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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如雷 氣如霞——中國居士佛教「第一導師」 楊仁山(上)

恢宏正法、居士佛教,功居首位

楊仁山 (1837-1911) 名文會,字仁山,安徽池州石埭人。他出生於一個世代書香之家中,十歲受讀,十四歲能文,聰明穎悟,性格豪爽,喜讀奇書,知識廣博,27歲左右接觸佛學,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居士佛學家。

楊仁山居士為肩荷佛教在近代復興之大業,幾十年如一日,從創建「祇洹精舍」,搜羅佛典,刻經流通,到興辦新式學堂,以新學新式復興傳統佛教,進而培養出包括太虛大師和歐陽竟無在內的一大批時代精英與佛門將才,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李向平認為,楊仁山的地位以及貢獻,不完全局限於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李向平教授在他的文章《「新學者」與「真信仰」》中認為:楊仁山不但建構了近代佛教「真信仰」的經典、學術與共同體基礎,而且也建構了近代中國「新學問」的一大價值源頭。

仁山居士因讀《大乘起信論》而入佛門,一生對此論推崇備至。他不僅堅信此論為馬鳴菩薩所作,而且認為華嚴宗的學說可追溯到龍樹、馬鳴,因而創建「馬鳴宗」,推廣這兩位大菩薩的學說。與此同時,楊仁山居士對凈土法門有極為深入的研究和獨到的見解。他強調,凈土法門應以觀想、持名兼修為上,以三經一論為津梁。然而,楊仁山居士的佛教信仰儘管提倡「教宗賢首,行在彌陀」,但卻主張八宗兼弘,培養出一大批卓越的佛學人才:譚嗣同專於華嚴,桂伯華精於密宗,黎端甫善於三論,章太炎、謝無量、梅光羲、李證剛、歐陽竟無均擅長於法相唯識。

在楊仁山居士主持下的金陵刻經處,不拘一宗一派,特別是楊仁山居士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尋回中國宋元以後失傳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種,擇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論宗、唯識學等宗派均能得以復明舊義、宗旨重光、絕學恢復,近代中國佛教也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復興之路。此類復興佛教的觀念,實在是出自於近代新學者的視野與胸懷。

修學思想方向的轉變

楊仁山自述:"幼時喜讀奇書 , 凡道家兵家以及諸子莫不購置" 〈陰符經發隱·序〉。友人張爾田 〈楊仁山居士別傳〉 也說他年輕時, "黃老莊列之術, 靡不探頤" , 則是老莊乃其素習也。文會有志於學佛,是在一八六四年前後。據聞,他是在歸省安葬父親時身染重病,病中得《大乘起信論》一書,並盡窺其奧旨,以後便不能釋卷。又進而求之 , 將如來一代時教, 究徹根源 , 則知黃老孔顏法源無二致, 不被後儒淺見所囿也。早年喜讀道書, 後來學佛了, 但又主張佛道相通 , 所以他就取道書來箋釋 , "以佛道相通"之旨解之 ,後參訪多人 , 證以古書 , 互有出入, 遂舍道而專學佛。如是有年 , 始知佛法之深妙, 統攝諸教而無遺也 。蓋道家首重命功, 佛家直須命根斷也。(注《楊仁山居士遺著·事略》)

偉大的弘法布施之路

為振國興教而刻經

在高樓林立的南京市中心新街口,有一處別樣的古式庭院,這就是海內外著名,創立於1866年的佛教文化機構、非物質文化遺產及文物保護單位——金陵刻經處。座落在鬧市淮海路上的金陵刻經處,門口人來人往,車水馬龍,但過往的人們總難免心生疑竇:這到底是一個什麼處所?名稱讓人不得其詳,而一帶院牆圍著的古式院落,又似乎與此紅塵擾攘的世界隔絕,更多幾許神秘。

然而,當你走進了金陵刻經處,了解了金陵刻經處,就會有一種不一樣的神聖感油然而生——那是真正的佛經的聖殿!

楊仁山的夢想:挽救中國信士一經難求的局面

美國漢學家維慈稱楊仁山為「近代中國佛教復興之父」,遠觀其勢,當代人也會多以傳統眼光視之,但殊不知在當時諸如譚嗣同、梁啟超等社會精英眼中,楊仁山卻是一個「中學西學」、「新學舊學」兼通的人物。

確實,楊仁山可謂近代中國第一批真正走出去看世界的人物。他先後隨曾紀澤、劉芝田出使英法,前後兩次,共計六年。考察西方,不僅讓他對西方科技產生了濃厚興趣,甚至買回許多西方科技儀器幫助時務學堂辦新學,而且產生了當時乃至後來中國都難以產生的深刻的思想認識。

楊仁山夢想:「就目前世界論之,支那之衰壞極矣。有志之士,熱腸百轉,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興。然揣度形勢,不出百年,必與歐美諸國,並駕齊驅。」

他開始了一個孤寂的先覺者的篳路藍縷。晚清中國佛教衰敝之極,學佛信眾幾乎一經難求。 1865年,楊仁山初至南京。此前病後閱讀佛典《大乘起信論》而對佛法發生興趣、產生信仰的楊仁山,來到南京便搜求佛典,但也僅購得經書數種。

創辦金陵刻經處

1866年,楊仁山攜全家移居南京,參與經過十年戰火後的城市恢復工作,主持江寧工程。

戰火過後的南京,佛教文物典籍損毀殆盡,甚至連最常見的佛經如《無量壽經》等也難以找到。他與同事王梅叔,深研佛學,兩人志同道合,經常在一起切磋,對此佛法衰敝、經書難覓的境況,深感痛惜。他又與曹鏡初等交遊,共同討論弘法事業,認為當此末法時代,只有佛教經典廣為流傳,才能光大佛法,普濟眾生,便發起創辦金陵刻經處。

1866年,金陵刻經處成立,首刊《凈土四經》,開始了印經以弘法、弘法以利生的事業。楊仁山約志同道合者十人,草訂章程,募刻佛藏。刻經經費除發起人按月認捐外,派人外出勸募。刻經處初創時期,設寫手一人,刻手七人,主僧一人,香火兩人。楊仁山「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

佛法與世間法兩不誤

楊仁山身兼數職,有礙學佛,1873年,遂屏去世事,擬專志刻經弘法。楊仁山泛舟遊歷江浙,禮阿育王寺佛舍利,朝普陀山梵音洞,聽聞蘇州洞庭西山有古寺,想必有舊經古籍,便又前往搜尋,無所得,而旅資短缺,幾不能歸。時家計也發生困難,即復就江寧籌防局工作,一是為弘法事業積累資金;二是為世間家庭生活、經濟周轉。並於1875年,去漢口經營鹽局工程,生活得以全面改善,做到了佛法、世間法兩不誤。

精深的外語交流助力弘法事業

1878年隨曾紀澤出使英、法,考察政教,越數年又隨劉瑞芬使英,考察製造技術諸學。後與英人李提摩太一起,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語。

期間,在英國博物館見到國內遍尋不得的我國古本佛經,異常感慨,刻經弘法的決心更加堅定。1881年6月30日,在倫敦日人末松謙澄寓所,楊仁山見到了在牛津大學研究梵文的日本真宗學者南條文雄,第二天晚上又約見於中國公使館,「奇談頗多」。

1889年,即楊居士第二次從歐洲歸國以後,開始對西方列強立國之源深有所悟,認為「歐洲政教工商莫不有學,吾國效西法,徒襲其皮毛。且止下相蒙,各自私自利。欲興國,其可得乎」,「遂不復興政界往還」(註:《楊仁山居士遣著·事略》)。與此同時,他購得日本弘教書院出版的小字藏經一部。開始「閉戶研讀」。

1890至1893年,是楊居士從日本購回遺失佛典的主要時期,楊仁山與南條文雄相互探討佛學,相契甚深,結道誼之交。南條文雄贈與楊仁山梵文本《大雲輪請雨經》,從此,他們經常互贈經書,往來切磋。楊仁山歸國後,還時常托南條在日本購書,前後共購得中國隋唐古德遺著300種左右,其中不少在中國早已經失傳,其中包括從日請回善導大師《觀經四貼疏》等。

正是本著復興整個中國佛教以振興中華的宏誓悲願,四處尋覓,上下求索,楊仁山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具有了可以標舉時代的風範。

為佛教復興而刻經

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立義高,以弘法布教為目標,所印經籍全部重新加以句逗、分段和校勘,使版本更加精審,更加便於學人讀解,也使經義得到了更加清晰的呈現,義學振興有據。

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簡擇嚴,對文義淺俗、迷信附會之書以及偽經偽論嚴格簡別,從經籍源頭上杜絕了相似佛法的泛濫,保證了佛教正法的弘揚。

金陵刻經處刻印經籍涵蓋廣,不拘一宗一派,特別是楊仁山居士通過南條文雄從日本尋回中國宋元以後失傳的隋唐古德著述三百多種,擇其精要刻印流通,使三論宗、唯識學等宗派得以舊義復明、宗旨重光、絕學恢復,近代中國佛教也從此走上各大宗派全面復興之路,為近代中國佛教的復興,提供了可靠的經典依據,也是近代中國佛教得以復興的基礎。為進一步復興佛教,楊仁山又在金陵刻經處創設祗洹精舍、佛學研究會,大興講學、研究之風。

此時,作為刻經共同發起者之一的妙空法師,給予楊居士大力的輔助,並在此事業中做出卓越的貢獻。妙空(1826~1880),俗名鄭學川,字書海,江蘇江都人,因其刻經數量眾多而被稱為刻經僧。其生年雖只有五十五歲,但著作甚多,計有三十餘部,後被收錄成《樓閣叢書》。妙空的思想重在融會儒釋道三家,1866年,他有感於明代方冊子藏經板因戰亂而散失,遂同楊文會等擘劃刊行,並於揚州磚橋、蘇州、常熟、浙江、如皋等地成立了五個刻經處。在其後的十五年間,妙空先後刊印佛典三千餘卷。綜觀妙空的刻經活動,其成績雖不及後起的金陵刻經處,但開先河之功則不可磨滅。

於世界範圍弘揚佛教,大興講學、研究之風

1907年,與斯里蘭卡人達摩波羅創辦「摩訶菩提會」復興印度佛教相呼應,楊仁山得到陳三立等的支持,在金陵刻經處創辦僧學堂祗洹精舍。楊仁山自編教材,自任佛學講席,聘蘇曼殊教英文、梵文,以期學子兼通中西,可以在世界範圍內弘揚佛教。太虛法師前來入學,脫穎而出,進而倡導佛教改革運動,其導源正在於此。

1910年,楊仁山發起在金陵刻經處設立了佛學研究會,被推為會長,每半月講經一次,每月開會一次,從事講論不息。楊仁山創辦金陵刻經處,設立祗洹精舍、佛學研究會,同道由刻經而朝夕丹鉛,感發講學、研究的興趣,復以研究指導印經,反覆增進。

楊仁山門下多才,譚嗣同擅華嚴,桂伯華擅密宗,黎端甫擅三論,唯識學則有歐陽竟無、李證剛、梅光羲、蒯若木等,開居士佛教先河。金陵刻經處成為佛教文化重鎮,影響近現代社會至深,被梁啟超論為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的「伏流」。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前清佛學極衰微,高僧已不多;即有,亦于思想界無關係」;但是後來卻出現了龔自珍、魏源和楊文會等一代宗師。所以他認為佛學是晚清思想界的一條「伏流」。梁之所以把楊仁山與龔自珍、魏源相提並論,是基於以下的判斷:楊文會深通『法相』、『華嚴』兩宗,而以『凈土』教學者。學者漸敬信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除了楊的早期弟子譚嗣同之外,主要有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等人,「故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而凡有真信仰者率皈依文會」。從這些評價中,足見楊氏在晚清思想史、學術史上的地位。

經版所在,遺體所在;金陵刻經,慧燈不熄

金陵刻經處創建百餘年來,屢經興衰而慧燈不熄。初創時期的金陵刻經處條件十分艱苦,甚至沒有自己的固定場所,開始以南京市內北極閣房舍為址,後被人覬覦起紛爭,不得不遷往常府街楊仁山寓所,進而又隨著楊仁山寓所遷往花牌樓。

1897年,楊仁山築室於延齡巷。新居院落佔地六畝多,有房屋60多間,金陵刻經處也隨之遷往,從此才固定了下來。楊仁山的起居室在院落的西部。起居室的前面有池塘,四周植柳,取唐人詩意,命名為「深柳堂」,學者因以「深柳大師」稱居士。此處也是楊仁山校經、著述、授學的地方。

堂分三間,東間是卧室,中間是會客室,西間是書房。是年夏天,楊母孫氏卒,三年服闋,仁山對三個兒子說:「我自28歲得聞佛法,時欲出家,徒以有老母在,未獲如願,今老母壽終,自身亦已衰邁,不復能持出家律議矣。汝等均已年壯,生齒日繁,應各自謀生計,分炊度日,所置房屋,作為十方公產,以後毋以世事累我。」

1901年,為了讓金陵刻經處有一個永久固定的場所,楊仁山命其三子立了「分家筆據」,將住宅房屋60多間並宅基地六畝多,悉數捐給了金陵刻經處,永作刻經、藏版、流通之所。但是,為了支撐刻經事業而歷年所欠三千八百一十兩銀債務,則命由三房分擔償還。

舍室為永久刻經處

楊仁山居士築室延齡巷,舍室為法,金陵刻經處有了永久場所,刻經弘法事業更好地開展,影響日隆。

1896年,譚嗣同在南京候補江蘇知府,不願與腐敗官府周旋,聞知南京城內有楊仁山先生學問博而德行高,便欣然來到金陵刻經處,向楊仁山居士執弟子禮,研習佛學、新學,著成其代表作《仁學》,以佛教理念鎔鑄新學,提倡變法維新,轟動一時,肇始了佛學對當時社會思潮乃至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譚嗣同離寧赴京參與戊戌變法,將其一套紅木桌椅送與楊仁山,並將楊仁山一子帶去北京求學,以答謝師恩。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引頸就戮,決志為法捐軀,楊仁山之子也欲同往就義,譚嗣同以獻身變法為己之使命,而侍奉孝養其父為其使命相催促,將其趕離了危險境地。

人際交往使劫難化吉祥

戊戌變法失敗,維新黨人被追查,楊仁山作為譚嗣同的「佛學導師」,金陵刻經處作為譚嗣同著述維新著作《仁學》的地方,自然難免被查。幸而楊仁山在官場上層多有交往,早已得到消息,將有關材料悉數處理,來查抄的官兵也只是轉悠了一圈,做個樣子便走了,金陵刻經處得以躲過一劫。

1911年10月8日下午,楊仁山去世的當天上午,他還與同人詳論刻經諸務。當聽說又覓得古本注釋數種,歡喜不已,說:「予幸得聞此書之存也。」

為了能永遠守護著金陵刻經處,楊仁山突破中國人從不將遺體葬於家中的傳統,遺囑「經版所在,遺體所在」。遵其遺囑,他的弟子門人在刻經處深柳堂後、經版房前為其建塔安葬。

1918年,楊仁山居士之塔竣工。楊仁山居士之塔巍巍聳立,肅穆莊嚴,向我們昭示著楊居士創辦金陵刻經處、復興中國佛教的無量功德。

居士在逝世之前,曾手定過一份刊經的目錄,名曰「大藏輯要」。(註:《金陵刻經處募刊大藏啟》)其中除了包含當年從日本所求購之佛典外,另有從日本新刊的各藏中輯選的部分內容。為了完成「重刻全藏」的夙願,楊居士在臨逝世前,又曾「召集佛學研究會,遺言以金陵房舍器具及所藏古本經典悉歸入刻經處,公之十方,並以刻事委之陳稚庵、陳宜莆、歐陽竟無君。」

由此可見,楊居士將其畢生的精力均傾注到了刻經事業上。值得欣慰的是,楊文會之未竟事業,後來由後繼者繼承並發揚光大。例如,在歐陽竟無的主持下,唯識巨典《瑜伽師地論》得以於民國六年刊行問世。若從楊文會開始計劃刊行時算起,此藏的校勘刻印工作「已閱二十寒暑」。正因如此,由楊文會開創的金陵刻經處仍以獨樹一幟的風格,在今天的佛教文化交流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於弘法中見修行

楊居士見行腳僧,必詢從何處來,有何剎竿,有無經卷。一心學佛,悉廢其向所為學。丙寅,移居江寧,時董江寧工程之役,同事王公梅叔,邃於佛學,相得甚歡。復與魏剛己、趙惠甫、劉開生、張浦齋、曹鏡初等游,互相討論,深究宗教淵源。

楊居士乃就金陵差次,擘畫刻經事,日則董理工程,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往往至漏盡就寢。所辦工程,費省工堅,軼其儕輩。曾李諸公,咸以國士目之。知其淡於名利,每列保獎,不令前知。夙著勤勞,身兼數事,頗以障礙學佛為苦。癸酉歲,屏絕世事,家居讀書,參考造像量度,及凈土諸經,靜坐觀想,審定章法,延畫家繪成極樂世界依正莊嚴圖,十一面大悲觀音像。並搜得古時名人所繪佛菩薩像,刊布流通,以資供奉。甲戌,泛舟遊歷蘇浙,禮舍利,朝普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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