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投資的能力70％來自認知，30％來自「閑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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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投我們想要的世界
為什麼你看了那麼多投資的書，看巴菲特、芒格，學索羅斯、彼得林奇，讀孫正義、彼得蒂爾的傳奇故事，可還是不明白怎麼做好投資？同樣的道理，你掌握了那麼多成功學的秘笈，卻仍然做不好企業。
在盈動資本每周的保留節目——內部分享上，大象嘗試著回答了這個問題，並以此發散開去，以下：
關於實踐智慧
因為我們的智慧分成兩種：經院的智慧和實踐的智慧。亞里士多德將實踐智慧稱為「睿智」，是智慧+技能，和現實的場景結合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才稱之為睿智。
學院派的智慧，可以講得非常牛逼，學院派的教授能把投資和企業經營講得頭頭是道，但真的讓教授們來操刀投資和經營企業，就未必了；我們很少聽說，有哪個大學教授做成了多麼牛逼的企業，反倒是很多輟學的人做成了了不起的企業，比爾蓋茨、扎克伯格，包括埃隆馬斯克也是。
巴菲特說做投資，不是智商160的人戰勝了智商120的人，投資不需要你學會高等數學，只需要「理性」。關於巴菲特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投資運通卡。
1964年，運通公司捲入了色拉油危機，股價暴跌。巴菲特去零售店做調研，發現顧客還在使用運通卡，根本沒受到事件的影響，所以他覺得這個企業沒問題，這才有了此番再次加註運通卡。
很多時候，實踐智慧是沒辦法傳授的。有的人天生就知道那些技巧，有人說經營企業就是掌握一系列的竅門，就是這個道理，優秀的企業家需要一些街頭智慧，特別是在中國的商業環境中。但是光有「街頭智慧」肯定是不夠的，我們國內改革開放後的第一代第二代企業家，很大部分都是因為有足夠的「街頭智慧」才會在當時無比惡劣的營商環境中脫穎而出的，但也就僅限於此，在要提升到更高的層面，往往就力不從心了。知其然，可以讓你很優秀，但不知其所以然，就很難達到卓越這個層面。
投資更加如此，不僅要知其然，更要知道所以然，既要有技能，更要有實踐智慧，因為實踐智慧是一種面向不對稱性、複雜性和不確定性情況下的判斷和決策能力，而投資就是面向不確定性的概率博弈。
亞里士多德說最典型的需要實踐智慧的，是醫生和法官。通讀了法律書是必要的，卻不足夠。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美國聯邦大法官斯圖爾特關於「淫穢」的說法，有人問斯圖爾特什麼是淫穢，他說我不知道什麼是淫穢，不過，「我看了之後，就知道（i know when i see it）」。這就是典型的實踐智慧。
要站得足夠高
為什麼這幾年國內的城市普遍興起馬拉松運動，這是因為人均收入達到8000美金以後必然會發生的，它是普遍的規律。那為什麼是馬拉松而不是別的運動呢？那是因為達到這個收入水準的人群，在他成長的早期基本上沒有接受過其他運動項目的培訓，比如足球、網球、棒球等等，所以就會一個勁地跑步；包括近兩年英語培訓行業的爆發，都是年輕的家長對自身缺憾的過渡性補償。
再比如雷軍，2010年，要想看清楚手機這個走勢，你必須站在山頂上，看到移動互聯網可能的趨勢；比如張小龍，2012年他的一條微信重新被人翻出來，當時他在思考，移動互聯網的入口是什麼，是不是二維碼。這些頂尖人物考慮問題的方法就是以終為始，是站在3年5年後去關照現在。這種現象你很難將它歸納為倖存者偏差，牛人和普通人的差別就在這裡。比如喬布斯，在更早的時候，他在探討人類移動的速度，在那篇遺失的演講中他講到了自行車與禿鷲。他在思考信息傳遞的過程。原來是通過對話，後來藉助自行車，信息可以傳遞更遠了。最後他覺得，信息傳遞應該像禿鷲這樣的，藉助氣流，下方的信息上升，吸引禿鷲到地面上去捕食。禿鷲學會借勢，藉助氣流獲取信息。所以喬布斯在那個年代已經想到了信息傳輸的方式，才會有後面一系列的東西，他站在非常高的維度，把事情看明白。
如果你不能站在足夠的高度，你就很難把握社會走向，那就只能不斷嘗試，也許能夠蒙對，但那隻不過是運氣而已，運氣當然重要，但是無論是創業和投資，我們都必須在最肥的地方賭運氣，人生苦短，能夠讓你賭的機會不過寥寥幾次，有預判，懂概率，才能提高你的成功率。
當然，要想站得足夠高，就意味著你要了解社會，你要了解人性。投資，是認知的紅利。
了解社會，了解人性
對社會的了解，基礎認識來源於三方面。
第一是物質生活，現在中國困境，首先就是我們物質生活出了問題，去巴黎，去紐約，去全世界各地帶貨。中國人有錢之後，就是無節制的物慾。
這也可以理解，我們剛剛開始進入物質豐饒的生活，肯定要享受這個過程，用物質把原本的不安全感幹掉。日本在80年代也經歷過，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財富達到這個水平之後，都會經歷這個階段，所以無節制的物質，這是普遍存在的第一個現象。但發達國家的一個優點是它們有宗教來平衡和節制慾望。
第二方面，是人文精神的喪失。這不是現在剛剛發生的事兒，由來已久。在學術界，中國人原來那套體系的自信，從新文化運動開始，就已經被摧毀了。人文精神最輝煌的時候應該就是無問西東那個時代，民國時代，大師群星璀璨。給泰戈爾做翻譯的是兩個年輕人，林徽因和徐志摩，那時候徐志摩只有26歲。
如今已經沒有了這樣的時代。也許80年代算小小地復興過一段時間，但也僅是曇花一現。
第三個方面是社會生活，社會生活的底層是情感生活。我們的情感生活，正在被現代化完全摧毀。原本中國人的社會特徵是什麼樣的，答案就在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這是投資人必須要讀的書，讀過這本書，才會對中國社會有所了解。費孝通解釋了我們的社會關係，叫做差序格局，就是一個同心圓，以親疏關係為半徑的同心圓，父母，兄弟，舅舅，一層層，構成了我們中國社會關係的核心。這個格局的特徵就是人倫本位。在殷商時候，中國人是信神的，但是到了孔子以後，我們不信神了，以後也永遠不會有神了。神的概念，被人倫替代，在這之後，我們只建立了人倫為本的同心圓結構的社會關係。
費孝通，王銘銘，還有汪丁丁，這些學者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剖析，還是蠻深刻的。通過他們的解讀來理解中國社會，站在這樣的高度，你才可能看的更加清楚。
如今，我們的情感生活也像物質生活和人文精神一樣遭遇著巨大的衝擊。
最近張維迎發表了一篇非常大膽的演講，他說，我們這個社會最大的問題是「語言的腐敗」。語言的腐敗背後是什麼，就是知識的腐敗。我們進入到社會，學會了那套已經約定俗成的規則，慢慢強化，消解了其他的可能性，這當然不是壞事。但是隨著我們的訓練越來越多，我們的語言、社會結構，被固化下來，介入社會越來越深，社會把我們的思維方式鎖定了。
典型例子就是寫作。中國人有很大的弊病，比如說我女兒寫作文的時候，特別喜歡用成語。成語在中國人的語言體系裡面是一種非常糟糕的東西，他是一種理性思維以後的結論。一篇好的小說，必須是把現象和背後的情緒描述出來，而不是拿結論套用。我最近看了一個非常好的小說，叫《南方高速》，一位旅居法國的阿根廷作家，那是天才級別的，細若遊絲的情緒都能準確地表現出來，我們當代的中國人是做不到的，因為我們已經被我們的語詞鎖死了。馬克斯韋伯說「人是懸掛在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意義需要藉助於語言來編織，而語言是可以被操縱的，所以，波蘭作家米沃什的小說《米沃什詞典》，包括後來的國內作家韓少功的《馬橋詞典》，用詞條的方式，用語言本身來構築意義。
語言的腐敗更惡劣的後果，是對創造性的抑制。這在我們的官方文章最為明顯，什麼「兩學一做」、「四提一爭」，不經過解釋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漢語什麼時候開始竟然變得如此貧乏，沒有豐富的語言，背後就是沒有想像力。因為一切被鎖死了，甚而自我閹割。自我閹割甚至是普遍的，不只在官方文章，微信文章里也比比皆是這樣的自我閹割。想像力越來越貧乏，創造力就沒有了，說實話，我們目前這個時代，出不了特別偉大的文學家和藝術家。能出一個莫言這樣的人，已經算是了不起了，但放在世界範圍內他絕對稱不上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當然，他對高密鄉的描述，瑰麗的想像力，就像馬爾克斯對南美的描述，老外可能感受到了認同感，所以他被授予了諾貝爾獎。
語言腐敗追根溯源，就是我們的情感教育發生了問題，社會生活的底層是情感方式。我們每個人都有同情共感的能力，看到別人的不幸 ，會難過，引發了正義感；第二，我們看到別人高興喜悅的時候，會引發同樣的高興喜悅，這個叫仁慈。這是全人類共通的，這是阿倫特意義上的，政治哲學上的情感方式。但是，關於正義和仁慈的定義卻是有差異的。舉例來說，為什麼我們看到王利芬發的那條微博都會覺得不妥，覺得噁心，茅侃侃死了，她寫的文章十萬+，在微博上表達喜悅，看似是個小事，反映出來的其實是一個人的德行，隨後她也覺得不對，道歉了，但是道歉已經沒有用了，因為你已經看清楚她本質上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至少是在某一點上。
卡尼曼說思維有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之分，第一系統是直覺和本能，第二系統是理性。但是往往我們是被第一系統，直覺、本能，情感反應，左右了人的所有的行為，而理性是為我們的本能反應找借口。明明看到美女會流口水，但理性覺得這樣是不對的，所以就去找理由找借口，這是人的普遍的狀況。休謨的那句話非常牛逼的：「理性是，而且應該是激情的奴隸。」雖然理性是更重要的，我們總是希望自己的行為能被理性左右。但其實很大程度上，理性是本能的奴隸，激情的努力，所謂的第二系統，更多的是給人的本能在找借口。所以王利芬這個事情，本能的直覺反應，但是你去看背後的原因的時候，本性就暴露了，人性當中的小，被看到了。
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誰都會說投資的核心是投人，這只是這是一句正確的廢話，如何判斷一個人才是最為關鍵的，你當然可以從很多細節之中了解他的能力、野心和慾望，但你只有在更高的維度上，才能看到這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見微才能知著，這種「微」就藏在小小的細節中。
以上，就是我們了解社會的三個維度。物質的、精神的、社會生活的，社會生活的背後是情感方式。
人性的公理和「中國特色」
普遍意義上的人性，都一樣，是孔子所謂的「恕」，子貢問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恕，就是同理心，就是亞當斯密說的同情共感的能力，核心就是慈悲和正義感。
其實，不僅僅是數學或物理學有定理，社會科學也有定理和公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還有很多，比如米塞斯關於人的行為的準則，人都要滿足自己的慾望，但是要滿足慾望的工具和手段總是稀缺的，要麼能力不夠，要麼資源不夠，而資源總是稀缺的，所以用什麼樣的稀缺手段，就面臨選擇。房子是租，還是買小一點，就面臨要選擇和判斷，正是基於這條公理，米塞斯構建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整個大廈。再比如亞當斯密的主觀自利和客觀利他，這是經濟學的出發點。其實我們都搞錯了，我們誤以為他講的是「人是自私的」，自私是selflishness，但其實，亞當斯密的本意是，人是自利的，self-intrested，這是一個中性的詞，而自私相對是負面的，所以我們所有行為的準則、出發點，都是自利。亞當斯密講的，每個人都是自利的，但是卻客觀上為這個社會帶來了很大的價值。再比如，被張五常認定為經濟學唯一重要定律的「需求假說」：任何人選擇任一可選方案的慾望與這一可選方案的代價成反比，等等，這些都是基於普遍人性的公理。
但是中國人性還是有自己的特點的，羅素，他到中國來考察，民國時期，他們就讓他分析中國的人性，講到普遍人性都是一樣的，都有正義感，有慈悲。但是他看到了非常重要的三個特點：貪婪、冷漠和偽善。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現象，他的回答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當中沒有公共空間，沒有公共空間的後遺症是缺乏普遍的原則，每個人都只顧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再加上差序格局的親緣血緣系統，離開了這個系統，你的經濟行為就沒法擴展開去。哈耶克說資本主義是一種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前提是有普遍的原則。
差序格局的社會的另一個弊病是資源都是封閉的，一族之內總共就這麼點財富和權力，於是關於財富和權力的爭奪就變成零和遊戲，有你無我，宮廷鬥爭，兄弟鬩牆，謀略和詭計就成為必要的生存手段，《三國演義》集大成了整個社會的謀略和詭計。
但是我們社會在不斷在變化，特別是最近的二三十年來。其實這一步日本人已經早於我們走過了。我們的社會結構，被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完全摧毀，我們的下一代，甚至我們的思維方式本身，已經西化了。社會結構被摧毀了以後的空白用什麼方式來填補，是我們這代人需要思考和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投資可以在其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當物質的滿足不能給你帶來幸福的時候，我們下一代人該怎麼辦？我可以預言，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比十年前的社會，情感危機和精神危機會越來越嚴重。各方面都出現了錯位和紊亂，你基因裡帶來的，從小經歷的生活方式，被現在的社會和觀念衝擊以後，該怎麼辦？我們這一代人是很幸福的，我們有物質這樣的信仰，有追求成功這樣的信仰，下一代沒有了，他的精神怎樣去著落？
普遍人性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有限的理性，有限的意志力和有限的自私。行為經濟學其實就是研究人的有限理性的一門科學，比如你花了50元錢去看一場電影，看到一半發現這本電影很垃圾，你是選擇離開還是繼續看下去；你花了1000塊錢買了張足球比賽的票子，走到足球場的時候，發現球票丟了，你是繼續看還是回家；左右兩個按鈕，左邊按鈕你沒有風險可以得到1000萬，右邊按鈕你有50%的概率得到1個億，有50%的概率分文不得，你會怎麼選？等等，行為經濟學研究的就是研究我們個體選擇的科學，和我們投資特別相關，也和我們個人的幸福息息相關，我們人生的大部分不幸都來自於我們的選擇，而理性的不足，導致我們的選擇傾向於直覺的、情緒化的和短視的方式。這方面，我已經講過很多次，建議看看塞勒、卡尼曼、特沃斯基的書，對我們投資做決策大有幫助，無論是芒格的多學科格刪理論還是達利歐的《原則》，說的都是理性和審慎的行事方式。
了解社會，其實是了解大多數人是怎麼想的，以及看清楚他們必然會怎麼想，從而知道這個社會最終會如何演進，當然，群體的思維無比複雜，雖然有螞蟻社會的眾愚成智，個體的無意識構成群體智能，但也有眾智成愚形成勒龐所謂「烏合之眾」的現象，這也是為什麼索羅斯要從反身性的角度來識別和把握趨勢的原因。
我們說投資是認知的紅利，這個認知體現在哪裡？體現在你對社會演進趨勢一針見血的洞察，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必然的趨勢，引用一句很牛逼的話就是「知道什麼東西必然發生，比知道它什麼時候發生更加重要。」
了解人性，其實就是了解自己，然後推己及人，知道什麼是變化的，什麼是不變的。從投資的可角度，知道什麼是不變的遠比知道什麼會變更加重要。如果一樣事情過去是正確的，現在也是正確的，那麼，在大概率上，它將來也會是正確的。這種正確，也許我們沒有辦法把它上升到公理和定律的高度，卻是無數經驗抽象而成的模型。
前面講了這麼多，大部分是關於社會和人性的普遍的認識，當然，我們現在的最大問題是對於這些一般性的認識仍然沒有達成一致，總有人覺得有超越這些普世認知之上的特色，比如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對自利的理解，對公平和正義的理解，等等，假如在這些問題上你能達到普世的高度，那麼，你至少可以戰勝一半以上的投資人，因為只有在這樣的高度上，你才能看到我們這個社會必然會要去的方向，而不會受當下政策、當下的群體思潮的影響，所謂的獨立判斷，就是要撇開這些噪音，不管它們是來自政府還是某個權威的聲音。
最近關於區塊鏈的各種聲音就很典型，如果你知道「國家是一種迫不得已的惡」，那麼你就該明白去中心化的機制應該是更加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當然它興盛也將是必然的，但我們當然不知道它何時會成熟，就像任何的新生事物，早期總是千瘡百孔，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天地不仁，萬物如芻狗，上帝的眼裡沒有仁慈，它只是按照自己的節奏，無情地演變，區塊鏈也不會逃過這樣的規律。其實，去中心化的信用機制早就存在，包括去中心化的貨幣，早在40多年前哈耶克就通過《貨幣的非國家化》論證了市場化的貨幣發行機制是抵制通脹的有效手段。如果你事先擁有這樣的認知，那次當市場化的貨幣以比特幣的形象現身的時候，你才不會覺得惶恐，更不會將它看做洪水猛獸。
當然，僅有書本的認知肯定是遠遠不夠的，就想巴菲特投資運通，是來自於現實的觀察。我有個做投資的朋友，為了證實某企業自詡的產品供不應求，特意半夜翻過工廠的院牆去車間看工人的加班情況，那哥們之前是做情報出身，現在是很出色的投資人。
這也是費雪所說的，投資的訣竅是「閑聊」。巴菲特說他的能力85%來自格雷厄姆，15%來自費雪。套用巴菲特的話，投資的能力70%來自認知能力，30%來自「閑聊」。閑聊就是對現實的感知能力，那種在1分鐘內知道窮人在哪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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