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蔣介石1946年修憲風波
原標題：楊天石：蔣介石1946年修憲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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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閉幕，通過五項協議，其一為《憲法草案案》，草案中所包含的《憲草修改原則》，由國民黨、共產黨、民盟、青年黨、社會賢達等五方面人士組成的憲草組協商制定，討論通過。沒想到蔣介石閱後大驚，認為《憲草修改原則》整個推翻了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建國大綱》，《中國國民黨黨綱》以及《五五憲草》，在當天的日記中痛責國民黨代表孫科：「竟訂定此一違反總理革命之原則，真使人啼笑皆非，欲哭無淚矣，為之奈何！」
然而，這年年底，《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經國民大會三讀通過，制憲任務告成。在修憲問題上與各方苦鬥一年後，蔣又在日記中感念起孫科來。他在12月21日日記中寫道：「嘗思今春孫（科）、邵（力子）與中共等擅訂憲法原則，一般同志皆認為有意賣黨召侮，違反遺教，藉外製內之卑劣手段，不可庶宥。然迄今回憶，若非當時修正《五五憲草》，如其原則一仍其舊，則不僅為中共所詆毀，即各國更認為國民政府真欲製成法西斯憲法，為世疑懼。為害之大，無可比擬，今日制憲之原則，實有得當時之修改也。」
前罵後贊，蔣介石何以有此180度的巨大變化？
蔣介石青睞《五五憲草》「總統制」
孫科，1933年1月就任立法院長，任內主持制訂《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共8章147條，因於1936年5月5日公布而得名「五五憲草」。
此前，南京國民政府在1931年5月公布《訓政時期約法》，民國歷史進入「訓政」時期。該約法規定：這一時期由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國民大會行使中央統治權；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時，其職權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之。國民政府主席、委員均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選任。這樣，就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所謂「黨治」合法化。《五五憲草》拋棄了上述條文，宣稱「結束黨治」，「還政於民」，改行「總統制」，由國民大會選舉總統，並賦予總統很大實權。
按程序，《五五憲草》應交由國民大會審議通過。但是，第二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大會雖已選出代表卻無法召開，到抗戰勝利後國共和談時才再次提上日程。
《憲草修改原則》共12條，與《五五憲草》最大的差異，在於將總統「虛位化」，使總統喪失「統率」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等五院的權力。《五五憲草》規定總統既是國家元首，又是行政首長，既具尊榮，又掌實權；他只對國民大會負責，由國民大會選舉或罷免；任期為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憲草修改原則》則採取「內閣制」，總統為「虛職」，實際權力掌握在行政院院長手中，行政院只對立法院負責，與立法院形成相互制衡的關係。立法院可以對行政院表示不信任，行政院可以要求總統解散立法院。在這裡，沒有最高權力和絕對權力，所有權力都處於制衡的網路中。
總統制的優點是行政權力高度集中，運作效率充分發揮，但是，易於形成個人專權、甚至獨裁的局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基礎上迅速形成蔣介石的個人的專權與獨裁，他不喜歡受到其他機構和社會力量的掣肘。早在1934年，蔣介石就曾在日記中表示：「五院制乃總統集權制之下方得實行，否則未得五權分立之效，而反生五院鬥爭之端；未得五權互助相成之效，而反生五院牽制糾紛之病。」
《五五憲草》乃是蔣介石的「總統集權制」這一主張在法律上的體現。而《憲草修改原則》正是為了消除蔣介石的個人專權與獨裁，反映了中共和民盟等在野黨派的願望。政協會議期間，中共和民盟結成緊密的統一戰線，相互支持，密切合作。羅隆基回憶說：「共產黨同民盟雙方的代表每天晚間總是聚在一起共同討論。那12條憲草修改原則，就是共同討論的結果。」
《憲草修改原則》符合美國民主
《憲草修改原則》是抗戰勝利後中共、民盟和國民黨鬥爭的產物。表面上看，是中國國家政體模式採用「總統制」還是採用「內閣制」的分歧，而實際上，具有民主與獨裁專制鬥爭的意義，有明顯的針對性。
對此，當時在中國調解國共矛盾的美國特使馬歇爾看得很明白。他說：「中共及民盟又欲國府主席之權愈小愈好，且實行權力制衡制度，如美國之所為；地方之分權與三權之鼎立，亦皆如美國。」這段話道出了中共和民盟的用心所在，承認《憲草修改原則》符合美國式民主。
1月27日，周恩來和陸定一飛返延安，先後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政協工作，得到肯定，政治局委託代表團簽字。31日，周恩來回到重慶參加政協閉幕式，兩次和馬歇爾會談，轉達毛澤東對他的感謝，表示要學習美國的民主和科學。又和蔣介石見面，轉達毛澤東關於軍黨分立，長期合作的意見，並稱毛澤東將參加聯合政府。
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認為「國民黨一黨獨裁製即將開始破壞，在全國範圍內開始了國家的民主化」，「從此，中國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毛澤東隨後對美聯社記者談話說：「各黨當前的任務，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決議，組織立憲政府，實行經濟復興，共產黨於此準備出力擁護。」
與中共和民盟等相反，蔣介石和國民黨中的許多人對《憲草修改原則》，表現出強烈的抵觸情緒。3月1日，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開幕，16日通過《對於政治協商會議之決議案》，稱：所有對於《五五憲草》之任何修正意見，皆應依照《建國大綱》與五權憲法之基本原則而擬訂，提由國民大會討論決定。
17日，會議通過宣言，聲稱「憲法草案的修正，必須符合於五權憲法的遺教」。通過六屆二中全會，國民黨展示了一次力量，似乎全黨凝聚了一種共識——政協會議通過的《憲草修改原則》不能算數，必須修改。
蔣介石與部分「制憲國大」代表合影
3月20日，國民參政會第四屆第二次會議開幕。4月1日，蔣介石在會上作《政治報告》，再次說明：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其最後決定權在國民大會；《訓政時期約法》是1931年國民會議制定的國家組織法，在憲法未頒行以前，仍應根本有效。他表示：政府與二中全會都尊重政協會議，但是政協會議不是制憲會議，唯有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之後，才能以憲法代替約法。這就進一步貶低了政協協議的權威性，無異宣布當時仍處於「訓政」時期。
中共與美國施壓
政治協商會議協議是各方一致通過的，中共和民盟自然不能同意輕易變更。3月16日國民黨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案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最近時期一切事實證明，蔣介石反蘇反共反民主的反動方針一時不會改變，只有經過嚴重鬥爭，使其知難而退，才有作某些較有利於民主的妥協之可能。」
早在當年2月上旬，中共就內定毛澤東、林伯渠、董必武、吳玉章、周恩來、劉少奇、范明樞、張聞天等8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周恩來為行政院副院長；毛澤東還曾考慮，將中共中央所在地從延安搬到江蘇淮陰，以方便去南京開會。至此，毛澤東遂改變態度，決定如蔣介石堅決要修改政協會議通過的憲法原則，就要考慮是否參加國民政府及國民代表大會問題，並暫不向國民黨方面提交出席名單。
3月1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慶中共代表團電，要周與民盟「商酌」，採取統一行動。同日，中共中央發言人發表重要談話稱：「國民黨內許多有力人士，現正試圖改變政治協商會議的若干原則決定，特別是關於憲法原則的決定，此舉將不能得到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和廣大人民的同意。」「中國共產黨決不動搖，並堅持政治協商會議一切決議，特別是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實現，反對有任何修改。」
1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中共代表團，稱：「國民黨二中全會是堅決反對國家民主化的，他們必然堅持要修改憲草原則，國大代表名額他們又擅自增加，我與民盟在國大保持否決權將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決不能參加國大，參加政府。此點望你們即與民盟人士商量，並在適當時機告知國民黨。」當日，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就六屆二中全會決議違背政協決議一事，函約國民黨代表邵力子、王世傑、張治中座談，促請按照政協決議從速實施。晚間，周恩來又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宣布國民黨一黨無權否定《憲草修改原則》，「政協一切決議不容篡改，憲法原則決議必須百分之百實現。」
延安《解放日報》於次日發表社論《評國民黨二中全會》，逐條批判二中全會所作決議。認為「制定憲法應依《建國大綱》為基本之依據」的說法，「充滿了一黨專政的臭味」，「參加政協會議的各黨派，從未也永遠不可能同意國家的憲法應以某一黨的某一文件作『為最基本之依據』。」中共特別提出：「使總統成為一個高踞於五院之上的獨裁者，使總統擁有無限制的緊急命令權，使立法機關淪為行政機關的附屬品，受著作為行政首領的總統的支配和指揮，是保持個人獨裁的非常有害的制度。」
中共既毫不妥協，民盟等自然採取同一立場。20日，張東蓀、張申府、梁漱溟等人均公開聲稱「不能把國家百年大計的憲法當作兒戲，既是共同協商決定，便應共同認真執行」。民盟主席張瀾也指責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其目的無非在維護國民黨的一黨專政的實質與形式，把各黨派參加政府變成請客」，「如果這些問題不弄清楚，我們同盟為對國民負責計，不願貿然參加政府。」
除了中共和民盟的抵制，蔣介石還面臨美國方面的壓力。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一直希望國共兩黨不再發生內戰，蔣介石和國民黨按照美國模式改造政府。1948年1月，政協開幕，美國政府曾寄予很大希望，但是此後發生的諸多情況，讓他們愈加失去耐心。8月15日，蔣介石收到杜魯門總統的密函，中稱：
1月31日政治協商會議所訂協定，曾為美國方面所歡迎，而認為遠見之舉，可使達成統一與民主之中國；但美國對該協定之未採取切實步驟，使其實行，殊感失望。現此點漸為美國對中國前途展望之重要因素。中國國民之期望，為黷武軍人及少數政治反動分子所阻遏，此輩不明白現時代之開明趨向，對國家福利之推進，不惜予以阻撓，此種情勢，實為美國國民所深厭惡。倘若中國內部之和平解決辦法，不即於短期內表現真實進步，則美國輿論對中國之寬宏慷慨態度，勢難繼續，且本人必須將美國立場重新審定。
杜魯門這封信，寫得很強硬，頗具威脅意味，並且很快付諸行動。18日，杜魯門下令制止國民政府向美國購買剩餘軍火，使國民黨軍隊的彈藥補給陷入困難境地。
蔣介石對此非常不快，在日記中寫道，「其語意之侮辱壓迫，殊難忍受。」但反覆權衡過後，他還是於19日復函杜魯門，保證「盡一切可能使此等達到和平民主之步驟，迅速成為事實」。此後，國、共、美三方成立五人小組，磋商改組國民政府問題。10月16日，蔣介石發表《關於處理目前時局聲明》，表示「憲草審議委員會應即召開，商定憲法草案，送由政府提交國民大會，作為討論之基礎」。11月7日，馬歇爾和司徒雷登向蔣介石遞交為其起草的《聲明初稿》，提出「憲草審議委員會應以政協協議所提出之原則為基礎，完成其工作」。這是美方對《憲草修改原則》的一次鮮明無誤的表態，而且要求蔣介石接受。
被迫接受政協修憲原則
政協制訂《憲草修改原則》的靈魂人物是張君勱。他在4月12日將一部起草好的《憲草》交給孫科，隨後還譯成英文，寄給馬歇爾。這部《憲草》被政協副秘書長雷震接受，印出來作為討論基礎。蔣介石也有意採用張君勱的《憲草》，提交國民大會，「希望君勱出而完成憲法」。張君勱的態度也很明朗，只須政府實行政協決議即可。
張君勱
其後，蔣介石緊鑼密鼓籌集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中共和民盟都抵制，只有青年黨可能參加。而張君勱所在的民社黨，對於參會一直未置可否。11月14日晚，眼看國民大會第二天就要開幕了，青年黨和民社黨仍未決定是否出席，蔣介石請雷震連夜去上海，邀請民社党參加國民大會。他讓雷震轉告張君勱，「政府一定提出憲草來討論，並照政協憲草通過。」雷震知道蔣介石此時「正如熱鍋上的螞蟻，心中很著急」，便答應出馬斡旋。
雷震隨後拜訪張君勱，說蔣介石請民社党參加國民大會，已決定提出政協憲草為討論的基礎，且保證不推翻政協憲草的基本原則，只在文字上可能有若干修正。經過雷震三個小時的說明，張君勱感到滿意。16日，民社黨中常會決議，國民大會須依政協憲草，在此原則之下，民社党參加國民大會。23日，民社黨提出參加國民大會代表名單，但張君勱本人聲明不擔任任何名義，也沒有出席國民大會。其原因，雷震稱：「蓋其內心已厭惡蔣中正的為人，不僅獨裁攬權和自私自利，還目中無人，只知有自己而不知有他人，所以此生再不願和蔣中正共事。」
蔣介石不僅向張君勱，實際上也是向中共和民盟讓步，同意他曾經激烈反對過的《憲草修改原則》，而且也在國民大會上動員代表們接受根據這些原則所制訂的憲法。11月28日，國民大會舉行第三次大會，蔣介石代表國民政府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大會主席胡適代表全體代表接受。12月25日，《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三讀通過，制憲任務完成，國大閉幕。經歷種種風波與曲折，新憲法終於制訂並且通過，蔣介石欣喜之情見諸日記，遂有了前文所引感念孫科、邵力子的文字，然而已於事無補。中共和民盟未參加國民大會，對新憲法都持強烈批判態度，斥為「偽憲法」，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甚至發表聲明，稱之為袁世凱、曹錕以來的「第三個偽憲」，要求蔣介石取消。
轉眼就到了1948年，要召開國民大會行憲，選舉總統了。根據新憲法，總統「虛位」，實權在行政院。是否參選蔣介石很矛盾，一度想讓胡適出來競選，自己出任總參謀長或行政院長，掌握實權，與中共決戰。
老於世故的閻錫山看破了蔣的心思，4月4日致函蔣介石，建議「將大總統一席選一元老，鈞座親任行政院院長兼國防部部長，宣示國人，破釜沉舟，號召天下愛國者來與匪決戰」。蔣介石復函閻錫山，聲稱「至理名言，先獲我心」。
為了彌補「虛位」總統對蔣介石權力的削弱，陳立夫、吳鐵成、吳忠信、張群、王世傑等人也費了不少心機，最後決定在不修憲的前提下，以「動員戡亂」為由增加「臨時條款」，用以擴大總統權力。該項臨時條款獲得國民大會通過，蔣介石高高興興地接受推舉，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
抗戰勝利，國共合作，建設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可惜蔣介石未能抓住。歷經修憲風波，他雖然成功當選總統，但是國共徹底決裂，內戰全國展開，中華民族通過和平立憲建立現代政府的機會窗口，就此擦肩而過。
【來源：鳳凰周刊 文/楊天石 鳳凰周刊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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