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清：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後國、偽、共的三方敘事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提議解散共產國際[1]。不論國民黨、中共，還是汪偽政權，都投注了大量精力來回應這一事件，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敘事。既往研究在討論抗戰時期宣傳或者話語鬥爭時，往往只關注國、共的言論，甚少將淪陷區的言論納入共時性的探討之中[2]。而本文將以共產國際解散為中心，重點分析國、偽、共三方對這一事件的不同敘事，探討它們如何將這一事件置於各自謀劃中國政治的框架之中，並由此論及敘事背後的意識形態[3]。這一事件為何以及如何成為各方話語爭奪的重要援引，也是本文著力考察的內容之一。只有在理清這一問題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回到歷史現場，從更深的層次來理解中共「對誰講、為何講以及如何講」的問題。

一、國民黨：以「民族敘事」求「國家統一」

共產國際即將解散的消息一經公布，國民黨立即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蔣介石在日記中興奮地表示：不論此事真假如何，共產主義精神和信用「必根本動搖，乃至完全喪失」這必將是「影響國內民心內政的一件大事」；因此，對中共的方針與計劃應「重加研討」[4]。在他看來，共產國際的解散是對國際共產主義力量的一次重大打擊，將是國民黨發起一場輿論攻擊的絕佳契機。之後，國統區幾乎開動全部宣傳機器，開展了對此事長達半年之久的大肆宣揚。

對國民黨而言，共產國際曾以一個援助者、指導者的身份參與其改組與北伐，到國共關係破裂後，雙方實質上一直處於敵對關係。而在此時，共產國際的解散將在何種程度上意味著—個國際共產主義共同體的解體，又在多大程度上與其所表徵的意識形態相關聯？這是擺在國民黨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消息公布之初，由於尚不確認共產國際解散背後的意圖，國民黨方面各大媒體的解讀既帶有傾向性的引導，卻又不失謹慎。5月24日，《中央日報》對此事有意裁剪，側重強調共產國際在宣布解散後，「解除各國共產黨對其的義務，強調各國共產黨應效忠其祖國」[5]。5月26日，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大公報》發表社論，在論及共產國際解散對各國共產黨的影響時，將話題重點引至各國共產黨與本國國家的關係上，稱共產國際解散「乃告訴各國共產黨：應該擁護祖國抗戰，集中力量以打倒自己國家民族的敵人」。文章還呼籲：各國共產黨應當「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不分彼此，不分階級」，切實遵奉「國家至上」「勝利第一」的口號。[6]此時，國統區輿論還未明確將矛頭指向中共。

之後幾天，國民黨的論調越發強硬。5月底《中央周刊》發表《讀報雜記：第三國際的解散》一文。該文與此前《大公報》社論的言詞極為相似，不同之處是在最後將矛盾直指中共，提出「第三國際今日明智的行動，似乎正是今後中共應採的行動之指針」。[7]這一態度轉變的背後，實際是基於蔣介石、王世傑等國民黨高層對國際形勢判斷的變化。蔣介石認為：共產國際解散是蘇聯謀求與英、美積極合作的重大舉動，而蘇聯和英、美的靠近，將促使日俄關係的破裂，則日本有進攻蘇聯的可能[8]。屆時，日本在華兵力將被牽制；而蘇聯腹背受敵之時，也將更加依賴中國抗戰，或將放鬆對中國革命的關注。以上兩點無疑都將對重慶大有裨益。這時，蔣介石更是將共產國際的解散視作「二十世紀上半期史之唯一大事」，「吾一生之最大之對象因此消除」這「不僅為此次世界戰事中最有價值之史實，且為我國民革命三民主義有最大之勝利也」[9]。

總之，隨著有關戰後四大國組織框架的設想在國民黨內日益膨脹[10]；加之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後，國民黨在國內積累的政治資本使其確信：解決中共問題的時機業已成熟。隨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下發《宣傳指導》，對此後的宣傳工作作出具體指示：

1.不批評第三國際即蘇聯此舉之動機。

2.可略讚揚蘇聯此舉之明智。

3.說明共產國際過去欲發動世界革命為不合時代要求，今已由其本身之解體而益足證明。

4.從世界局勢言，中共已因共產國際之消滅而失其領導機構。從中國環境言，中共實無存在之必要。

5.說明中共過去之錯誤，並勸共黨份子改過自新，暗示中央以寬大為懷，中共苟能改過自新，自可不咎既往。

6.在感情上勿太刺激共黨份子，使其老(引者註：原文如此）羞成怒趨於極端。

7.強調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意識。

8.強調三民主義及國家政府之政策政綱為救國之惟_途徑。

9.強調政令統一、軍令統一，完成國家統一，為中國爭取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之必要的前提。[11]

不難看出，這份宣傳指導所規定的輿論的大致邏輯是：從共產國際的「世界革命」這一口號入手，指出其解散愈加證實正處生死存亡的抗戰時期的中國，應該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為原則；既然共產主義破產，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共也應隨之解散；因而，中國更應實行政令、軍令統一。顯然，這種觀點順應了蔣介石在當年3月份出版的《中國之命運》—書的邏輯，即從「民族主義」出發，強調「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的觀點。在敘事策略上，國民黨一方面將「共產國際」與「蘇聯」作區分，以減小蘇聯可能的不滿；另一方面，選擇通過將「國際」與「民族」對立「階級」與「民族」對立，推之以「抗戰第一——民族至上——國家統一」的邏輯，發動一場與《中國之命運》的再版相配合併劍指中共的宣傳運動。

在此後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內，國民黨地方黨部紛紛組織以青年團體、文化團體、民眾團體為名義的集會，通過闡釋共產國際解散這一事件，展開輿論攻勢[12]。由此可見，國民黨方面的敘事框架已經確定，而如何在輿論實踐中具體豐富這一敘事成為接下來的主要工作。

據筆者統計，這一時期，國民黨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雜誌和出版社，共出版了22本有關「共產國際解散」的專題書籍，刊發了70餘篇文章[13]。這些著述的主要思路是：

首先，解釋什麼是共產國際。有關言論刻意忽略共產國際在反法西斯主義戰線中的工作，反覆宣稱其是以「煽動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發動世界革命為目的」的組織[14]。

其次，解釋共產國際何以主動解散。鄭學稼、馮放民等人的觀點最能代表國民黨高層的立場。馮放民指出：共產國際解散的根本原因是時代的需要，即當今時代是民族國家「爭生存求發展」的時代，馬克思主義的「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不適應當前時代潮流[15]。鄭學稼則通過回溯三個國際的歷史，指出每個國際的廢除都是因為遇到了民族主義，這足以證明共產主義由於內部的矛盾不能勝任民族戰爭，不能與民族戰爭並存亡[16]。因此，在國家民族的時代，即使再有第四國際產生，如果和以往的共產國際沒有本質上的差別，終將重蹈覆轍[17]。這種觀點強調：共產國際解散的根本原因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此事為一種「歷史的否定」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破產」是歷史的必然，恰恰證明「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運動，經不起民族戰爭的試驗」[18]。

自然，有關這一事件的敘事本意不在於論述共產國際解散的來龍去脈。想要達成對中國實際問題的指導，還需要著力強調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密切關係。對此，國統區輿論指出，中共在中國的創立，並非是「一種歷史的必然定律」而是由於對中國社會性質判斷錯誤，是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創立的一個「歷史的誤會」[19]；而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中共一直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此時的中共「還是一個不能斷乳的孩子」既然共產國際因其理論上的矛盾而解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20]，因此中共也逃不出「消滅」的「歷史定律」[21]。

那麼，共產國際解散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他們認為：共產國際的解散再一次論證「民族至上」「國家至上」是顛撲不破的唯一真理[22]。既然共產主義已經破產，而在民族國家的時代，自由主義為追求本國經濟的發展，又必然會產生國家主義，導致國家之間的紛爭，因此「只有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才能救中國」。

綜上所述，國民黨通過對共產國際解散這一事件的解釋，以《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思想為指導，借用「民族至上」這張王牌，企圖借勢解決中共問題，完成「國家統一」。在這一輿論的鋪墊下，1943年6月底，蔣介石授意駐軍西北的胡宗南將部隊調至延安外圍，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

國民黨以「民族」為中心的敘事，劍指中共，意在加強「統一」。然而，其附帶的效果卻適得其反。國民黨調動抗戰部隊包圍延安的消息一經傳出，便在國內外引起軒然大波。之後，中共也組織力量將這一消息分發至重慶各報館、各外國使館。7月7日，在重慶召開的記者會上，各國記者紛紛就此事質詢國民黨宣傳部部長張道藩。美國將軍史迪威更是強調：如果中國爆發內戰，他必將在華美國飛機帶走。[23]在全世界聯合反法西斯的大背景下，以《中國之命運》為代表的主張明確否定共產主義與自由主義，過度突出民族主義，也招致英、美、蘇等援助國的不滿[24]。蔣介石也不由得在日記中感慨：「中國之命運出版以來，最反響者，一為英國，二為中共，此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25]此後，在國內外的壓力下，國民黨借共產國際解散而一舉解決中共問題的企圖未能如願，相關敘事也逐漸消沉。

二、汪偽政權：以「亞洲敘事」鞏固「大東亞共榮圈」

對於高舉「反共」「和平」「建國」大旗的汪偽政權而言，作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導中心的共產國際，其解散無疑將在一定程度上衝擊其意識形態。同時，汪偽政權作為日本在華利益的代理人，後者對共產國際解散的反應必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汪偽對此事的態度。1936年11月，日本曾與德國簽訂《反對「共產國際」公約》，由此以「反赤化」為其侵略正名。而共產國際的解散，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發動大戰的「合理性」。故而，在得知這一消息後，日本駐哈爾濱軍事使團的領導人表示：「不願談論這個問題」。在接到東京的有關指示後，儘管又表示「這個事件不可能改變軸心國的政策」，但同時稱「軸心國需要有同蘇聯作鬥爭的某種新的口號」。[26]此事之發生對日本造成的被動可見一斑。

這樣，對於共產國際的解散，汪偽政權的態度相較於國民黨，自然要消極不少。正如某雜誌的《編後記》所說：「不可忽視又不必駭異的第三國際之解散宣告，普遍的給雜誌和新聞紙一個繁華，我們沒有必要分潤這繁華，卻也須面對我們的讀者講一講斯拉夫人的閑話。」[27]其複雜的情緒溢於言表。具體而言，輿論一方面極力降低此事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礙於此事所受的關注度，不得不以「鎮靜」的姿態對此事加以重新編排，使其「反共」的口號不至於失去對象，有悖其戰略意圖的接受與傳達。因此，同樣是回應共產國際解散這一事件，他們給出的解釋卻與國統區大不一樣。

值得注意的是，淪陷區內部的政權情況甚為複雜。大體上，可以說存在著「本土派」與「佔領方」兩個權力中心，且「本土派」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特別是汪偽政權內部成分複雜，各派爭權不斷[28]。1940年，汪偽政權在名義上接管了原「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的轄地，獲得若干名義上的自主性，但在實質上仍不能掌握管轄權[29]。其政治特點表現在輿論場上，則呈現出基於一個大致立場上的具體敘事的歧見與多元。

首先，在共產國際是何種組織的問題上，淪陷區輿論由於無所忌憚，便在言語上著重醜化這一組織，並極力凸顯其與蘇聯的關係。在他們看來「共產國際完全是蘇聯共產黨所御用來赤化全世界——擴張斯拉夫民族政治及領土野心的一個工具」[30]，是「赤化世界的大本營」，是被各國視為「洪水猛獸」的國際組織[31]。

其次，在解釋這一組織為何解散的問題上，淪陷區的輿論並未統一論調。部分觀點指出，共產國際是在軸心國強大武力的逼迫下解散的：一方面，共產國際的解散實為斯大林的一出「苦肉計」此時已被德國「打得透不過氣來」的蘇聯，想藉此「博得英美的歡心」挽救「垂死的國運」[32]；另一方面，因軸心國軍力強盛，蘇聯與英美之間「相依為命」的成分逐漸加重，而英美等國又十分看重蘇聯抗戰，但這種和解只能是「飲鴆止渴」[33]。如此解釋，既掩蓋了對軸心國在歐洲戰場失利的憂慮，又刻畫出英、美等國的狼狽形象，進而凸顯了日本在戰爭中的所謂優勢地位，以便鼓舞士氣。

部分觀點則從另一角度分析，認為共產國際的解散是因為其已經完成革命的任務，恰恰展現出其力量的壯大。持該類觀點者指出：共產國際通過調整政策，從前期主張以發動「世界革命」為中心轉至以「促成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為中心，從而完成由「革命」到「戰爭」的轉變，以達成「世界革命」的目的；再加上各國共產黨「羽毛已豐」共產國際更是無須再存在[34]。

還有一些觀點從理論上對共產國際的解散進行了解釋。此種觀點與國統區輿論有些相似，認為共產主義理論由於諸如「人性論」和「階級鬥爭論」的錯誤，已經無法維持原有的主張，所以共產國際的解散「並非政策而系必然之事實」。但與國統區輿論不同的是，他們認為共產黨的國際組織並不會就此罷休，相反，還必會有「一番掙扎」。[35]言下之意，反共的任務還需繼續。

儘管以上言論對這一事件的解釋各不相同，但都企圖從各個角度來強調共產國際的解散只是一個組織的解散，而非共產主義力量的消亡。淪陷區輿論著力將共產國際的解散描繪成陰謀和騙局，甚至認為不必花時間討論其解散的原因，以達到弱化此事意義的目的。[36]可以說，此點與國統區輿論大相徑庭。他們認為：表面上，共產國際解散「對於各國的共產活動，是一個打擊」；實質上，蘇聯將從英、美等國獲得大量援助，從而迅速恢復活力，即斯大林在解散第三國際的同時「已建立第四國際」[37]。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是國際共產運動的結束，而是國際共產運動的擴大」[38]，將世界戰爭推向更嚴重的階段。可見，在敘述時，日本及淪陷區輿論既要著力描繪敵方現時的「敗象」，以表我方必勝的信心；又需刻意強化敵方將來的面孔，以渲染其未來仍將存在，從而繼續推行戰爭動員。

在這種言論之下，汪偽政權認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不會對現時作戰帶來任何實質性影響，但此事對國共關係的作用卻又顯而易見。至於作用於國共關係具體如何，淪陷區輿論又不盡相同。部分觀點強調共產國際解散一事將進一步促進中共的發展，認為其並非以「國家民族為重」，而是持「世界革命」的立場，以「蘇聯利益」為中心，[39]因而「共產國際解散」等同於「民國二十六年中國共產黨的宣布放棄蘇維埃運動和階級鬥爭」[40]，是一種「陰謀」。因此，共產國際解散後，其將更加「銳意力謀擴大與強化」[41]。就此推斷，國共矛盾必將逐漸尖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將分裂。他們還提醒美、英兩國：不要重走「吾家介石將軍」[42]的覆轍。

另外，還有部分觀點與國統區的輿論相似，認為共產國際的解散將進一步摧毀中共的力量。其原因在於：此時中共雖然已經有了相當的力量，但仍處於「發育未完全」的階段，一切都還「幼稚」[43]，共產國際的解散無異於其「後台」老闆的倒台；而蘇聯為了維護與蔣政權的關係，不會為了中共而插手影響整個戰局，故此時蔣政府「已能自由制共」[44]。與國統區輿論不同的是，他們認為：中共為了生存只能更親密地依賴蔣政權，而蔣政府因「不明情況」，將繼續與中共合作「狼狽為奸」。他們為此呼籲：為拯救中華民族，民眾只能聯合起來，增強東亞民族內部的團結。[45]

可見，有關此事將如何引導國共關係的走向，淪陷區輿論在具體論述中存在差異。相較國統區，淪陷區輿論未能統一，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其內部權力分化以及汪偽政權的弱勢。儘管存在分歧，淪陷區輿論的核心立場還是一致的，即：著力挑撥國共關係，強調無論對重慶還是汪偽政權而言「剿共」仍為現今中國之「當務之急」[46]。

即使「剿共」為汪偽政權所樂見，但是一旦國共關係惡化，淪陷區輿論卻又在原有觀點上出現後退。1943年7月，蔣介石派軍隊威脅延安，內戰一觸即發。淪陷區輿論便迅速跳脫原有視角，轉而提醒那些對重慶實施「剿共」行動表示樂觀的人士：重慶政府的戰鬥力太弱，且中共正在積極活動，因此不與日方合作，國民政府無法消除中共勢力；重慶方面「反共」與中共所主張的「抗戰」一樣，是一種為「維持政權」「虛偽」的口號[47]。總之，重慶方面的「反共」如不與日本合作，「決無成功可言」[48]。

顯而易見，這些輿論既懷揣「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心態，強調「剿共」的必要性，暗示重慶方面「剿共」的利好條件；又擔心國共相爭之時，汪偽政權將喪失對「反共」口號的主導權而被邊緣化。汪偽政權把堅決「反共」作為自身區別於重慶國民政府的一個重要標誌，而一旦國共關係不和，汪偽政權存在的合理性就會出現動搖。「聯共」不對，「剿共」也不妥。可見，反還是不反，不是問題的關鍵，說到底，還是要由日本人來主導。這一矛盾的立場正好映射出淪陷區輿論的話語空間備受擠壓，也側面說明汪偽政權的尷尬境地。

圍繞共產國際解散這一事件展開的敘事，原本是為當下的政治服務。任何一方的輿論對此事的闡釋，正是基於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場與其所面臨的特殊問題。對汪偽政權而言，共產國際的解散或許可以因為其所標榜的「反共」目標並未消失而減小其意義；但其預示的美、英、蘇關係的靠攏，卻對其是最隱隱不安的存在。故而，淪陷區輿論不能單在此事上作太多的停留，而只能力圖將這根芒刺納入「大亞洲主義」戰爭的敘事框架內，以修補汪偽政權意識形態上諸多的漏洞與縫隙。

1943年6月9日，汪偽政權召開最高國防會議，通過並公布《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綱要》強調：要以闡釋「大亞洲主義」為核心，以「國家集團主義為東亞秩序建設之準則」，以「國父遺教、三民主義及其重點大亞洲主義」為最高指導[49]。在這一《綱要》的指導下，淪陷區輿論開始強化對世界現狀與戰爭意義的闡釋。

為彌補共產國際解散後國際關係變動對其帶來的不利，淪陷區輿論越發著力地將世界現狀描畫成西方與東方、「歐美民族」與「亞洲民族」的對立，以求加強內部認同。例如，有文章稱：「歐美民族」不以「亞洲民族」為對等之人類；現在「亞洲民族」的落後，完全源於「歐美民族」的壓迫與欺凌。淪陷區輿論還相繼報道了美國壓迫其國內少數民族的問題，討論英、美等國對異民族之種族歧視的觀念，進一步凸顯英、美等西方國家壓迫落後民族的形象。[50]由此，淪陷區輿論再次強化了「亞洲民族」與「歐美民族」勢必不能並存於天壤這—觀點[51]。

此外，對於「與東西方格格不入」的蘇聯，他們描繪道：蘇聯主張社會主義，原本不屬於一個系統，自覺是一個「異類」。為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自保，它只能挑撥離間「希望以戰爭來推行世界革命」。這次戰爭，就蘇聯來說，是一個進入世界革命的大好機會。儘管蘇聯與英、美簽訂了軍事協定，但是雙方間的矛盾無法解決，關係不久便會破裂。重慶近期「肆力反共」，就是「英美與蘇聯間暗流」的明證。[52]

通過對世界現狀的刻畫，日本發動戰爭的意義便呼之欲出：既然世界的現狀是東、西方的對立，蘇聯又在其中企圖渾水摸魚；為將東亞民族從英、美等帝國主義殖民的壓迫中解放出來，只有通過「以共存共榮主義代替英美殖民主義」來「解放東亞民族」，並「建設東亞新秩序」[53]。因此，日本侵略戰爭的性質，越發成為在日本領導下的「大東亞民族解放戰爭」。

敘事既是創造意義的重要方式，也是構建人們認同的重要形式。對淪陷區輿論而言，戰爭如果是為了東亞民族共同的生存而爆發，那麼，加強東亞民族內部的認同便成為必然要求。他們反覆強調：歷史上的東亞民族原本便為一個整體。今天東亞的衰落，原因在於歐洲帝國主義的侵略。東亞諸民族共同作為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下的弱小受害者，因此，東亞所有民族要結成「鐵的陣線」，共同都應肩負繁榮東亞的使命。[54]

戰爭的目的既然是為了實現「東亞民族」的獨立與解放，那麼汪偽政權言說中的「中華民族」就不是敘事的主體，而是作為東亞諸民族的一部分，被置於日本「大東亞共榮圈」內才有意義。這一說法便不可避免地要直面「如何完成民族解放這一使命的主體又不是中華民族」這一問題。對此，淪陷區輿論解釋道：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日本受其最輕，中國稍弱，而印度最深；要脫離英美勢力的支配「非先與日本成立和平，彼此協力不可」，因此「中日和平」可說是亞洲民族解放的關鍵；進而，要使這場戰爭具有「革命的進步的意義」，就要以「對日抗戰的力量用之於對日和平」。[55]

實際上，汪偽政權存在兩層焦慮：一方面，作為日本的附庸，為維護自身成立的基礎，必須同日方一道強調這場戰爭的合理性，故而淪陷區輿論絕不會如國統區輿論一般，僅以「民族」為中心；另一方面，出於本能，汪偽政權又必須著力塑造其代表民族利益的主體形象，與重慶國民政府爭奪政治上的合法性。1940年汪精衛組建偽國民政府之時，即決定以「收攬人心」為先決條件，堅持不變更政體與法統。[56]這一意識形態上的表白，正說明汪偽政權也並不甘心放棄其主體性。所以，淪陷區輿論也很難逃逸於「民族」話語之外。

汪偽政權的複雜身份，導致淪陷區輿論旨趣的殊異與矛盾。為了和解這兩種立場的衝突，汪偽政權嘗試以「超越」民族的形式，達成「強化」民族的目的。在處理以「全體共存」為核心的「大東亞主義」與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關係時，淪陷區輿論強調：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不在民族主義，也不在民生主義，而在於「合」，即「主義集團」結合[57]。他們批評「民族自決主義」，認為這是歐美等國用以分裂各國，引發爭端，從而支配世界弱小民族的「把戲」；他們推崇「大亞洲主義」，主張要以「民族集團主義」代替「民族自決主義」[58]，從而以此解決亞洲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矛盾。

顯而易見，這一解釋即是日本治下的殖民地意識形態的變種。民族主義原是主張本民族的利益至上，如何又能與「大亞洲主義」合於一體？這一說法無論如何包裝，還是無法掩蓋其本質上的日本民族種族優越論。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之間的對沖，看似沒有東方民族與西方列強之間的衝突劇烈；但當「大亞洲主義」以侵略的形式進入中國，因其本質上帶有對民族主義的壓制與溶解，便很難再融入中國人的內心。

綜上而論，淪陷區輿論的敘事通過重新闡述「共產國際解散」這一事件，刻意貶低反法西斯同盟國在戰場的優勢，否認美、英、蘇等國之間的合作，而將世界現狀與戰爭意義加以塗抹，以圖塑造亞洲民族與英、美、蘇等國間的對立，繼而加強以日本為中心的亞洲民族內部的認同。分析淪陷區輿論的敘事，可以看出：儘管汪偽政權的相關言論維持著大致相同的立場，但是在具體敘述上卻又各自不同，甚至互相矛盾。其在反共問題上左右為難，又無法解決「民族主義」與「大亞洲主義」間的客觀衝突，這一敘事遠沒有國統區敘事熨帖，正恰恰反映出淪陷區輿論的困境。意識形態的困境正是汪偽政權的危機之一。到1945年，汪偽政權所強調的這一「亞洲」敘事，隨著日本戰敗投降而銷聲匿跡。

三、中共：以「國際敘事」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43年5月20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接到共產國際的電報：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將於5月22日公布關於解散共產國際的提議。針對國內可能出現的反共聲浪，中共亟須就這一事件給出強有力的回應。回顧中共成立以來的歷史，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一直就在國內備受關注。抗戰爆發以後，國內對中共民族性的質疑之聲也不時塵囂。共產國際長久以來所扮演的「父親」角色，也確使中共難以擺脫這一「權威和複雜的親緣隸屬關係」[59]，徹底完成政黨自身民族身份的轉變。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共產國際的存在也保護了弱小的中共。因為忌憚共產國際以及其背後的蘇聯，國民黨在處理中共問題時也不得不小心幾分。因此，此次因共產國際的解散所引發的國內輿論，並非一個新問題，也並非一件壞事。特別是在《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中共對未來中國的理論構想業已逐漸清晰。如何盡最大可能維護統一戰線的穩固，堅持完成抗戰，並且積極爭取和準備戰後局勢的好轉，便成為這一階段工作的重點。

然而，如何妥善處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牽扯到中共對過去歷史敘事與未來前景的刻畫。如何維護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同時又確保自身的獨立？如何客觀地回顧自身的歷史，同時又不帶包衹地繼往開來？怎樣應對國民黨對中共民族身份的質疑，揭露汪偽政權「民族」牌的實質，同時又堅守自身政黨的特性？如何有力地批判國民黨利用這一事件掀起反共高潮的行為，又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一共同基礎？如何堅定地維護民族獨立，同時最大限度地爭取國際援助與支持？這些問題都尖銳地擺在中共面前。此外，中共輿論的對象雖然是國偽兩方，但二者性質畢竟不同。如何有力地駁斥國民黨的觀點，又不至於遊離反日這一首要目標，使這場論戰避免淪為國共內鬥？這都需要對話語的尺度與切入口進行仔細的考量。

5月2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明確表示：共產國際這一組織確已過時，但堅持馬克思主義仍是必要的。他還強調：「必須為中共的民族性而奮鬥」。[60]為謹慎起見，中共中央並未立即就此公開發表言論。直至5月26日，在重慶的周恩來收到情報，稱國民黨對邊區有擴大挑釁的可能，隨即電告中共中央，建議立即表態[61]。當日，延安也收到《真理報》發表的《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關於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全文，於是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並於當晚召開延安幹部大會，由毛澤東詳細講解中央書記處的決議。次日，《解放日報》隨即刊發共產國際的《提議》與中共的《決定》全文。5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論共產國際的解散》的社論與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的報告[62]。這幾份文件圍繞共產國際的性質、歷史、主動解散的原因及影響等幾個問題作出論述。

針對國民黨、汪偽政權對共產國際這一組織性質的詰難，中共作出回應。在回顧了共產國際的歷史後，《決定》指出：在共產國際存在的時期里，它與機會主義者鬥爭、維護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幫助成立真正的工人政黨，支持社會主義的蘇聯；更重要的是，它堅定地反對法西斯主義，並且盡一切可能「幫助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

在論及共產國際與中國的關係時《決定》回顧了中國近代史，著重突出了共產國際在國共合作、北伐戰爭、抗日戰爭時期這些重大時刻對中國人民的援助，認為其在歷史上是盡了—切可能的力量來援助中國。

在論及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時，《決定》強調：中共的創立，是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工人運動發展的結果，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假使本來沒有共產國際，中共也必將應運而生。在革命鬥爭中，中共曾經獲得共產國際許多幫助；但是很久以來，中共即已能夠完全獨立地根據自己民族的具體情況和特殊條件，決定自己的政治方針、政策和行動。

在解釋共產國際主動解散的原因時，針對國內「共產主義革命破產論」及「蘇聯陰謀論」的論調《決定》援引馬克思主義有關革命組織形式的學說，指出：共產國際解散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了適應革命需要而主動選擇的結果，因而其解散非但不是共產主義的破產，而且將進一步促進和推動革命的發展[63]。

在談及共產國際解散對其背後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時，《決定》指出：「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同時，中共在革命的實踐鬥爭中，「必將繼續根據自己的國情，靈活地運用和發揮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服務於我民族的抗戰建國事業」。[64]另外，《解放日報》還發表社論，總結了中國革命實踐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結合的理論成果，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成果，即「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一過去現代與未來的正確道路就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65]。可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議題的提出，既是出於中共自身理論發展的自覺，也與應對實際鬥爭的需要密不可分。

然而，圍繞這一事件，國民黨以「民族」要「統一」，汪偽政權假以「民族」要「戰爭」，中共自然不能單停留於此事展開論述，必須就「什麼是民族」給予正面回應。1943年5月，中共明確指出：「一切法西斯欺騙宣傳的核心，就是假裝的民族主義」；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法西斯政權，都向他們國內的人民宣傳「所謂民族主義」，這與「真正的革命的民族主義」毫無相同之點。[66]同時，針對國內各種勢力對「民族」的各色建構與解讀，中共通過批判6月再版的《中國之命運》，闡釋了自己「革命的民族觀」。

首先，中共認為：從來不存在一個抽象的「民族」；任何有關民族本質的討論，首先要回答「誰是民族主體」這一問題。中共指出：中華民族是由「絕對大多數的工農群眾組成」，勞苦大眾才是民族的主體，因此「只有勞動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國家至上」[67]。因此「民族至上」實際上應該是「人民至上」。

其次，針對國民黨與汪偽政權都以「民族」立論，但一個以「民族」行「專制」之實，一個以「民族」行「侵略」之事，卻以此為旗幟抨擊中共的「國際」背景，中共指出：「世界上決不可能真正有一個什麼民族的特殊利益，要以犧牲其他民族或全人類的利益為條件，也決不可能有一種什麼全人類的國際利益，要以犧牲某一民族或各個民族的利益為條件」[68]；因此「擁護民眾」還是「反對民眾」才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革命路線與反革命路線的基本問題」，是「民族與反民族的基本問題」[69]。

針對國民黨與汪偽政權就中共「民族性」提出的質疑，中共回應說：審查一個政黨是否民族化「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與這個民族的廣大人民打成一片，得到他們的本心的擁護；應該看這個政黨的主張是否適合民族和人民的需要，能使其達到自由幸福的目的；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確實一貫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奮鬥；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相信和能否發動本民族的人民的創造力量，自力更生，而不依賴或等待外援；應該看這個政黨是否能繼承這個民族的真正良好的（而不是壞的，早已過時而應該拋棄的）傳統作風，並使之與民族的和世界的新鮮事物相結合而發揚光大」[70]。中共指出：國民黨在全民抗戰期間，動用抗戰的武裝來實行反共，實際上已經宣告自己民族主義的「死刑」[71]。

那麼，中共此時著力強調「民族化」，是否其著眼點便是本民族、本國呢？如此，則何以區別於國民黨？需要理清的是：儘管中共在論述中強調民族性，側重與本土的關係，但從本質上說，還是一個「國際主義」視角的敘事。中共認為：馬克思主義天生就是國際派；一方面「民族」本身的形成便是一個變動的、歷史的過程「在人類大同還沒有實現以前，某些本來曾經是互相鬥爭的民族，但由於具體的歷史條件，也竟可能同化起來變成一個民族」；另一方面「民族的鬥爭，不是自有人類以來就存在，也不會永遠要存在」，民族之間的鬥爭只是「社會分化為階級後的歷史結果」[72]。

由此，在共產黨看來「民族」並非我們時代的根本特徵，更非世界現狀的本質；大戰即非如國民黨所言是「中華民族」與「世界其他民族」的競爭，也非如日方所說是「東亞民族」起而反抗「西方民族」的戰爭；此次大戰的興起本質上也並非源自民族之間的對抗。借「聯合國日」紀念之際，中共強調：此次世界大戰是「法西斯主義政治原則」與「民主政治原則」的對立；是「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共同在民主的旗幟之下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爭[73]。

在理清戰爭的性質後，如何在一個更深層次上分清敵友、堅守抗戰便成為題中之意。首先，要徹底完成反法西斯主義的任務，便不能忽略國內的「敵」。既然這場戰爭的性質是反對法西斯主義，那麼僅僅反對日本侵略者還不能實現戰爭的目的。「不剿滅法西斯主義，不確立民主主義於全世界上，即使這次戰爭勝利，還不能奠定人類永久和平。現在與將來不能分離，抗戰與民主亦不能分離。」因此，還需要反對那些「中國的法西斯主義」，以實現民主政治[74]。到1943年9月義大利墨索里尼政權倒台後，中共又發動「反對中國的法西斯運動」，其目標不僅僅是抵制日本法西斯主義的侵略，還要反對中國法西斯主義的獨裁專制。「法西斯主義」的概念在這一背景下被擴展，淪陷區的侵略者與國民黨的專制者被捆綁在一起，作為同一類敵人遭到批判和抵制。但與此同時，又因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於抗戰意義重大，中共又提出：在半殖民地的情況下「我們民族的盛衰」，繫於國共兩黨政策正確與否，以及兩黨之間的關係團結與否。[75]因此，中共主張：只有兩黨實行正確的政策，維護團結，才能進一步促進民族強盛。可見，中共論戰與反擊的目的不只在鬥爭，更是為了維護與堅守。

其次，要儘可能爭取最廣大的統一戰線的支持，還應關注國際上的「友」。中共強調：我們抗戰的隊友是所有同情與幫助中國人民，是所有主張民主、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一切國家與個人。在此基礎上，中共主張調動一切力量，建立與維護最廣大的民族統一戰線，參與到抗戰中來。此外，毛澤東還指出：我們不僅應該有國內的統一戰線，還需要做好國際的統一戰線一反法西斯同盟。可見，在中共的敘事里，「國際」即指作為階級鬥爭代表的共產國際，還包括世界範圍內的國際反法西斯戰線。

總之，中共以「國際」入手，不局限於「民族」的狹隘，不沉迷於「民族」的虛偽，強有力地反駁了國統區與淪陷區的不利言論，指明「反共」便是「虛假的民族主義」，便是「法西斯主義」從而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完成了自身政治理論的呈現。

四、結束語：三種「民族」敘事與合法性爭奪

由共產國際解散而引發的不同敘事，展現了在抗戰複雜的局勢下，一個國際事件如何被三方政治勢力關注並形成各異的詮釋。由於各自政治立場的差異，這三種版本的敘事對共產國際、蘇聯、中共、英美、日本等關係作了不同的編排。可以說，這一特定的事件被塑造成不同敘事，鑲嵌入各方構建對中國歷史和未來的想像的圖景之中，向公眾推出，藉此或強化、或修補自身的戰略構想，用以論證自身的合法性。

值得強調的是，國民政府、汪偽政權、中共各自使用的「民族」「亞洲」「國際」等核心詞，都並非普通意義上的群體概念，而是帶有高度政治意涵的敵我劃分。三個詞帶著各自保有的價值元素，都在著力以一種「普適價值」的姿態呈現，其背後卻是三種意識形態之間硝煙瀰漫的爭奪。當然，它們所說的「亞洲」並非我們今天說的亞洲，「國際」也不是我們今天所指的「世界」。在敘事策略上，三方都在討論和使用「民族」，但對「民族」的理解也全然不同。國民黨的「民族」並非一個中性詞，而是指向在中央政府之下的「統一」與「集中」。汪偽政權所提的「民族」，是作為「大東亞共同體」中一部分而存在，並不具備獨立的主體意識，其本質是以日本民族為主體的擴張性的民族敘事。[76]中共話語中的「民族」，卻是在國際主義的框架之內；儘管深深紮根於中國實踐，其本質卻是有階級性的。它衝破了民族的界限,打破舊有的人群分類，在更深層次挖掘民族背後的真實本質，因而具備更強的歷史解釋力。

共產國際解散這一歷史事件，或許因為其背後的政治實體並未消失，國際政治局勢未發生實質變動，而不被研究者所重視。但對中共而言，其影響卻不可小覷。儘管在此前，經歷過革命錘鍊的中共已漸「成熟」，與共產國際的來往已經不多了[77]；但這一組織的解散，解除了中共作為「共產國際中國支部」的身份，其獨立自主的地位得以愈加強化。由此可見，中共作為政黨的合法性和領導人的權威毋庸置疑根源於領導中國人民革命與建設的成功實踐。這點體現在理論上，便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 ——「毛澤東思想」得到完整的表述。

對「民族」觀念進一步理清，實際上是中共在抗戰時期實現理論「中國化」的一個縮影。—方面，對「民族」重視與闡發，根源於中國的實際、人民的訴求。相對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更加依靠自己的獨立思考，依靠中國人民的實踐。另一方面，相較來自國內敵對政治勢力的指責與強壓，中共堅守無產階級特性，堅守共產黨人的「國際」視野，深挖「民族」本質，並且批判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獨立自主的態度，使得中共不斷貼近中國現實，因此才能堅持抗戰並取得革命勝利。這也正是共產黨人在鬥爭實踐中積累形成的珍貴品質。

按，作者夏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4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淵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原文載《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9期，第4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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