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歲女紅軍的心聲
作者：王定國
王定國(106歲老紅軍)，四川營山人，1930年參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隨紅四方面軍參加了長征，曾任營山縣婦女獨立營營長，延安市婦聯主任，內務部機要科長，最高人民法院黨委辦公室主任。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是「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同志夫人，曾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切接見。
今年，中國共產黨誕生97周年了，中宣部《黨建》雜誌的同志說要我回憶自己參加革命的歷程和對黨的感情，我心潮起伏，怎麼也平靜不下來，我最想說的是，共產黨給了我的新生。
我自1933年參加紅軍後，就把自己的生命和黨的事業連在一起了。入黨85年了，無論是在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始終要求自己，努力為黨和人民多做些事情。
我出生在四川營山安化場，家中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全靠父母租種土地和干零活養家糊口。我六七歲就參加勞動，幫助母親給人家推磨。一年到頭全家人起早摸黑地干，拼死拼活也吃不飽肚子，吃了上頓沒下頓，我的一個妹妹就是活活給餓死的。像我這樣的人的命運，在舊社會與千千萬萬的貧苦婦女一樣，處在整個社會的最底層。但是，共產黨來了，改變了我的命運。
我15歲那年（1931年），就到別人家去做童養媳了。這也是一個窮人家，但把封建禮教看得很重。我在這個家庭的地位是最低下的，幹活在前，吃飯在後，只有服從，沒有自由。我雖然不甘心這樣不平的命運，但是卻無力改變。就在這時候，我們家鄉先後來了陳同生、楊俊、張敬波、肖德興、楊克明等共產黨人。他們是黨的地下工作者，是四川省委派來的。他們都有各種職業做掩護，張敬波是團防局的教官，是來做白軍策反工作的。陳同生是學生，楊克明賣布，楊俊賣鹽，肖德興是裁縫，他們的任務是來宣傳、組織秘密農會。
我的兩個舅舅李忠勝、李忠斌都是青年農民，很喜歡聽他們宣傳，接受了反剝削壓迫，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道理，很快就被發展成他們的積極分子。 我也因為舅舅的關係，和他們有了接觸，對他們講的一些新鮮事特別感興趣。張敬波曾對我講：「你不要蹲在家裡，年紀小要讀書，有個平民小學，上學不要錢，你去讀書識字。」陳同生說：「女孩子不要包腳，包腳怎麼下地幹活。現在男女要平等，自己解放自己，把頭髮剪掉，不要再封建。」其他人也給我講過這些道理，慢慢地就開竅了，認為這些話都很對，我也就再不怕婆家的人了。我剪了發、放了足，婆家的人拿繩子捆著我，我掙脫了就跑回娘家。
重獲自由後，陳同生介紹我到新店一家小吃店去做洗碗的差事，後來又到肖水河、柏林、老林等地去找事做，那些地方都很偏僻，但便於建立秘密農會。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細緻的發動工作，秘密農會在這一帶先後建立了起來，張敬波他們就派我和張興仁、李金香等在這一帶宣傳婦女放足、剪髮、男女平等三件大事，每天從這個場趕到那個場。我在外面做了一年多，雖然動蕩不安，但心裡覺得非常高興。這時我婆家的人找來了，我硬是不回去，後來張敬波、肖德興、楊俊和舅舅七拼八湊攢下來40多塊銀元給婆家，這才了結了我的婚姻關係。
1933年，紅四方面軍向川北發展，張敬波、楊俊、楊克明都說紅軍快到我們這裡來了，我們要大力開展宣傳工作迎接紅軍。這年7月我見到了盼望已久的紅軍隊伍。8月，我們和紅軍一道向儀隴、營山一帶出擊，積极參加革命活動。到10月，營山縣城也解放了，開了縣蘇維埃代表大會，我被選為代表，後又被任命為縣蘇維埃內務委員。12月，由徐做文和肖德興二人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年我正好20歲。
我和這些革命引路人，後來都編入了紅軍隊伍，成為生死與共、並肩戰鬥的戰友，但我始終把他們看作是自己的良師，他們繼續給予我許多幫助和教育。可惜的是，我的這些引路人，在嚴酷的革命戰爭中，年紀輕輕的都犧牲了。楊克明任五軍團政治部主任，西征時與軍長董振堂等3000餘將士一起血戰高台城，幾乎全部壯烈犧牲，敵人還砍下董軍長和楊克明的頭向蔣介石邀功。張敬波任五軍團的師參謀長，也在此次戰鬥中遇難。肖德興任團長，也在西征的征途中戰死。楊俊沒有參加長征，留在了四川堅持鬥爭，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捕獲槍殺了。只有陳同生在新中國成立後與我重逢。這裡還有一段故事：那是1953年，陳同生已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人事部長，他來北京開會，有次來家看望謝老時見到我，好像有點面熟，他就和我聊了起來，問我是不是四川人，越談越熟悉，我也很快認出了他，相隔20多年變化很大，竟然一時沒認出來。陳同生笑著對謝老說：「我和她是小老鄉，我們那時一起搞工作，我還給她取了個名叫王大姑娘。」謝老也笑了說：「現在可是王老姑娘了。」
1935年，我調到紅四方面軍前進劇團，隨軍參加長征。這年6月的一天，我在雪山腳下的河邊洗衣服時，一位留著鬍子的老同志走過來對我說：「小同志，請你幫我把兩件單衣合起來，中間加些羊毛，縫成一件羊毛衣。」我一口答應了他的請求。這位老同志就是謝覺哉。
1936年底，我隨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征戰甘肅河西走廊。12月5日，劇團奉命慰問紅九軍，與馬步芳的部隊遭遇。我們30多人被抓入牢房。不叛變、不泄密、不出賣組織，千方百計營救戰友，是我那時的堅定信念。
1937年8月，黨中央在蘭州成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全力營救被俘的西路軍官兵，當時任八路軍辦事處黨代表的就是謝覺哉。經過多方鬥爭和努力，被俘的同志脫險了。組織安排我留在辦事處工作。經彭加倫介紹，毛澤東批准，1937年10月我和謝覺哉結為伴侶。
風風雨雨數十年，如今我也百歲有餘，每當我回顧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的這些革命引路人，他們都是很有才幹、很有能力的早期共產黨人，他們啟蒙教育了我，把我引導到革命道路上來，改變了我的命運，讓我銘記在心永誌不忘。1983年我到甘肅，還專門到高台烈士陵園憑弔了楊克明和我的良師益友們的英靈。
2003年，亞旭（王定國的小兒子）向我提起：為了紀念紅軍長征70周年，想讓我「重走長征路」。那一年，我都已經91歲了，但兒子的建議仍令我這個老紅軍心潮澎湃，我跟他說：「趁著身體還好，我一定要看看紅軍遺址，看看健在戰友，看看老區百姓。」2004年6月，我到達天全縣，開始了重走長征路的第一站。在瞻仰天全紅軍烈士陵園時，他們給我雇了頂滑竿要抬我上山，我生氣了，「我是紅軍啊，我自己能上去！」在高海拔的二郎山、在瀘定縣的大渡河邊，面對湍急的河水和搖晃的鐵索橋，我推開上前攙扶的人，在100多米的橋上走了個來回。
多年以前，我就關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共產黨浴血奮戰打下的江山，怎樣才能永不變色、代代相傳？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而青年又怎樣才能繼承和發揚革命傳統、不負黨的希望呢？除了學校對他們進行這方面的教育外，我們這些親歷戰爭的老同志，也有責任給他們講歷史、講傳統。
我今年106歲，身體還健康，頭腦也還清晰。現在我每天寫寫字，畫畫，了解國家的建設和發展。看到祖國的變化日新月異，看到我們的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看到十九大的勝利召開和黨的事業蒸蒸日上，我倍感欣慰，衷心祝願黨的事業更加興旺。
（本文由王定國同志小兒子謝亞旭和身邊工作人員陽瓊仙根據其口述整理）
（據2018年第2期《黨建》雜誌，原標題《106歲老黨員的心聲》）
總監製/崔海教責編/劉文韜 編輯/王碧薇 製作/唐明濤
覺得不錯，請點贊
TAG:黨建雜誌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