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一個有靈魂的媒體人
柴靜，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媒體人。印象最深的，是她做《新聞調查》欄目時。那時的新聞調查幾乎都是熱點、焦點，都是百姓關注的又較為棘手的事情，有的甚至是不可觸動或難以觸動的問題。做這樣的調查的確需要不一樣的勇氣。
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在電視上見不到她的身影了，那優雅的娓娓道來的執著和堅毅的聲音也消失了。
幾年後，她又重現在大眾視線是她自費歷經艱辛奉獻給我們的《穹頂之下》。
這個調查片長達將近2個小時， 它的信息權威而立體，它告訴我們什麼是霧霾，霧霾從哪裡來，我們怎麼辦。霧霾是一些空氣動力學直徑小於2.5微米的顆粒， 而我們肉眼能看見的最小顆粒都是 它的20 倍， 我們看不見它們，但是它們影響著我們的健康……
後來就再沒見到她的身影。
前幾天有緣看了她的《看見》這本書。她所看見的許多都是大眾看不見的，存在於現實的角落裡的東西，也是大部分媒體人不願和不屑於顧及的「冷新聞」，是一些被遺忘的、弱勢的，甚至是棄之如敝屣的人群。然而，柴靜沒有放棄，她要去了解，她要去搞清楚為什麼，這也是被主流所忽略的，但同樣和歷史同行的，默默掙扎的群體。
一、創傷的印記
在雙城的創傷中，同一班級五個小學生連續用服毒的方式自殺，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獲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
原來這五個女孩結下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友誼，純真的孩子把友情看得重於天,當一個遇到問題的時候沒有求助家長，也沒有求助老師，而且即使求助以她們的家長和老師的認知能否妥善解決？她們懵懂卻很執著於友誼，於是相約自殺。
孩子的問題應該植根於家長，我們的教育是否應該從家長做起？
在《沉默的尖叫》中，一個叫安華的女人被丈夫家暴了二十年，採訪她的時候，她自己都想不起來是怎麼捅了27刀殺死了那個對他施以多年暴力的人，她不相信那個人死了，她說「我還沒死呢，他怎麼能死？」。她的婆婆替她說話:「她是沒辦法呀！」。村裡七百多人聯名請求法院對她免於刑罰……
她採訪了11個殺夫的女犯和她們的家庭，往往都是孩子和年長的老人艱難度日，既要忍飢挨餓受凍， 還要躲避鄙視和白眼。他們活著，活得艱辛，活得卑微……
二、面對生死
2003年4月，柴靜 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就主動請纓調查「非典」 ，她說「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於是她們一行去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醫院胸科。整個病區里只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託盤在什麼地方叮噹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就這樣，那段時間奔赴在非典的第一線，哪裡有非典，她們就去哪裡。一個女醫生一邊幹活一邊自言自語「我的小孩才一歲多……」她和這些醫生一樣，當你顧及別人的時候，就忘記自己了。
有一次，去拍一個轉運疑似病例的轉運任務，病人一個接一個地出來，很多人自己舉著吊瓶，數了一下，二十九個人。這不可能，公布的沒這麼多。又數了一遍，是二十九個。
運送病人的醫生居然沒一個人穿隔離服，眼罩、手套也都沒有。只是藍色的普通外科手術服，同色的薄薄一層口罩。我攔住一個像是領導模樣的人，慌忙中，他說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後我才知道， 他是北京大學附屬人民醫院的副院長王吉善，一周後也發病了。
晚上回到酒店，大家都不作聲。編導天賀抽了一會兒他的大煙斗，說：「覺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橋》裡頭的感覺，火車正往危險的地方開，車裡的人耳邊咣咣響——外面有人正把窗戶釘死。」
人民醫院有九十三名醫護人員感染非典，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生殉職。
「 我想起轉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只穿著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服。當我在胸科醫院戰戰兢兢地穿著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里全濕了的時候，這些醫生護士，在天井裡守著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麼狀態，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後來發現，頭髮全白了」……
拍完非典，為她們做身體檢查的時候，她的免疫力最低！
那場非典，記憶深刻，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那種緊張和恐怖的。她，是在用自己的靈魂尋找答案，不顧生死，只要有一個交代。
那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記者柴靜在採訪非典。
2008年5月12號汶川地震，柴靜又一次義無反顧地奔了過去。她們打開機器，和災民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一起沉默，用切身的感受去感受，沒有絲毫的作秀，只是報道災民的現狀和處境。期間餘震不斷。
三、直面真相
她採訪吸毒女、孤獨症兒童、殺人犯、尋找問題背後的原因，思考深層次人性和社會問題，為弱勢群體發聲。
她直面懶政不作為和亂作為的官員……
對於拆遷問題、污染問題，她看見了，看清了，於是如實報道。
她採訪兩會，面對空無一人的會議室，她作了這樣的解讀：「子路問孔子，您從政的話，第一件事是什麼？孔子說，必也正名乎。這句話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對權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認定。這些空無一人的桌椅，其實就是憲法賦予代表的知情、參與、表達、監督的權利」。 真正道出了兩會賦予代表的是莊嚴神聖的權利，就像這會議室，此刻代表的就是莊嚴！
她能一針見血地點到正穴！這是她的能力，也是她的悟性，更是她內心深處靈魂的閃光！一個記者迸發的敏銳！
我欣賞這樣的媒體人，用良心報道，用事實說話，不趨炎附勢，不隨波逐流，我們需要這樣的媒體人！
她說：我對電視台的使命和節目編排沒有什麼想法，我也不願意想，因為那樣可能會耽誤我干正事。我有那個時間，就能多採訪一個人，多整理一些材料，這樣可能更有功德。我現在想，我二〇〇二年為什麼得病，就是老想不該想的事，現在為什麼快樂，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麼把該做的事情做好，這一點可能更重要。」
或許這就是她能忘我追求真相的源泉吧！
她拍了抗戰老兵，而後她一遍遍看自己片子里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裡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歷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年齡經歷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正義不能一概而論，只能在個案中實現。」這是她書中的語句。
一個人只有忘掉自己才能很好地做事，她做起事來常常忘掉自己！我們的社會，我們的媒體太需要這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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