾，她讓小女兒用玩具攝影機再三追問母親：你愛不愛我？

「我愛你。」她們終於獲得了標準答案。那是這家人從前都不熟悉的一種語言，或者說，是她的母親身經百戰、歷盡創傷之後的一個妥協性、禮儀性的回答，我們明顯看出其中的敷衍潦草，而女兒似乎也不再深入追究。

理性的觀眾或可質疑，這種對「愛的索求」耽擱或妨礙了本片應具有的更廣泛的人類學、社會學意義（或曰「私紀錄片」的公共性）；但我們亦能理解，導演的不斷追問，其實並非僅僅為了真相，更多是為了「和解」，為了今後能夠讓自己以及身邊的人，像個正常的家庭一樣，相愛相親。餘下的未解之謎仍很多，但只要她們心安於此，又有何妨？她們畢竟還能在一起度過餘生。時間還很長呢！那就是她們自己的秘密生活了。我們只好祝福她們。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第543期

原標題《家中的陌生人》

文 / 王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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