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我關注那些紀念碑上不曾記載的名字
深港書評：
張翎
深
度
訪
談
上沖的羽翎
○ 伍嶺
身在北美，可她的故事始終深扎於中國的土地，既深情又悲慟，她將柔弱的人性放在特殊時期的災難與疼痛之下，從而升華出堅毅而執著的力量來。
不僅如此，在虛構的作品中，她一直追求寫實的手法，不僅親赴實地考證，還尊重歷史對現實的影響，所以在她的筆下，人物及故事才如此鮮活、動人。這是作為海外華裔作家的不易，也是她對自我創作的要求。
當今世界，全球化，多元化，中西文化差異也在逐漸縮小，但她依然堅持用漢語寫作，並在漢語的層面上繼續創新和突破，就像一隻「上沖的羽翎」，俯瞰這片大地，衝破傳統束縛，她的故事才不失對家國的溫籍回望、對人性的讚美。
她，就是張翎。
《深港書評》
文 | 羅婉
張 翎
：
我關注的
是那些紀念碑上不曾記載的名字
張 翎
馮小剛的一部《唐山大地震》，讓張翎這位海外華裔作家的名字名噪一時。《餘震》過後，張翎筆耕不輟，創作了一系列作品，從《金山》《陣痛》到新近出版的《勞燕》，每一部作品都讓人們驚喜。我們不難發現，張翎雖外表溫婉，但在她筆下的故事卻幾乎與災難、疼痛、心理創傷相關，所描繪的人物群像堅毅而執著。
在《勞燕》中，張翎再一次將視角對準了抗戰，將故事背景放置於溫州玉壺村（小說中化名為月湖）的一個「中美特種技術軍事合作訓練營」中。前不久，張翎攜《勞燕》到深圳與讀者分享交流，她以自己在實地調研、採風中收集的豐富的歷史圖像資料，為讀者翻開了書中描繪的那個特殊的歷史年代。
然而，張翎坦言，雖然這些年她一直想寫一些關於戰爭題材的作品，但卻並不是真的想正面書寫戰爭，正如當年寫《餘震》時，她並不是真的想正面書寫地震一樣。戰爭和地震都是敘事背景，她真正想探討的是揭示災難中人性的裂變，還有在裂變過程中爆發出的異乎尋常的能量。
「從宏觀來看，抗戰是世界性的戰爭。從微觀上來看，抗戰是每一個人的戰爭。我會特別關注在紀念碑上不曾記載的名字，關注正史之外那些還沒浮上水面的事情，關注那些經歷過戰爭和戰爭之後的小人物的故事。」
正如張翎所說：戰爭是持久的創傷，人性才是淡化悲慟的良藥。
《勞燕》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7月
+
12
一個人可以
帶著傷疤生活下去
Q
「勞燕」很自然就能讓人聯想到「勞燕分飛」，這個書名除了與阿燕有一定的聯繫，還有什麼寓意？
張翎：這個書名有兩層寓意。
第一層是因為女主人公的名字叫阿燕——一個非常常見的江南女子名字。
第二層寓意是指分離，當然首先是指相愛的人的分離（勞燕分飛），比如戰爭先是隔開了阿燕和劉兆虎，後來又隔開了伊恩和阿燕。但戰爭造成的分離不僅僅是指有情人之間的，還指向更廣層次上的分離——戰爭使人和人分離，人和故土家園分離，人和原有的社會關係的分離。這種分離留下的傷痛（比如中美混血兒阿美的尷尬存在），是終身難以癒合的。
Q
在《勞燕》中，最令人動容的無疑是阿燕面對一次次的嚴酷現實後所表現的堅強毅力。她的這些特質在當下社會中是否還具備普遍性？
張翎：有些人會覺得阿燕的形象似「聖母」，但我不這樣認為，可能用「地母」來形容她或許還略微貼切一些，儘管她對世界的包容並不是基於宗教意義上的無私奉獻精神。
在很多情況下，她救助他人的最初目的是利己的，基於生存考慮的。比如她學醫的初衷是為了把侮辱她的男人們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中，使他們再也不敢欺負她和阿美；再比如她最後接納了劉兆虎，除了舊情難忘之外，很實際的一個原因是：她的中美混血私生女阿美和劉兆虎之間已經產生了一種無可解釋的信賴和依存感，劉兆虎是世上唯一能完全接受阿美的存在的男人。
阿燕身上具有強悍的生命力，她像泥土，能夠把世上最骯髒的東西化為營養，滋養萬物。她能在最低賤的環境中，儘可能地保全性命和尊嚴。
現在的社會環境已不是戰爭時期的環境，人們的普遍生活水準和知識、文明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人和命運、和環境的博弈是永遠存在的，無論以何種方式。所以，阿燕身上的生存能力和獨立精神，對哪個時代來說都具備現實意義。
Q
我們注意到你的寫作常常會聚焦大時代背景下人物的狀態，而這種背景很多是在戰爭、災難、時代變遷這樣的場景下，為什麼你會更偏向選擇這樣的背景？
張翎：從《餘震》到《勞燕》，我一直在探討一個母題，即災難把人逼到角落裡、無路可退之後，人性會產生什麼樣的裂變；以及災難結束之後，你的一生會因此產生哪些改變。這個問題，亦是我窮盡一生無法回答的東西。
《餘震》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0年7月
現實生活中，我們能看到的心靈雞湯有很多，但有些災難並不是能用心靈雞湯式的說教就能解決的。有一些傷疤可能一輩子都會跟隨著你，有些災難的後遺症就像刺，扎在你的肉里，這根刺就與肉長成了一體，這輩子也沒辦法拔出來。
但這也不是完全沒有出路，最實際的方法，或許能用羅曼羅蘭的那句話來解釋——有一種英雄主義，叫見識了生活的真相之後，依舊熱愛生活。一個人可以做到帶著傷疤依舊生活下去。
《勞燕》的女主人公就是這種典型角色，我並不認為戰爭帶給她的創傷是可以治癒的，但她也依舊帶著傷疤生活下去。
Q
的其它作品中，也塑造了多位女性的形象，比如《餘震》中的李元妮，《金山》里的六指，《陣痛》里的勤奮嫂，阿燕與她們存在著什麼樣的共性和特質？
張翎：她們都是能夠在天崩地裂的災禍面前以堅韌如石、靈巧如蛇的姿勢逃過劫難的人。但阿燕比那幾個女人在選擇感情方面更為勇敢，對於男人，她採取了比她們更主動更果敢的姿勢。
無論是拒絕牧師比利，接受伊恩的激情，還是接納劉兆虎回到自己身邊，在作每一個重大的決定時，阿燕都能夠堅定地聽從內心的呼喚，在她身上很少看到拖泥帶水的含糊態度。
《金山》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9年7月
Q
對災難和戰爭、傷痛的關注是你許多作品中的鮮明特點，然而，正如在《陣痛》中你寫的那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只要活著，總見得著天日」。你對苦難與重生的這種感悟與理解來源於哪裡？
張翎：這種感悟一部分來自我的生活經歷——那是獨特的個人心靈感受；還有一部分來自閱讀——那是對普世經驗的一種借鑒。還有一部分來自我作為聽力康復師的生命體驗。在那17年的職業生涯里，我與從兩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中東戰事退役的老兵們有過近距離的接觸，在他們身上我對災難和災後綜合征有了最直觀的體驗。
《陣痛》
作家出版社
2014年3月
12
每一部小說里
都有作家的「史實」
Q
書中所提到的「中美特種技術合作訓練營」無疑是一個機密的所在，故在搜集資料時也會有許多困難，在創作《勞燕》時你也做了大量的案頭功課和實地調研，當時采寫中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張翎：田野調查的過程前後差不多三年。調研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親歷者年事已高，記憶和表達能力都構成很大障礙，開放式的問題很難得到連貫的、切題的回答。
我常常需要在做完詳盡的案頭之後，把存在的一些疑問化解成很具體的小問題，然後請他們給予一個相對簡單確定的回答。我相信在我所設定的這些問題之外，一定還存在著大量尚待發掘的信息區，這些信息將隨著這些老人的故去，化為永遠不為人知的歷史塵埃——這是我最大的遺憾。
Q
無論是《餘震》《金山》，還是《勞燕》，你總是擅長以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方式鑽研你所要描述的那個時代、事件的史料，你為什麼會這麼在意這些近乎嚴苛的歷史細節考證？
張翎：不是每一部小說都需要嚴苛的考證，比如《陣痛》和《流年物語》，它們不是基於某一個獨特的歷史事件的。但像《餘震》《金山》和《勞燕》這樣的小說，就涉及到特定的歷史事件，所以必須在動筆之前作一定數量的史實考證。
當然，這也可以採用「戲說」「穿越」的方法來偷一下懶，但我還是願意儘可能靠近事件發生的原狀。其實，在我所認識的海外華文作家裡，有很多人都是採取考證的態度書寫歷史事件的，比如嚴歌苓、虹影、陳河、袁勁梅、蘇煒等。我只是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考察，但還遠未達到「嚴苛」的地步，與文史和社會學家的標準相去甚遠。
Q
你的小說中有大量的歷史資料，但提到小說，似乎這種體裁已經規約了這是一部虛構的文學作品，與非虛構作品相比，這種以大量史實資料為背景的小說有什麼特點？
張翎：我在書中使用的信件、地方志、剪報等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史料，它們都是經過虛構化的史料，是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的大量史料的綜合演繹。這些材料的引入，給這部虛構小說設置了一個以時間、地域、事件的基本事實為邊界的背景，儘管這個邊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僵硬限制。
這些材料的引入，使得這部虛構的小說有了歷史的真實感。其實，虛構和非虛構的作品之間本來也不存在一成不變的界限，每一部小說里都有作家自己的「史實」，有的是作家個人的直接生活經驗，有的是作家觀察生活得到的間接經驗，而有的則是作家自身的「心靈史實」。
12
我不是參與者
但我可以是觀察者
Q
去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日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其實許多文學大師也是移民作家，比如奈保爾等，移民生活也在他們的作品中留下許多印跡。但你卻曾說「海外生活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毀壞的能力比帶給我正面的東西更多」，並自稱是「沒有根的作家」，為什麼這麼說？
張翎：我一直覺得出國對於我作為一個作家的破壞性是很大的。因為我是一個用漢語寫作的作家，註定所有寫的故事是關於故國故土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很羨慕別的作家，比如莫言、賈平凹等。他們有「一畝三分地」，而我沒有，對於這點我一直很沮喪。
但最近幾年，我對這點也開始慢慢自我和解了。有一次在活動上和綠茶（書評人）聊天，我說：「人人都有一口井，可以常年不斷地從深井裡汲水，而我沒有。」
綠茶說的一句話安慰了我，「你沒有一口自己的井，所以你走到哪裡，你可以隨時打一口井。」
這句話提醒了我，一個作家沒有根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是我已經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現實了。現實就是這樣，即使回來我也錯過了這三十年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敢於嘗試寫當下的中國了，這是以前的我不敢嘗試的。這兩年我寫了有大概四五部作品是寫當下中國的，這對於我來說算是很勇敢的嘗試了。
在沒有根的情況下，我只能看看能否利用距離的感覺做點什麼，儘可能在一些視角上呈現不同的東西，把我現有的狀況挖掘得深一點。這是無可奈何的選擇。
Q
你說你沒有根，但你的作品還是深扎於故鄉，比如在《交錯的彼岸》等作品中所描繪的就是你的家鄉溫州，但你所說的那種不自信又來源於哪裡？
張翎：我說的沒有根的感覺是指這三十年的錯過。不過，當我回過頭來看，如果看得遠一點的話，你亦會覺得這三十年是中國漫長歷史進程中很小的一段，至少我擁有童年、少年、青年在中國度過的經驗和記憶，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講述中國故事，關於當下我可以慢慢摸索。
以前不自信的原因是覺得當下我不是參與者，突然有一天我想通了：我不是參與者，但我可以是觀察者；我不是當事人，但我可以是旁觀者。旁觀者也可以有觀點，旁觀者的觀點也是一種觀點，也值得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一刻我的恐懼就比過去少了。
《交錯的彼岸》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7-1
Q
從語言創作方面，海外華人作家有兩類，一類主要用英文寫作，另一類則一直堅持用母語寫作，在你的創作規劃中，是否有想過以後會用英文寫作？
張翎：應該不太會。用英文寫作的作家中，譚恩美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哈金是跟我一樣的移民，只不過他選擇用英文我選擇用中文。我選擇用中文是因為我覺得這個工具拾起來很順手，像做菜一樣要找最快的刀。
如果是很鈍的刀，做菜的時候不興奮，雖然也能做一盤菜。我受過這麼多年正規的英國文學的訓練，讓我寫一部英文小說，應該不是一座攀不過去的山峰。但我只能寫成一個通順的故事，如果要把語言里微妙、有趣的東西表達出來，只能用母語。用英文只能達意，而不能傳神。我經歷過傳神，就不願意回到達意的層面上去了。
12
「移民文學」的概念
會越來越淡化
Q
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許多人會將海外華人作家創作的文學稱之為「移民文學」，在中西文化差異越來越小的境況下，「移民文學」的概念是否還存在？
張翎：會越來越淡化。有人問過我鄉愁的問題，但依現在的交通通訊條件，是很難產生鄉愁情緒的。今天在加拿大想家了，晚上訂張票，明天已經在中國了。
鄉愁是阻隔造成的，各種因素的阻隔使你有家不能回，在現在這種隨時可以回家的時候，鄉愁肯定沒有如從前那般濃烈。近些年，我會覺得我的居住地只是個郵政地址。海外作家就是永久居住地在海外。除此之外，我並不會太在意海外作家這個身份。
唯一的感覺是跟讀者、出版市場的隔絕肯定是有的。像我這種就蠻尷尬的，我是選擇用漢語寫作，所以我的出版市場註定在另一方，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障礙。
Q
從上世紀80年代華人出國熱潮，到第三代、第四代移民作家融入到他國文化，非母語寫作者數量增加。在你看來，海外華文文學近些年來呈現了什麼樣的變化？隨著這個群體寫作慾望的強盛，未來海外華文文學創作面臨著哪些挑戰？
張翎：對於文學來說，蠻有意思的一點，即是它不具備傳承性。像我是用漢語在異國書寫故土的，我下面的一代必然是在那邊出生、長大的，他就會用英文來書寫他的童年、他的故事，我的這種寫作模式便無法傳承給他。
其實追溯過去，你會想到台灣文學中的白先勇那一代，他們是台灣第一代留學生文學，也很難再有傳承。在他們這一代之後的繼承者，也不會再有人用母語來寫他們在美國的故事了。
所以我覺得海外華文文學只是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現象，這種現象亦值得被關注。當然，無論身處何時何地，寫作的這種慾望是永遠不會斷的，只是寫什麼、用什麼語種寫而已。
Q
那麼，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你覺得海外華人作家這個群體，包括你自身，在寫作上有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
張翎：海外作家已經進入多元化，個體化的東西會更多。從我個人來說，視野會更加開闊。我現在可以在中國呆很長的時間，觸角可以伸進這個社會。另外，我閱讀的興趣也會更加廣泛。我上大學的時候會花很長時間精讀英美經典作品，現在我會覺得自己進入了一個叛逆期，覺得英美經典是一小部分人界定的。因為我讀過很多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的現實主義經典。我逐漸覺得，在這些主流的經典之外，文學的世界何其之大，因此也會開始關注以色列、伊朗、義大利，還有拉美國家的作家，從他們身上又找到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原來除了現實主義手法之外，還可以有如此多種的寫法。
我們將於下周公布幸運讀者名單喲~
編輯 | 鄧曉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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