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項羽之死是貴族時代的結束？項羽不死中國歷史或將改寫
（一）
從時代背景看，楚漢之際是新舊階級制度交替的時代，項羽的命運是其所代表的那個階級命運的的反映。項羽的失敗是一個沒落階級不可避免的歷史命定，隨著項羽的逝去，宣告了中國貴族時代的最後完結。
項羽出身於一個楚國舊貴族的家庭。《史記·項羽本紀》說：「項籍，下相人也，字羽……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但項羽生不逢時，其家族隨楚國的滅亡而敗落。他所處的秦代，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初建時期，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是當時社會制度的主體形式。反映在社會階級的層面，活躍在當時政治舞台上的是擺脫了宗法制度束縛的士人階層，這個階層憑藉著自身在知識上的優勢，脫穎而出，成為當時官僚階層的主體部分，社會的重要角色。與之相比，貴族階級已走向末路。貴族階級的沒落與以下社會條件有關：一是分封制的廢除。分封制度通行於夏商西周三代，在春秋時期開始解體。貴族階級是分封制度的產物，世襲權利的家族傳承是貴族的基本特徵之一。隨著分封制的消亡，特別是六國的消亡，貴族階級走入末路。二是社會的競爭淘汰。特權是貴族的依賴，舊社會的遊戲規則是貴族安身立命的保證。對特權的依恃，導致了貴族自身素質的退化；社會遊戲規則的變動，使得貴族面對變化的社會手足無措。在急功近利、不擇手段的政治競爭中，貴族表現得茫然而低能，他們在傳統道德文化方面的優勢反而成為一種負累。在道德敗退、世風日下的社會背景下，貴族及其文化成為一種不合時宜。項羽的形象和命運正是這一歷史現象生動的註腳。
與貴族階級的沒落相反，以士階層為代表的平民階級開始崛起。春秋戰國，是一個社會變革的時代。王室衰微，大國爭霸，顛覆了傳統的政治秩序。崇尚耕戰，急功近利，成為時代的主流社會價值。在當時社會的競爭中，許多平民精英脫穎而出，打破了貴族對政治的壟斷。如齊國士人魯仲連就是一個典型。司馬遷評價他說：「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1][]而出身低微的李斯在入秦前對其老師荀子所說的一番話，足以反映當時的是態勢：「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2][]戰國的兼并為平民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社會背景。陳涉、吳廣以「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相號召，發動起義，說明了這種觀念已為當時社會所認同。
秦始皇兼并六國，一統天下，消滅了六國的貴族勢力。繼而實行中央集權制度，從政治和制度兩方面給予貴族勢力以毀滅性打擊。貴族階級作為一支現實的政治力量不復存在。但他們的社會文化影響依然存在，並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特別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沒有很好地解決地域文化的矛盾衝突問題[3][]，六國民眾的被征服感深切，這就為日後的六國反秦鬥爭埋下伏筆。至秦朝末年，爆發了反秦大起義，其基本的戰爭形勢是「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4][]。可知當時反秦鬥爭的特點：一是反抗局限於關東地區，帶有明顯的地域性。二是農民起義很快轉化為六國貴族的復國運動，以貴族為主體的「諸侯」成為陳涉死後反秦鬥爭的領導者。造成這一社會現象的歷史原因有二：一是秦朝征服六國統一天下後，沒有採取有力的政策彌合原秦國民眾與其他六國民眾間的文化隔閡和衝突，遂導致了「關中」與「關東」地區間的地域對立。二是六國舊貴族勢力作為一種地域文化的代表符號仍然具有影響力，在復國鬥爭的旗幟下，通過擁戴舊貴族，六國民眾在精神上滿足了對自己傳統文化的回歸。舊貴族在當時成為地域傳統文化的代表，他們的社會號召力是顯而易見的。如秦朝末年的反秦鬥爭中，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立以為楚王，從民望也」。東陽陳嬰被推舉為一支反秦武裝的領袖。「陳嬰母謂陳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也。』」[5][]所謂「我倚名族」的心理，正是當時民眾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意識。當時的六國民眾，幾乎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六國貴族之後作為自己的反秦鬥爭的領袖，正是這種社會文化意識的反映。六國貴族作為文化旗幟起到了凝結人心的作用，順應了六國民眾反抗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異己文化的需要。而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武裝不負眾望，帶領民眾推翻了秦朝的殘暴統治，其歷史功績是不容抹殺的。其中，項羽指揮的「巨鹿之戰」，是擊敗秦朝軍事鎮壓的決定性戰役。項羽很好地完成了歷史交付的任務，在當時反秦鬥爭中的作用是居功至偉的。但項羽現象，畢竟是中國舊貴族階級的迴光返照。
正是在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下，作為歷史的矯枉過正，出現了項羽主持的大分封。對此史家多歸咎於項羽個人的作用，指責其為「倒行逆施」。殊不知在當時的歷史氛圍中，這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是歷史情勢所致。項羽不過是歷史必然性的執行人。項羽舊貴族的身份，使他擔當這項歷史工作是再合適不過了，這是一種歷史的命定，歷史的選擇。分封制度的復辟引發了「楚漢之爭」，項羽自食其果，身敗名裂。隨著項羽的身敗名裂，歷史再次驗證了分封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項羽以自己的犧牲換得了歷史方向的調整。從這個意義上講，項羽是一個「代歷史受過的悲劇性人物」。一個時代隨著一個代表人物的離去結束了。新興的漢皇朝以嶄新的面目面世，形成了「漢初布衣將相之局」，從此開啟了「平民」時代。司馬遷認為：「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1][]陳亮說：「匹夫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變而古今之所無也。」[2][]趙翼也評價其為「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3][]，單就階級的變遷而言，是為確論。從這個意義上講，項羽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貴族」。
（二）
從項羽的品格看，在他的身上集中體現了傳統社會貴族階級的一些典型性格特徵。我們從項羽與劉邦的言行比較中，也可以窺見貴族與平民階級在群體性格上的差異。
首先，項羽的「鬥力」與劉邦的「鬥智」。項羽以「力拔山兮氣蓋世」自詡，「力」與「氣」是貴族的基本特徵。《史記·項羽本紀》載：「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能鬥力。』」「決鬥」是貴族一決勝負的遊戲規則，堂堂正正地挑戰，是貴族的本色。所以項羽為了復仇，與秦軍破釜沉舟，決一死戰，成就了他巨鹿之戰的歷史偉績，其動機中從來沒有投機取巧的算計。這是項羽的性格，也是貴族的價值觀念。「鬥力」是貴族出身的項羽的本色。而劉邦則不然。在項羽於巨鹿苦苦拼殺的時候，他避實就虛，用了極少的代價捷足先登奪取了關中。「鬥智」是他的權衡。但時代變了，價值觀念變了，遊戲的規則也變了，「功利」成為時代的選擇，項羽的行為則成為一種「迂腐」。歷史的進步是以道德的淪喪為代價的。他的失敗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又何嘗不是一種歷史的悲哀。此外，從項羽和劉邦見到秦始皇出行儀仗的反映，也可看出彼此的差異。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劉邦則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是也！」其間所表現出的胸襟氣魄，還是有所區別的。後者是仰視的歆慕，而前者則是俯視的輕蔑。
其次，項羽的「有禮」與劉邦的「無禮」。文化的教養是貴族的標誌之一。而「有禮」是項羽的主要性格。《史記·高祖本紀》載：漢將高起、王陵評價劉、項說：「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劉邦的平民經歷，使他對儒學和儒生厭惡，「便溺儒冠」，動輒辱罵儒生，顯示了平民本色。了解他的蕭何也說劉邦「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而項羽，韓信對他的評價是「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4][]項羽的「婦人之仁」還表現在鴻門宴上的優柔寡斷，在他看來，暗算前來賠禮道歉的人算不得英雄手段。但劉邦卻在「劃鴻溝為界，中分天下」的協議後背信棄義，突然襲擊，兩人之間的道德高下可以立判。項羽雖為武將，但其舉手投足之間，還是看出他的文化教養。尤其是項羽臨死，尚不忘將自己的頭顱交給故人領賞，反映了他對感情的注重。對比劉邦在逃生時甚至多次將自己的兒女從車上推下，以保證自己的生命，兩人的情感意識的差別可見。對傳統道德的恪守以及唯利是圖的權宜處置，是當時舊貴族與平民的行為方式的差異之一。但平民依然有他們的優勢。史稱：「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5][]作為平民的代表，劉邦的平易以及對民情的體察，與貴族的剛愎自用的專斷和不諳民情的迂腐形成鮮明對照。
再次，項羽的「剛性」與劉邦「韌性」的較量。崇尚人身尊嚴，講求道德氣節，是貴族教育的重要內容。這種教育，養成了貴族的「剛性」性格，寧折不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項羽是這方面的典型。他說：「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言中透著無奈與不平。當烏江亭長勸他渡江以圖東山再起時，他卻說：「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1][11]道德自責溢於形色。劉邦則不然。民間的坎坷，養成了遊走江湖的歷練；命運的浮沉，練就了與時推移的沉著。平民本來一無所有，所以輸得起，亦無所謂「面子」。所以劉邦屢戰屢敗，但卻屢敗屢戰，憑藉平民的堅韌，最終取得了勝利。
綜觀項羽的性格，可以說是集傳統社會貴族階級所有的優點和缺點於一身，是從舊的觀念和立場去反抗秦的暴政的英雄。他憑藉貴族的特殊身份和性格優勢成功了，又因為其貴族身份的歷史局限失敗了。正所謂成亦「貴族」，敗亦「貴族」。「貴族」群體性格的內在矛盾性，造就了項羽個人形象的複雜性，鑄成了他悲劇性的命運。從這一視角去觀察評價項羽，結論應該是：他是一個「末路英雄」。所謂「末路」，是指他的行為的不合時宜；所謂「英雄」，是指他做出了令人仰慕的歷史壯舉。「英雄」的標準不應該是「功利性」的，而應該是「價值性」的，即所謂「不以成敗論英雄」。這句話反映了我們民族的達觀。準確地講，「英雄」是一個道德範疇，它應該是超越「功利」的。我們應該拋卻庸俗的歷史英雄觀，尊敬自己的英雄，否則，我們的民族將永遠不會擁有自己公認的「英雄」。
（三）
項羽的命運具有歷史的典型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首先，如果把項羽看作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貴族」，那麼自漢代之後，中國就沒有了「貴族」。「貴族」文化的缺失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它使得中國的傳統文化發展走上了一條迥異於西方的道路。西方的中世紀，社會形成了一種固化的貴族制度。建立在諸多政治經濟特權制度的基礎上，生成了世代相承連綿不絕的貴族文化。這種貴族文化強調教養、榮譽、尊嚴、責任，以及道德意識，體現了人的自我意識和道德自尊。它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抑制抵消了專制王權在政治上的漫延泛濫。「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就是例證。所以西方的中世紀始終沒有形成典型的專制王權政體，這其中既有政治經濟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此外，貴族文化對自由人格和獨立人格的養成也有積極的作用。中國的封建社會則不然。自秦朝統一中國，就實行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形成了「天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的制度文化。出於權力制衡的需要，作為一種制度補救，西漢之後，統治者為了保護「士人的節操」，在制度文化中形成了所謂「將相不辱」的規定。秦朝，尚存在所謂「將相不辱」的制度[2][12]。漢朝建立，這一制度廢除而不用。究其原因，平民出身的皇帝劉邦就是一個不拘禮節的人。史載：「上慢娒士」[3][13]。加之當時將相多為「布衣」出身，自身沒有自尊意識。遂常有輕慢侮辱將相大臣的事情發生。如丞相蕭何為民請田於上林苑，沖犯劉邦政治忌諱，「乃下（蕭）何廷尉，械繫之」，應大臣諫才得以赦免[4][14]。至漢文帝依然。「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系長安獄治，卒無事，復爵邑」。針對這些現象，賈誼上書漢文帝。他說：「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眾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5][15]主張在制度上優禮將相大臣。自此之後，「將相不辱」才開始制度化。《漢儀注》說：「天地有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6][16]具體的事例，如西漢綏和二年，「熒惑守心」，有人上書言「大臣宜當之」。成帝下詔書與丞相翟方進：「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吊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7][17]。優禮將相大臣的制度，養成了士大夫名節不辱的人格範式。這種人格範式包涵了尊嚴、責任，和強烈的道德意識，形成了一種與君主專斷、唯我獨尊的帝王人格範式相制衡的消解力量。至明代君主專制惡性發展，「廷杖」制度興，此制度方告結束。貴族文化的缺失，士節的不礪，是造成我們傳統社會專制政治和民族國民性格某些缺陷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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