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美術生態的「生」機和「態」勢

一

2017年，貴州美術有幾件看似不起眼的事件，讓我們看到几絲「生」機：一是貴州美術館的建成開館。它最正確的決策在於沒有建到所謂的那些開發區去，而是北京路這樣的中心地段。因為美術館的功能之一就是面向市民進行公共美育，在市區才能發揮展覽的最大價值。從開館的「雙百」展到近日的央美教授展可以看到其功能開始發揮作用。美術館本身是在現代藝術制度中誕生的，其本質是一種話語權力空間，這種空間如果處理得好，將促進貴州美術的多元發展，處理得不好，將對潛伏的藝術家造成更大的擠壓，成為主流一家獨大的壟斷導向，沒有多樣性，那美術生態就很難形成。

二是貴州省博物館的常設館和舉辦的各類展覽。省博物館新館建立後，對自身多年以來的館藏物品進行了學術整理，並設置為常設館，有助於我們逐漸認識貴州。貴州文化一直缺乏一種能將各種文化凝聚起來的向心文化，這使得我們在認識何為貴州文化時常常不那麼自覺和自信。通過對出土挖掘的史前生物文化和秦漢夜郎文化，以及宋元明清的移民文化進行整理爬梳，有助於形成地域文化認同。貴州省博物館舉辦的美術展覽也會和貴州省美術館之間形成互動和互補，從其曾舉辦的蘇比拉克作品展、義大利油畫展和近期舉辦的古埃及文物展等可以看出，這些展覽都是能直接切入國際性的大型展覽，其服務水平已經進入快車道。

三是貴州首屆青年美術理論研討會的舉辦標誌著貴州美術的「理論自覺」。這屆美術理論研討會不在於辦得有多好，參評論文質量有多高，而在於辦會本身，它採用長期性的雙年制，著眼於青年和未來，是很值得期待的學術活動，有利於促進貴州美術批評的發聲。貴州美術多年來有一種孤島現象，原因在於美術批評的缺席，長期依賴外省或文化中心主動發現貴州，在資訊發散的多中心時代，這種可能性更小了，所以必須發展本土批評家，這次美術理論研討會就是一個契機。但是，要防止圈子化、權力化和主流化，堅持一種新銳與獨立的價值立場，方能走得遠。

四是民間美術機構在艱難中的執著。天海美術館舉行第二屆作品收藏展，持續發揮民間美術館的功能，除了致力於美術收藏和企業文化形象提升之外，若能致力於加強對公眾空間的互動，將更大地發揮其收藏作品的公共教育價值。「伍藝空間」則主動在貴陽市美術館陸續做了一些展覽，它若能有一個自己獨立的展覽空間，將為許多有潛力的藝術家提供展覽平台。「蕭·藝術空間」體現出一種小而靈活的特點，在熟人圈子中很具活力。貴州首家個人美術館「祝燾美術館」在綏陽縣開館，該館預示著在省會貴陽之外開始形成全省分布的美術機構格局，使美術機構多元化。

五是「城市零件」的解散和「邊線—當代藝術」的復活。城市零件從2006年—2016年，歷經十年，促成了一批青年畫家的成長與成熟，它表明此類空間在主流壟斷之外的重要性，其貴州當代美術史價值將有待於重估。正因如此，「邊線—當代藝術」空間也繼2007年成立後並中斷十年後於2017年悄然激活，逐漸形成一個有學術吸引力的藝術群體。

六是板橋藝術村借鑒798模式進行開發，尋求商業和藝術互動的可能。商業和藝術之間可以相容，但一定是以尊重藝術家的主體地位為前提，商業有巨大的市場慣性，要防止對藝術造成過分擠壓。板橋藝術村方興未艾，進駐藝術家少，展覽參差不齊，民眾關注度尚低，有待完善和提升。

綜而觀之，我願意將2017年視為貴州美術生態形成的契機之年，它形成了「美術家—美術作品—美術批評「的初步互動，形成了「官方美術機構—民間美術空間」、「體制內美術家—體制外美術家」的二元互補，形成了「藝術商業區」的初步嘗試。這是貴州美術生態很好的苗頭，雖然這個生態很脆弱，但很值得期待。

二

「貴州」不管是漢帝國為攻打南越而發現「夜郎」，還是明帝國為鎮守滇黔而建省「貴州」，都是基於一種軍事戰略眼光來看待的。今日貴州文化基本上就是一種異族文化和移民文化的混生狀態，前者又長期處於被他者觀看獵奇的被動位置，後者卻長期喪失一種地域的主體認同。這種文化格局和心態影響了貴州美術生態的形成。

異族文化使得貴州美術至今擺脫不了民族題材的喜與憂。一方面，外界對貴州形象的識別大多是1950年代國家進行民族識別後不斷積累和強化的異族風情形象，貴州在表述自己時也把貴州文化形象塑造成「多彩貴州」形象。從貴州文化的橫向構成來看，這一定位也是不錯的，只是實施過程中被塑造成了某一兩個民族代表的異族文化，反而遮蔽了它本應有的「多」。另一方面，如果不以民族風情表述貴州，那貴州又應該是什麼形象？我們對「何為貴州」一直沒有一個精準的定位。從各種大型畫展來看，民族敘事仍然是不會缺席的題材。但題材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表達。此類作品長期的痼疾在於藝術家將其塑造成被他者進行觀看的獵奇對象，成為看客的視覺宴席，或者說有一種民族題材的依賴性和目的性。一方面是我們將少數民族作為觀看對象形成了一層看與被看的關係；另一方面，當我們以此作為作品題材，又將自己和域外觀者之間形成另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這種雙重關係有一種異化性質。民族題材並非沒有破解之道。比如田世信先生此類作品的成功在於他能站在人的生存境況這一普遍有效的人類學視角進行表達，而不是在盛世光環下一副歡欣鼓舞的神秘面孔，故而有了一種土地的厚重感。

這一問題的延伸在山水畫中就是裝飾性問題的出現。貴州山水畫家的作品在較長時間裡都呈現為風光化，那種「我在貴州等你」式的招攬畫其實就是邊緣心態對中心的示好，這約束了畫家向更高層面的躍進。劉知白代表的劉家山水近年來影響逐漸增大的原因在於他畫的是貴州山水的神質而不是形色，他是畫他生命血肉中的山水，而不是畫給他者看的地域風光。

民族題材會與鄉土混合成一種民族鄉土主義。鄉土經驗在大數據的貴州高鐵時代越來越喪失了地方性根基，今日貴州農村和全國農村是同樣的現代性遭遇，鄉土上生長出來的詩意表達越來越不真實，時代的陣痛越來越成為普遍性問題。因此，鄉土題材只有觸及到時代的痛點，在新的語境下才有價值。

移民心態會使許多人常常懷念曾在文化中心居住的祖籍榮光，當不願意說自己是貴州本地人時就會說自己祖籍是某個文化區域。這種地域的不自信心態影響了我們的經驗表達。另一個影響就是對文化中心的嚮往和示好，這種自卑心態不利於地域性文化的認同和形成。

三

前面兩部分我們談的是貴州美術的「生」，一是從美術事件來談，二是從文化心態來談。再從未來的「態」勢來看，並不太樂觀。從總體導向來看，由於受制於收得越來越緊的意識形態束縛和由此出現的主流導向，無法讓藝術恢復它本應有的自由狀態。有批評家說，貴州美術生態的問題是民間的力量太弱，不能形成一種互動鮮活的生態，特別是年輕藝術家上升空間小，都擠入了主流美術渠道的競爭。從這幾年的情況來看，尚未冒尖出頭的年輕藝術家確實缺乏藝術的新銳力量，在二十多三十歲這個年齡段拔尖的那種潛流似乎感受不到，這是令人憂慮的。近年有部分想借「貴州新美術現象」之勢而上的年輕人顯得有幾分自我命名的急躁，而不是潛心靠藝術自身的實力衝出重圍。

一方面，近年來美術招生報考人數很多，但其中混入了許多以藝術為捷徑進入大學而不是以藝術為生命追求的考生，作為精英教育的美術教育淪落為普及教育；另一方面，從藝術生畢業幾年後的情況來看，必然導致這股新生力量並沒有體現出其新銳的後勁鋒芒。雖然許多年輕人都迫於生計壓力而改行干許多其他的事，但從根本上說明，藝術還沒有成為其內心的需要而只是在謀生手段層面，那種梵高式的窮困潦倒都打壓不了藝術創作衝動的年輕人少之又少，這不利於美術梯隊的後備發展。

由於民間小傳統傳承的隱性特徵使我們尚未觀察到太多可喜的美術氣象，它的優勢是自由而靈活，但從藝者分散，浮出歷史水面較慢，有待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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