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生前與季羨林齊名，錢鍾書稱其為曠世奇才

文 雨歸

2月6日凌晨，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享年101歲。

饒宗頤是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和書畫家。他精通英、法、日、德等多國語言文字，並通曉梵文、巴比倫古楔形文字等「天書」。

在國人心中，饒宗頤與錢鍾書、季羨林並齊名。錢鍾書稱讚他是「曠世奇才」。季羨林曾坦陳，「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在金庸看來，因為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2011年7月，編號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為「饒宗頤星」。

2008年10月，91歲的饒宗頤專程到北京看望97歲的季羨林，媒體稱為 「世紀會面」

對於世人加諸的各種光環，饒宗頤看得淡然。

「呵，大師？我是大豬吧（潮汕話的『大師』與『大豬』諧音）。」 2009年，他接受《南方日報》採訪時回應，「現在『大師』高帽滿天飛，太多了。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可不敢當。」

饒宗頤中學未畢業，卻當上大學教授，這一度是學界的美談。

1917年，饒宗頤出生於廣東潮州的富裕之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畢業於上海法政大學，後成為當地商界與文化界名流——開了四家錢莊，組建詩社，擔任進步刊物《粵南報》主筆。

饒鍔為兒子取名「宗頤」，希望兒子成為像北宋理學派開山鼻祖周敦頤那般的大學者。饒宗頤三四歲時，便在父親教導下讀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周敦頤的《愛蓮說》。

饒家擁有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童年時代的饒宗頤時常浸泡在此，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也爛熟於心。10歲時，他已通讀《通鑒綱目》《紀事本末》《通鑒輯覽》。

饒家天嘯樓，藏書十萬餘卷

1930年，14歲的饒宗頤考入廣東省省立金山中學學堂。但不到一年就退學回家自修。他自覺「在學校獲益不大」。

三年後，饒宗頤繼承父志——饒鍔因編寫《潮州藝文志》勞累過度而去世。他一面將父親詩文遺稿編成《天嘯樓集》，一面旁征博採完成《潮州藝文志》，後刊於《嶺南學刊》。

這部採用新材料、新體例和新方法編撰的《潮州藝文志》，連同日後發表於核心刊物《禹貢》的多篇文章，引起學界對饒宗頤的高度關注。

1935年，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投入使用，第一任主任、著名學者溫丹銘將年僅18歲、初中肄業的饒宗頤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與此同時，饒宗頤兼任潮州韓山師範代課老師，講授訓詁學、諸子百家。

抗日戰爭爆發後，受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的饒宗頤計劃取道香港，前往已遷至雲南澄江的中山大學。但一場瘧疾將他困留香港，從而改變了他的一生。

「當時只是路過。我一輩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了下來，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許我到了中大，到現在還是一個講授詩詞的教授。我經常說，沒有香港，就沒有現在的饒宗頤。」 2015年，饒宗頤接受《環球人物》採訪時感慨。

2015年4月，饒宗頤出席北京國家博物館「饒宗頤百歲藝術展」開幕式

當時，香港名流薈萃。饒宗頤結識了兩位伯樂——著名學者王雲五通過友人邀請他參加《中山大辭典》的編輯，書法家葉恭綽則力邀饒先生加盟《全清詞鈔》的編簒。

這些工作使饒宗頤有機會讀到一流藏書家的珍本。那幾年，他的國學研究有了質的飛躍，先後撰寫《廣東易學考》《尚書地理辨證》《說文古文考》《古史新證補》。

1952年起，饒宗頤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主講詩經、楚辭和六朝詩賦、古代文論及老莊哲學。直到16年後離開，他還只是講師——那時的香港，「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他在學術天地自得其樂。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與大陸學者相比，他不僅未被各種戰亂和政治運動中斷學術研究，而且能接觸到海外漢學研究。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深受震撼——京都大學有數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尚未引起日本學者重視。饒宗頤深入研究，回香港後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後，他又陸續從法國、義大利等地尋找流失海外的甲骨文，再一一研究。1959年，饒宗頤出版了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憑藉這部著作，饒宗頤於1962年獲得法國法蘭西漢學院的「儒蓮漢學獎」。這一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也因此，饒宗頤（號選堂）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分別號雪堂、觀堂、鼎堂和彥堂）並稱為「甲骨五堂」。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學界將饒宗頤分別與錢鍾書、季羨林並稱為「南饒北錢」、 「南饒北季」。但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醉心學術研究之時，錢鍾書在五七幹校勞動、翻譯《毛澤東文選》，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清掃校園。

除了香港地緣優勢的加持，饒宗頤的成就也離不開他強烈的好奇心與勤勉探索。

為讀懂最原始的經典，不惑之年的饒宗頤開始學習梵文，一年後就被聘為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和永久會員。過了花甲，他再度挑戰同樣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

他非常看重對新材料、新證據的掌握。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遊，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

饒宗頤的治學習慣是，對每個問題窮追到底。在他看來，這個過程很有意思，令他欲罷不能，「我的求知慾太強了，這個求知慾吞沒了我自己」。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17年。她印象最深的，莫過於饒宗頤對世界萬物保留了一顆如孩童般的好奇心。

「正因為每天有了這一顆好奇心，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沈建華說。

「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 這句話饒宗頤常掛在嘴邊。他喜歡自喻為知識海洋里的「兩棲游物」：上午置身感性世界，下午「說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

做學問也是這樣，幾篇文章同時操作——上午寫甲骨文，下午也許寫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簡帛，遇到問題就暫停，等到想通再繼續寫。

1978年，饒宗頤退休，前往法國、日本、內地、台灣及澳門周遊講學，也潛心寫字繪畫，舉辦過多次大規模的書畫展。

他的書法植根於金石文字，行草書融入明末諸家的豪縱韻趣。他擅長山水畫，人物畫則精攻白描。張大千曾說：「饒氏白描，獨步天下。其山水畫，更是推陳出新，自成一派。」

2012年11月4日，浙江美術館舉辦 「饒宗頤書畫藝術展」

1998年香港遭遇亞洲金融風暴，每天都有股民跳樓自殺傳聞。饒宗頤希望市民們不要過分悲觀，親自書寫《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字很大，一字約一平方米大小。

後來香港政府出資，按請香港著名的篆刻師照原始尺寸將《心經》刻在巨大的木條上，在大嶼山建了「心經簡林」，以此安撫香港市民的心靈。

2003年，為表彰他在學術上的成就與貢獻，香港大學在校園內籌建饒宗頤學術館。

饒宗頤為學術館取了英文名字：The Jaotsung-I Petite Ecole。Petite意為「小」，Ecole指「學校」，合起來就是「這是香港大學裡面的一間小學校，我在這裡做點小學問」。

晚年的饒宗頤白髮白眉，面容清癯，言行間卻如老頑童般有趣。無論身處什麼場合，說到動情處他總是眉發舒展，笑聲抒懷。他的記憶力好得很，能把杜甫的《長沙送李十一》一字一句寫下來，那是他童年時代背誦的詩句。

2009年，《南方日報》記者問92歲的饒宗頤：「現在還帶徒弟嗎?」

「我不帶徒弟，我幹嗎要讓人辛苦？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夠了，不想讓別人辛苦，做學問真的很辛苦。」他微笑著，意味深長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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