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專著《德都蒙古史詩文化研究》正式出版發行
學術專著《德都蒙古史詩文化研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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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都蒙古」這一稱謂包含著地域和部落兩層含義，指生活在青海、甘肅境內，以和碩特部為主體的蒙古族人。「德都蒙古史詩」便是萌生於這片文化土壤，經歷了數代人漫長的口頭創編和口耳相傳過程，逐漸形成的民間文學瑰寶。
本書對德都蒙古史詩的流傳狀況、演唱形式、史詩藝人、相關禮儀和民俗、聽眾的修養和接受情況，以及對其搜集和研究的現狀進行了研究，內容豐富翔實。
本書可供相關專業的研究生、教師和科研人員，以及對民族史詩、民間文學和蒙古族民俗感興趣的各類讀者參閱。
圖書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稱謂和研究範疇的界定
第二節 德都蒙古史詩的研究現狀
第三節 德都蒙古史詩的搜集與出版發表
第四節 德都蒙古史詩的研究概況
第五節 本書研究的問題和資料
第二章 德都蒙古史詩文化綜合特徵
第一節 主要的史詩文本及流傳現狀
第二節 德都蒙古史詩文化傳統的主題和題材特徵
第三節 德都蒙古史詩的佛教文學影響
第三章 德都蒙古史詩歷史文化闡釋
第一節 德都蒙古史詩的文化環境概況
第二節 德都蒙古史詩文化交流及其途徑
第四章 德都蒙古史詩文化特徵
第一節 德都蒙古史詩的宗教文化特徵
第二節 德都蒙古史詩征戰傳承與成吉思汗軍訓方式
第五章 德都蒙古史詩藝人及其演唱習俗
第一節 德都蒙古史詩藝人及其藝術風格
第二節 德都蒙古史詩演唱傳統及其面臨的問題
第三節 德都蒙古史詩傳承中聽眾的意義
索引
後記
精彩段落摘抄：
43～44頁：
1985年，仁欽道爾吉發表了題為「探尋蒙古史詩的發祥地」（蒙古文）的論文，這篇論文在其之前提出的國內蒙古史詩三大流傳地帶的基礎上，增添了鮑·雅·符拉基米爾佐夫（БорисЯковлевичВладимирцов）提出的國外蒙古史詩四大流傳中心，進而提出國際蒙古史詩七大流傳中心說，並且提出這七大中心史詩傳統分別歸屬三大體系：衛拉特體系、布里亞特體系、巴爾虎—喀爾喀體系（圖1-3）。這樣，青海、甘肅德都蒙古史詩自然被劃歸衛拉特史詩體系中的中國衛拉特史詩帶。在此後出版發表的論著中，仁欽道爾吉都堅持了這樣的劃分並逐步進行完善。
137～138頁：
記得蒙古國著名民俗學家浩·桑布拉登德布（ХорлоогийнСампилдэндэв）院士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諸蒙古部在以後的歲月中沒有形成統一的蒙古民族建立蒙古帝國，也沒有走向世界，或許蒙古人將一直局限於蒙古高原，按著游牧民族自身的發展規律，創造並發展一種更具蒙古特色的民俗文化。這充分說明了蒙古民族文化成分的複雜性、多樣性和複合性，以及其形成過程中所接觸到的和所涉及的人種之多、時空範圍之廣大。的確，蒙古族文化歷來不是封閉式的、固定性的，而是走出蒙古高原，走向世界的開放性的、活態性的、生成性的文化。他們在接受西方商業文明的同時，也在接受東方農耕文化，結合自身傳統的游牧文明，把自己游牧民族的文化與東西方農商文化融為一體，在這種多方面文化交流過程中，也總結出了經驗，創造出更加有活力的活態文明。蒙古上層官員一向非常愛惜人才，不分民族、不分階級階層，只要有賢才就加以重用。通過這些各族各階層的各行人才，蒙古人可以吸收到各民族、各階層的各種先進文化，以此不斷充實自身文化。蒙古上層對待各種宗教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在西方，他們接受伊斯蘭教、基督教的各種先進文化，在東方則接受儒、道、釋三教之道，同時也保持自己傳統的薩滿教文化，構成一個多成分的信仰環境。法國學者德阿·托隆曾用蒙古景教教堂的十字架浮雕來印證當時宗教包容的氛圍（圖3-1）。
最複雜的文化組合：四隻金剛杵原是古印度的一件兵器，後被佛教吸收為最常見的法器之一。由金剛杵組合成的十字架卻是基督教的標識，十字架內部的陰陽魚是道家的符號。金剛杵圖案如西方的王冠，王冠上的圓環卻是東方的龍的形象。如此複雜的文化組合在同一石雕中，只有蒙元帝國才有可能實現。
153～154頁：
傳統上，蒙古人認為世界是個「圓」，習慣用一種循環往複，而非二元對立的思維看待周遭世界，這種觀念成為蒙古人能夠很快接受佛教理念的基礎。佛教的世界觀是因緣觀、輪迴觀，也就是認識與實踐活動的不斷循環的過程。人生本有一些無法避免的苦事，通過經歷而掌握其克服規律。如果對那些難免的事持不正確的態度或想法會導致更加不好的結果。只有觀念正確、做法正確，效果才會最佳。就像德都蒙古史詩勇士的行為軌跡一樣：勇士一生下來就領悟他來世的責任，詢問父母他該完成的大業、該娶的未婚妻、該騎的坐騎。因為勇士的這種負責任的想法是正確的，所以，他為此所受的苦難再多也最終會獲勝，得到幸福，達到目的。這也是因緣觀的表現。
157頁：
蒙古民族，自走出「額兒古涅昆」開始，穿越蒙古高原、北方草原、中亞，走向歐洲，建立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統一中原，建立元朝，後又回到蒙古高原，和碩特部西遷中亞，後又南下青藏高原，土爾扈特部遷徙到伏爾加河流域，等等，整個擴散與回縮史，統一與分化史，在給我們提供一個漫長的時間概念的同時，也提供一個廣闊的空間概念。在這兩極的「時間」和兩極的「空間」交叉組合而形成的廣大的「時空」範圍內，前前後後與蒙古民族產生直接的和間接的各種關係的各種氏族、部落、民族、地區、國家及他們的各種文化，綜合而形成的信息「時空」，成為蒙古史詩生成的最基本的土壤和環境。蒙古史詩就在蒙古民族歷史文化的這一廣大「時空」範圍中產生，以至這「時空」的階段化、區域化過程而生成、發展、階段化、區域化，並整個三大體系的蒙古史詩流傳的七大（或者八大）中心地帶的形成，幾乎可以說蒙古史詩容量的增致，被鑲嵌在蒙古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框架之中。
184～185頁：
有學者認為彭大雅所描寫的「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可盈百里」的戰法就是《蒙古秘史》中記載的「湖型陣勢」。筆者認為這是正確的，這是一種以少戰多的戰略方式，而且恰好符合當時的成吉思汗和太陽汗的兵力實際情況。蒙古民間遊戲中也有「繞湖」的遊戲。「湖型陣勢」的攻打法就是100個騎兵能圍攻10000多個敵兵的一種巧妙而尖銳的攻打法，也是一種有趣的遊戲訓練（圖4-1）。
作者簡介：
薩仁格日勒 女，蒙古族，1982年畢業於西北民族大學蒙文系獲得文學學士學位，1993年在蒙古國科學院獲得語文學碩士學位，199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蒙古文學學會、中國民俗學學會會員，國際亞細亞民俗學會理事，中國《江格爾》研究會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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