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女性詩詞的空前繁榮，時代大背景下的思想解放

在女性文學史上,如果說清代以前的歷代女詩人、女詞人就象夜空上點綴的寂寥的幾顆星星的話,清代大量湧現的女詩人、女詞人則象夏夜滿天的繁星,顯示了其空前的繁榮局面。

顧太清 清代第一女詞人

在胡適《三百年中的女作家》一文中,他指出「三百年中有這麼多的女作家見於記載,並不是環境適宜於產生女作家,只是女作家偶然出現於不適宜的環境之中」。`這一結論的牽強性是顯而易見的,英國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在分析「十九世紀的英國異乎尋常地湧現出來的大批小說」時指出「其先驅徵兆,必然是法律、風俗、習慣諸方面無數細微的變化」。

程明理學的影響加強於明代,在清朝則臻於極軌,其對婦女教育的負面影響自不待言,但事物往往有其兩面性,理學也是一把雙刃劍,在女學教育方面它出於間教的目的表現出了一定的開通性。

贊成女子讀書識字的呼聲開始見於一些女教書中,呂坤《閨範》中指出「近人養女多不教讀書識字,蓋亦防微杜漸之意。然女子貞淫之道多不在此。果教以正道,令知道理,如《孝經》、《列女傳》、《女訓》、《女誡》之類,不可不熟讀講明,使他心上開朗,亦間教之不可少也」。』李晚芳也在《女學言行纂》中指出:「有志女子自當從經史子傳取益,幾見哲後、聖母、賢妻、淑媛有一不從經史子傳中來者乎?」

我們都知道章學誠在《丙辰剖記》中對女詩人的嚴厲批評:「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為所誘;征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

在理學這一還算開通的倡導下,清代對女子教育的重視程度明顯高於前代,「社會對婦女`投資』的意願也隨之提升了,有才之女甚至成為上層階級的象徵資本。婦女教育在盛清成為婚姻的重要條件,代表女家的門第修養,也成為夫家的炫耀資財。文藝教育於是造就了閨秀才女,也激發了大量的婦女文學作品」。

封建社會女子素尚早婚,因此她們只有帶著未完的教育到夫家繼續進行,於是夫教亦成為女子教育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趙仁基在《綠夢軒遺詞跋》中稱其妻「季蕉幼入家塾,隨諸兄讀五經四子書,未卒業也。年二十三歸於余,始學為詞翰。授以漢魏六朝唐宋諸詩,口誦心解無所滯留,先後熟讀至二千餘首」。』「在吟詩作詞方面,女子還可以得到丈夫的指點,吳瓊仙《外子為余刪定舊稿口佔一絕》中說:「隔幅窗紗聽更好,方知詩要別人吟。」」表現了其夫為她刪定舊稿時她「隔幅窗紗」聆聽的幸福心情。

冼玉清在《廣東女子藝文考》後序中總結了女子成才的三種情況:「其一,名父之女,少察庭訓,有父兄為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唱和,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相通:其三,令子之母,濟輩所尊,有後嗣為之表揚,則流譽自廣。前兩個條件交代了女作家的教育背景,然而,她忽略了清代母教對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應該說,母親對子女的教育影響是最早的,在封建社會,母親對女兒的教育還表現在「以身作則」的榜樣影響上,因此母教在清代女子的教育中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清代著名女詞人顧太清在教育女兒時有「女子無才便是德,莫因斯語廢文章」,「女紅倘有暇,切勿廢書篇」。之句,表現了她對女兒學習文化知識的鼓勵。

有清一代,文人對女性創作詩詞的提倡力度之大恐怕是空前的。文人對女性創作的鼓勵首先得之於文人對女性審美要求的提高。這一審美要求的提高首先萌發於明代中後期,吳江葉紹袁提出了女子「三不朽」的新觀念:「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婦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也與色也,幾昭昭乎鼎千古矣。」』`由此把女性之「才`」提高到與「德』,、「色」並列的地位。因此清代的李漁表示「有色無才,斷乎不可」,「蓬心不稱如花貌,金屋難藏沒字碑」。』5與單純以色相評價女子相比,對女子「才」的要求無疑有助於女子自身教育的發展。另外,明代名士與妓女留下的韻事以及「明代晚期的作品對他們之間兩情相依而且志同道合的關係」所做的「不遺餘力的描寫」,』「如柳如是與錢謙益,董小宛與冒辟疆等等,都使清代文人看到了一種略為新穎的男女關係,而清初對官伎的嚴厲禁止又不得不使他們對才情女子的尋求方向變青樓而為閨閣。

清代女性出現大量女性詩詞作家，無疑是一次大的時代變革，在封建社會中對於女性的殘酷壓迫下，能夠有一次突破，可能是思想解放潮流背景下的必然趨勢，但是，還是要認識到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封建社會對於女性的壓迫也絕不是僅僅到此終結，對於女性地位的解放還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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