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世界貧民窟」：斯圖爾特·施拉德談美國治安專業技能的輸出
欄目說明
湯因比基金會 （Toynbee Prize Foundation，TPF）1987年成立於美國馬薩諸塞州，致力於通過多種學術活動促進全球史學家的聯繫，是美國歷史學會（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AHA）的附屬組織。近年來，該基金會網站刊登了一系列對全球史研究領域前沿學者的訪談文章。為促進華語學術界對國際學術前沿的關注，經基金會網站「訪談」欄目授權，本號推出一系列由該網站刊發的訪談文章的中文版。
本次推送為系列推送的第7篇。採訪者為湯因比基金會執行主任蒂莫西·努南（Timothy Nunan），訪談譯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本科生高旭東、陳旻昊，由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助理研究員王睿恆校對。圖片來源網路。如需轉載，請後台留言。
在美國人民爭論著該選誰當總統的時候，他們長期以來在中東發動地面戰爭的熱情似乎降到了歷史最低點。儘管兩位總統候選人都談論過遠距離無人機作戰的優勢，他們甚至就禁止穆斯林進入美國的必需性（以及可行性）進行過辯論，但在經歷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之後，兩人似乎一致認為，美國在該地區扮演的角色最好是發展遠程部隊，將在「那裡」對抗「他們」與防止「他們」來到「我們」「這裡」相結合。關於這個國家是否可以在維護「自身」城市治安的同時，不加劇種族不平等或系統性的等級制度，現在依然存在諸多爭論。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改造外國社會自我警衛能力的願望似乎也進入了歷史低谷。
即使美國在面對這個世界時，或至少面對那些為內戰和衝突所蹂躪的社會時，尋求扮演一種更為孤立的角色，然而依舊可以確定的是，這些戰爭的影響力正在反作用於美國自身。數以萬計的退伍軍人正在忍受某種形式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或是身體上的傷痛。在此之外，美國移民當局也因沒有加速審批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口譯人員入境而遭到批評。如果這些人繼續留在自己的祖國，將會面臨生命危險。
這些反作用甚至會以更令人戰慄的方式產生。今年6月，在達拉斯開槍射殺五名警察的阻擊手就是一名阿富汗戰爭的退伍老兵。與此同時，在「黑人的生命至關重要（Black Life Matters）」運動中，激進分子呼籲的諸多改革之一，就是仔細審查那些原本設計用於巴格達或喀布爾的軍事裝備，後來卻經過改裝，用以對付在聖路易斯或芝加哥的美國公民。隨著美國軍隊不再對直接佔領費盧賈（Falujah）和拉什卡爾加（Lashkar Gah）等地擔負責任，現在那裡的許多士兵和普通警察都是美國培訓項目的畢業生，他們要在美國離開之後，負責維護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街頭秩序。
斯圖爾特· 施拉德，《外國領土，美國街頭》（American Streets, Foreign Territory）的
作者，也是最近一期全球史論壇的嘉賓
正如我們最近一期全球史論壇（Global History Forum）的嘉賓所展示的那樣，上述事件的關聯性是有歷史淵源的。斯圖爾特·施拉德（Stuart Schrader）是哈佛大學查爾斯·沃倫美國史研究中心（Charles Warren Center for Studies in American History）全球美國研究（Global American Studies）方向的一名博士後。他探討了美國如何在冷戰時期，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向全世界輸出治安專業技能的問題。在那段時期里，美國國際開發署（American Foreign Development Aid Agency，USAID）並非僅以「發展」的名義參與了現在為人熟知的水壩建設、道路建設和食物援助項目。因為人們對現代化的設想不只是千瓦和卡路里，還包括指紋採集和交通檢查站的數量，以及專業的、受過教育的、身著制服的警察數量。這些警察出現在西貢或雅加達街頭，步伐一致地進行巡邏。
然而，施拉德的研究不僅發掘了現代化和發展援助中為人們所低估的一面，還詳細解析了警察的實踐以何種方式模糊了國內與國外領土之間的界限。其研究成果即將修訂成書，暫且命名為《外國領土，美國街頭》。書中探索了華茲和底特律的街道如何構建了德黑蘭、瓜地馬拉城的街道。簡單來說，他在冷戰和60年代的語境下探討了美國的跨國生活，儘管他所揭示的這些糾葛如今仍在繼續。
最近，湯因比基金會執行主任蒂莫西·努南（Timothy Nunan）與施拉德博士在電話中討論了美國治安推廣的跨國史。
在對話的開始，我們詢問了施拉德博士走向歷史專業的個人經歷。施拉德博士在新澤西州長大，後來進入紐約州波基普西市的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完成大學本科學業。他主修英語專業，但是羅伯特·布里格姆（Robert Brigham）教授關於冷戰的研討課激發了他對美國內外政策本質相連的興趣。施拉德回憶說，布里格姆教授在課上強調，「林登·約翰遜內政上的激進主義『偉大社會』與其外交上的激進主義是聯繫在一起的」。換句話說，最好不要將美國對越外交上的冒險主義，理解成對其國內自由使命的背叛，而應該解釋為一個越來越激進的美國正在整合和警衛著國內外領域。
出於對這些內容的興趣，施拉德隨後開始在紐約大學攻讀美國研究專業的博士學位。不過，將研究對象確定為《外國領土，美國街頭》的想法頗花費了一些時間，才逐漸成熟。「開始研究生學習後，我以為自己可能會做一些更加傳統的研究，比如城市研究和社區研究。但是我不斷遇到一直存在於城市和社區生活中的治安問題，即使不是在學術研究中。」
不僅如此，當施拉德查閱該問題的相關資料時，他偶然間發現，參考資料竟然顯示美國在南越鎮壓叛亂的行動與美國國內的警察系統改革密切相關。一些學者，福里斯特·希爾頓（Forrest Hylton）、特蕾西·塔利斯（Tracy Tullis）以及克里斯汀?帕倫蒂（Christian Parenti）等，都已經開始跟進這方面的研究。前兩位學者過去十五年都是在紐約大學接受的學術訓練。而且，施拉德在紐約大學就讀期間，治安問題越來越多的成為美國媒體報道的對象，這都說明該領域有待發掘。
在完成了紐約大學必修的研究生課程後，施拉德計劃訪問許多美國對外關係史學家通常會去的地方：總統圖書館，比如波士頓的肯尼迪圖書館，德克薩斯州奧斯汀市的林登·約翰遜圖書館，南加利福尼亞州的理查德·尼克松和羅納德·里根圖書館。位於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的美國國國家檔案館自然也是必去的地方。
但是，施拉德注意到，他很快就開始面對這些檔案自身所隱含的方法論上的分歧。一開始他的直覺是，如果自己真的對國外的警察組織與國內警察機構之間的關係感興趣，那麼，他最好將自己的關注點集中到美國軍方應對國內緊急事件的文件上，包括大規模政治動亂的文件。然而，這些短暫的嘗試性研究表明，結果並沒有他期望的那樣有趣。
在大學公園市工作期間，施拉德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問題：即如何著手研究一個看起來跨越了外交政策和國內政策的主題。他解釋道，「在大學公園市，你需要說清楚到底要查找的是文官政策還是軍事政策。」
相比於固步自封地陷入自以為應該去尋找什麼的泥潭，施拉德採取了另一種策略：盡自己的全力同時查閱軍事和民事資料。「我記錄下不斷重複出現的名稱，」 施拉德解釋說，「這讓我嘗試去解答為什麼某些名字出現在他們所在的地方。我發現一些人名和機構名不斷地重複出現，可是卻不能將它們限定在國內或國外的區域劃分中。在檔案館的這一發現，讓我開始構思這個問題，並且進入研究的進程。最終它推進了我的研究計劃。」
美國國家檔案館
位於美國馬里蘭州大學公園市
隨著美國「本土的」警察改革工作與在南越、伊朗、瓜地馬拉和其他地方的外援之間的關聯性變得明顯，一系列新檔案館與該項目的密切關係顯現出來。治安工作在美國仍然是一個國內問題，但是施拉德開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公共安全辦公室（Office of Public Safety, OPS）上。它是20世紀60、70年代負責協助美國政府海外治安的機構。
在追蹤這些新材料，以及克服他此前研究路徑中遇到的國外國內相分離的問題時，施拉德還發現了一些證據表明，甚至他研究的對象都未意識到二者之間的邊界在本質上是流動的。例如，施拉德在搜索美國政府有關越南的檔案時，文中就引用了1965年8月在洛杉磯發生的瓦茨騷亂（Watts Riots）。
反過來，北越指揮官後來解釋1968年的春節攻勢（Tet Offensive）時曾說：「我們從底特律那裡學到的，是應該攻入城市」（底特律和瓦茨一樣，都是1960年代中期美國主要幾場騷亂的發生地）。在人們將越南戰爭與非裔美國人的騷亂做參照之前，知識分子杜波伊斯（W.E.B.Du Bois）對即將到來的美國領導下的全球秩序已經感到擔憂。他指出，「殖民地是世界的貧民窟」，它在社會、政治和經濟關係結成的大型網路下保持著貧困和受剝削的狀態，同時受到高強度的警戒治理，正如他職業生涯早期曾調查過的非裔美國人城市社區一樣。簡而言之，無論是哪一種膚色、或站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哪一邊的參與者，都認識到國內治安與海外殖民地干預之間存在著潛在聯繫。
有些人會把這些援引當成瑣事略去，但施拉德並沒有這樣做。他回顧稱： 「我在那個奇怪的地方停了下來——為什麼要在此引用？這個引用的作用是什麼呢？」他認為不能將這些認知聯繫以及與之相關的操控策略當作是次要內容，而要將它們視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在國外運用權力的核心。施拉德的項目沒有把這些跨越國內外分界的跳躍性現象視為影響美國世界地位的邊緣性因素，而是最重要的因素。
讀者們也許會產生疑問：這種研究路徑真的是最新的嗎？早在20世紀50年代，德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就曾寫下關於「帝國傳送帶」（imperial transmission belts）的論斷，即曾經僅在殖民地這種特殊空間出現的帝國行為可能會反向轉移到母國的核心地帶。與阿倫特同時代的艾美·塞扎里（Aimé Cesairé）以及後來的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也都評論過「迴旋鏢效應」（boomerang effect）。後者指的是（通常情況下有違自由的）國外行為重新進入國內空間的情況。
近來，美國對外關係史學家也開始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進程。讀者們可能會想起我們與西北大學歷史學家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此前的討論，關於「社區發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理念如何從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轉移到日本的俘虜營，再流傳到後殖民地時期的印度，然後回到美國的城市政策以及黑人平權運動的修辭中。
然而，施拉德的工作遠不是一成不變地應用「迴旋鏢效應」。他表達了對「迴旋鏢效應」這一概念的懷疑，因為就方法論而言，它有可能忽視了對國外與國內領域進行具體區分。識別在這兩個領域間的跨躍性現象，而非二者間不間斷的、大規模的互動，才是一個全新的研究取向。
不僅如此，有時關於「傳送帶」的討論也會傾向支持一個自由的國內領域和一個非自由的帝國領域的概念。但在催淚瓦斯的案例中，它原本是一項應在國內使用的治安技術，卻被用來證明在海外戰場使用它們的合法性，比如在越南。此外，那些按理說客觀的、標準化的、可複製的專業治安管理行為，重新進入美國國內領域時，卻獲得了新的評價，這讓我們很難將施拉德的研究視為僅僅是應用了「迴旋鏢效應」原則。
施拉德所謂的邊界干涉強調的是流動性因素，它展現出美國是如何在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地區，以最大化其合法性為目標的方式獲得霸權。十九世紀後期的歐洲殖民帝國，或多或少都依賴於種族和「文明」的直白邏輯,證明其對外國民族統治的正當性。而施拉德認為，二十世紀的帝國工程傾向於使用發展和安全的新話語，證明他們在前殖民地領土上出現的正當性。這就為種族管理賦予了新特色。[關於這一主題，施拉德的研究與最近全球史論壇的嘉賓羅伯特?維塔利斯（Robert Vitalis）的研究都有涉及]。這恰是類似公共安全辦公室這樣的機構發揮作用的地方。
施拉德稱，其研究項目不僅展現出諸如治安推廣這樣的行為如何達到了此前的目標，而且展示出他們是如何在美國維持「一種新的種族權力政體。我們有無數種形容它的詞語：沒有種族主義者的種族主義，色盲種族主義等等。我試圖用全球行為和全球經驗的話語來理解這一改變。」換句話說，《外國領土，美國街頭》一書考察的是創造「沒有種族主義者的種族秩序」的過程如何與美國建立一個「在海外沒有帝國主義者的帝國」的工程共享著相似的考量、機制和人員。
在討論了施拉德研究中主要使用的介入方法後，我們將討論話題轉向《外國領土，美國街頭》的具體敘述手法。施拉德的書稿中有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就是警察的轉型，國內和國外的警察都是一樣。他們從20世紀初社會底層的「吉斯通警察」（Keystone Kops）人物，變成了21世紀初大為專業化、受過教育、技術先進的隊伍。
今天，美國的警務人員（基本上）都配備了儀錶電腦，可以訪問數字化的駕駛員記錄和犯罪記錄，並且被強制要求遵守標準的程序來實施攔截。但是，需要明確的一點是，直到20世紀中期，維持治安的操作還遠遠不夠專業。在很多城市，警察局事實上是作為民主黨機構的一部分進行運作。僱傭執勤刑警的目的是為了維護政黨在選區內的秩序，局裡貪污腐敗的現象大肆盛行。許多警察都目不識丁，這個崗位通常情況下不要求擁有大學文憑，甚至是高中文憑。在一些後來成為警察系統改革重點地區的中西部城市，黑幫成員甚至滲透到警察局裡，然後僱傭有前科的人把這個機構本身變成了半個犯罪窩點。就像一位警務改革者利爾·里德 （Lear Reed）回憶地那樣：「警察加上政治等於寄生蟲。」
瑞德這樣的人，以及他的一位追隨者拜倫·恩格爾（Byron Engle），都力圖改變這一現狀。恩格爾是一位神槍手，他非常青睞標準化的射擊訓練機制，並為堪薩斯城的警官制定了新型控制騷亂的訓練制度。在其他地方，類似的改革者們對警察的受教育程度提出要求，為他們制定了標準化的禮儀和統一的制服。尤其是大遷徙時期，有數百萬的非裔美國人從南部鄉村向北部工業中心遷移，因而現有程序上的規定開始減少過分的種族性侵擾，但這只是為了避免醜聞或暴動，而不是出於對公民權利的考慮。當然，程序規定和實際操作之間也存在差距。最後，在聯邦調查局局長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影響下，瑞德這些人制定了旨在打擊黑人或共產黨「顛覆」行動的方案。
21英寸的ASP警棍——今天大部分英語國家配備的標準警具的一部分。《外國領土，美國街頭》追蹤了在美國警察部門的推廣下，類似物品在世界各地傳播的物質軌跡。
從一開始，這樣的項目就具有高度流動性。二戰後，美國佔領日本，恩格爾離開堪薩斯城警察局數年，參與了培訓日本警察的任務。施拉德解釋說，在恩格爾的建議下，「除了織物的顏色外，日本的新軍隊穿著像美國國內軍官一樣的衣服，甚至是為了加強能見度而設計的雨具，也跟恩格爾以前的同事穿得很像。」很多美國警察攜帶的裝備，比如說警棍和手銬，也被添加到日本警察的腰帶上。就連日本的警察學校，亦是仿照堪薩斯城現有的模式建立起來。
換句話說，像恩格爾這樣的美國人可能是其國內特定環境下的產物，比如那些美國中西部的警察局要面對政治機器、大規模黑人移民以及來自勞工和共產主義潛在的威脅。但是，他們開創性的實踐，可以作為美國在海外運用權力的前線迅速遍及全球，尤其是在那些美國官員認為左翼威脅越來越強大的地方。進一步說，這些做法一旦紮根，它們就成為一系列可複製的警察改革套餐的組成部分（除了不同深淺的海軍藍和橄欖色面料外），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轉移到新模式里。這樣，像日本警察以前用來逮捕罪犯的「囚犯繩索」一樣，具有文化特色的警察裝備消失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受美國管控的世界裡，從打字機到指紋工具箱，再到無線對講機，警察和警察部門的標準裝備變得越來越統一。不僅如此，在這種全球重組模式之前，美國的警察局已經開始進行環環相扣的國內改革，它們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從堪薩斯城到聖路易斯，再到威奇托。幾年之後，恩格爾從日本離開，前往土耳其教授反擊顛覆分子的治安技巧。自此，他再未回到堪薩斯城警察局，而是回到美國後任職於中央情報局（CIA）總部。
施拉德解釋說，隨著蘇聯的挑戰和民族國家解放戰爭取代日本和德國成為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挑戰，美國的治安推廣工作就在規模上和專業化程度上出現增長。以1955年的南越為起點，美國警方和犯罪學專家就開始為南越的警務官員提供援助。法國努力維持著對印度支那殖民地的控制，卻也難以為繼。美國專家認為，部分原因歸結於歐洲的殖民政權過於軍事化、秘密化、獨裁化。如果用本土的專業警察隊伍取代擁有寬泛懲戒權力的殖民官員，美國就可以在防止共產黨滲透第三世界的同時，提高歐洲人的治安技能。1961年1月，蘇共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宣布蘇聯支持民族解放鬥爭後，美國必須這樣做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然而，南越的歷史卻證明，這個計劃多麼難以奏效。
很快，後殖民地社會的「發展」不僅包括建設水壩，引進新的水稻品種，還包括建立由美國培訓師武裝和裝備的警察局。特別是到了60年代，美國的培訓人員被派往世界各地的盟國進行援助和指導——教導他們如何使用那些裝備，如雙筒望遠鏡、無限對講機、催淚瓦斯和標準化表格（用於審查罪犯）等等。
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1961年1月號召蘇聯支持民族解放戰爭，引起美國治安推廣項目實施者的恐慌，並為該項目的推進提供合法性。
這些培訓師本身並不直接參与行動。也就是說，美國的警察培訓師不會走上雅加達或首爾的街頭維護治安，而是訓練外國本地的警察去做那些工作。因此，就出現了「沒有殖民主義者的帝國」（empire without imperialists）。外國的警務官員還經常前往美國的警察學校和培訓中心學習。這些機構專門為這種「北-南」治安技術轉移的受訓者而建。其中，最著名的要數位於華盛頓特區附近喬治敦的國際警察學院（International Police Academy）。
這些機構的核心就是美國公共安全局——它也是施拉德所述故事的中心。美國公共安全局存在於1962至1974年間，隸屬於美國國際援助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Aid，AID）。它整合了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國際援助署前身機構所進行的各種分散行動。拜倫·恩格爾從中央情報局的幕後工作走向台前，擔任公共安全局的領導人。需要重點強調的是，儘管在某種程度上，施拉德的故事與美國的海外軍事援助有著不可避免的關聯，但是五角大樓在促使外國軍隊與情報機構現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與公共安全局並不相關。很多公共安全局的顧問確實在美國有從軍的背景，後來他們被派往德黑蘭、雅加達或瓜地馬拉市去訓練警察官員和外國警察培訓員。雖然檔案管理制度使得某些培訓員（可能具有的）中央情報局背景難以確定，但是並沒有證據證實，公共安全局不過是中央情報局的一處前沿陣地。
相反的，施拉德認為，公共安全局在擴大美國對海外控制——所謂的帝國或統治（empire or governance）——方面的作用更加微妙。事實上，當地警方、公共安全局的培訓師和美國大使館的秘密中情局特工之間的私下聯絡，經常會導致美國牽頭髮動一場針對當地勞工組織或左派運動的鎮壓。一個伊朗或烏拉圭的警官如果放出風聲，稱他們監視的很可能是一個伊朗人民敢死隊（Fedayan）或烏拉圭國家解放運動組織（Tupamaros）的基層團體，那麼這便可能成為他給大使館「國防武官」（defense attaché）的忠告，最終導致一次美國的秘密行動。
但是，公共安全局的技術以更不顯眼的方式發揮著影響力，比如說交通管制。美國強制性地向國外輸出交通法規，不僅訓練了外國警務官員監控人群的技術，而且還授權他們參與對每個司機的控制，給違反交通規則的市民開罰單，從而將這些人帶入到越來越熱衷於監視和查找其公民蹤跡的政府的掌控範圍內。而這些交通法規和西北大學交通研究所（Northwestern University』s Traffic Institute）教授的內容何其相似。在這方面，國民身份證之類的技術亦發揮了重要作用。
於是，公共安全局及其支持者的治安推廣行為補充和煽動了那些登上頭版頭條的大行動，比如在伊朗、瓜地馬拉和智利等國發生的政變。與此同時更重要的是，它還使得警察局與民眾建立起更為密切的聯繫，時刻提醒著伊朗人、印度尼西亞人、南越人和其他人，作為公民，他們的行為必須符合特定的秩序規則。
然而，當其他形式的美國治安技能和技術被轉移應用到平叛騷亂的環境下時，以及迴流美國之時，就會變得更加暴力和危險。《外國領土，美國街頭》中有一章的內容便是挖掘催淚瓦斯的案例，更具體地說，是西埃斯（CS）這種在1960年代經過完善的催淚瓦斯，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其前身苯氯乙酮（CN）。（苯氯乙酮比西埃斯擴散地稍微快一些，但是它使人體產生的不適癥狀比西埃斯要少）。約翰遜政府期間，美國和南越軍方開始在越南戰場部署西埃斯。它最常見的用法是使敵方軍隊喪失抵抗能力，令其更容易被常規武器消滅。
西埃斯氣體的化學結構，《外國領土，美國街頭》一書的主角之一。
約翰遜政府疲於應對大量批評的聲音，反對者認為美國使用西埃斯違反了有關化學武器使用的國際法，雖然美國通過公共安全局向許多其他國家更隱秘地提供了西埃斯。（觀察家們會想起美國總統奧巴馬聲稱敘利亞政府使用化學武器觸及美國「紅線」時，對方對此祈求寬恕的辭彙。）
但是，軍事部署西埃斯是否違反了此類國際協議，是施拉德留給國際法律專家的問題。他所感興趣的是，約翰遜政府是如何讓在南越使用西埃斯的行動合法化。為了證明和宣布其政策合理合法，約翰遜在1965年解釋稱，西埃斯已經被廣泛應用於對抗美國國內的人潮和騷亂（而事實並非如此）。換句話來說，它存在的合理性若在自由的國內環境中已經得到論證，那麼就可以正當化其在國外地區出現的例外。
然而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已經開始在越南使用西埃斯，使得在美國真正利用這種催淚瓦斯鎮壓國內的抗議人群變得合法，理由就是在南越「控制人群」方面西埃斯成效顯著。此時西埃斯的首要用途，如前文所說，再也不是在使用常規武器擊殺敵人前，令其喪失行動能力。何況，美國使用西埃斯不僅是為了擊潰人群，還為了讓在美國的封閉空間內不斷擴大的「煽動性」團體喪失行動能力。美國警方頻繁地使用西埃斯氣體「關閉」黑人民族主義者和黑人穆斯林的安全屋，而且催淚瓦斯還在不斷地流向美國支持下的羅得西亞（譯者註：辛巴威的舊稱）、南非、以色列、巴拿馬以及伊朗的平叛行動。
正如施拉德在《外國領土，美國街頭》的字裡行間分析指出的那樣，關鍵在於必須將美國的國內和國外領域理解為休戚相關的兩個部分。不論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在其中一方或另一方的領域內使用一種維持秩序的特定技術，就會使得該技術遷移（和應用）到另一方變得合法。而且，美國所推廣的用途（「人群控制」）與其實際應用常有很大出入。
施拉德還進一步拓展了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學者羅布·尼克松（Rob Nixon）的研究。他認為更令人擔憂的是，這些新型維持治安的模式如何改變了當時美國國內治安與秩序的維護。催淚瓦斯的使用可以合法化，理由在於時至1960年代後期，美國已經無法接受大規模暴力肅清騷亂人群時所造成的人員死亡。然而，催淚瓦斯的用途並不是在警方驅散人群時減少死亡人數（使用西埃斯時他們所宣稱的目的），而是被警察局用在更多預防性的警務工作上——釋放催淚瓦斯遣散黑豹黨人（Black Panthers）的安全屋, 甚至在他們的抗議行動開始之前。
雖然這超出了施拉德著作總結的範圍，但他仍提醒我們注意，在20世紀60、70年代的美國，人們認為維護治安時蓄意使用能搶上今日頭條的舉動——如「破窗而入」、「攔截搜身」等等——通常會對黑人民眾產成災難性的後果，因為這些種族化的行為會讓人產生犯罪傾向。施拉德分析的核心是反騷亂行動產生的背景，關注人們圍繞這些行為發生的爭論最初是在何種情境下逐步展開。
施拉德的著作並沒有涵蓋美國海外治安推廣行動的全部歷史。修訂後的《美國對外援助法》（U.S. Foreign Assistance Act）禁止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治安援助，而公共安全局也在1974年關閉。但是，美國對外國維護治安行動的援助並未就此停止。約翰遜總統「向犯罪宣戰」（War on Crime）政策的核心是一個新機構，即執法援助局（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該機構整合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最好的的警務、培訓和技術援助力量。不久之後，在涉及劫機、恐怖主義和麻醉品管制方面，執法援助局使得治安的全部技能和訓練工作得以進行跨國協調。公共安全局關閉時，麻醉品管製成為美國執法的一個重點，於是新成立的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DEA）和國務院下屬的禁毒辦公室（State Department』s Office of Drug Interdiction）獲權參與執法援助局自身的行動，特別是在拉丁美洲。以這種方式，它延續了此前公共安全局負責的反叛亂工作。
許多前公共安全局顧問（Ex Public Security Advisors，XPSA）在這些機構中找到了工作，特別是在里根政府給予他們的資助飛速增長之後。其他前公共安全局顧問有的擔任私人安保承包商，有的成為沙烏地阿拉伯和羅得西亞白人政府的顧問。更廣泛地講，美國聯邦政府也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提供更大規模的安保服務，這使得那些沒有在利雅得（Riyadh）或索爾茲伯里（Salisbury）成為「僱傭兵」的前公共安全局顧問們得以臨時在新機構中找到工作。
施拉德刻意在公共安全局解散時結束了自己的論述。但是他指出，那些檔案讓他開始認為，美國治安推廣行動的許多核心主題都在20世紀70年代後發生了改變。鑒於在他研究的時段內，安全援助已經內化為一個發展機構的一部分，而隨著評判安全的標準蓋過發展目標的重要性，這段時期內發展與安全之間的聯繫也因此削弱。維護治安將不可避免地涉及潛在的威脅或直白地使用暴力，但其產生的社會秩序對於社會的現代化，以及成為美國主導下的世界秩序中的模範成員來說至關重要。但是，當現代化進展得不夠快速時，許多保守的思想家很容易放棄把它當作一個目標。在著作的最後幾章中，施拉德描繪了知識分子和一線從業者如何削弱了美國在發展問題上的承諾。這些人堅持認為，在安全境況不明的情況下，不可能實現發展。其結果是美國產生了一個對外援助目標的新框架：理性的行為個體通過遵守社會秩序來證明其能夠勝任海外援助，而不是在藉助少量外部援助的情況下，集體性地參與創建社會秩序。
施拉德所著《外國領土，美國街頭》一書附錄中的一幅圖片——美國海軍人員緝拿毒品走私者，這是「向毒品宣戰」行動的一部分。
然而施拉德注意到，到20世紀80年代「向毒品宣戰」時期，在涉及貧困與犯罪之間的聯繫問題上，美國干預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拉丁美洲）的話語發生了轉變。他認為，到1980年代，美國治安推廣行動的任務已經從建立穩定的後殖民政權，轉向保護美國的國內領域。這並沒有什麼理解上的衝突，如果尋求管制可卡因的供應鏈或重擊美國國內的毒品消費者，那麼勢必意味著加劇中美洲地區的暴力和混亂狀態。此時，維護治安行動的目標不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零碎地複製一種想像中的有序的美國國內境況，而是在必要時，於美國國外使用暴力行動，以確保國內的秩序穩定。正如施拉德解釋的那樣：「美國政策關鍵性的轉變在於，從認為貧窮會製造犯罪，變成認為犯罪會產生貧困。」
當談話接近尾聲時，我們詢問施拉德最近注意到的書籍是什麼。鑒於我們在採訪中涉及到了一些主題，讀者們也就不會驚訝地發現，施拉德提到了丹尼爾·伊默瓦爾（Daniel Immerwahr）的書《微觀思考》（Thinking Small）。他認為這本書與自己的研究形成對話。（湯因比基金會在2015年的「全球史論壇」中曾採訪過因美瓦赫）。同樣，他還推薦了哈佛大學的同事（以及朋友）伊麗莎白·欣頓（Elizabeth Hinton）的著作：《從向貧窮宣戰到向犯罪宣戰》（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這本書很好地補充了他關於美國治安史的研究。
在美國史領域之外，他指出自己從大衛·普賴斯（David Price）的《冷戰人類學》（Cold War Anthropology）和喬伊·羅德（Joy Rohde）的《用專業技能武裝》（Armed with Expertise）等著作中學到了很多，關於在國家權力影響下社會科學發生的變化。他認為這兩本新書都表明，社會科學知識對於身處全球冷戰之中的美國政策制定者而言至關重要，因為他們都希望能夠完善鎮壓叛亂的機制。
後面這幾部作品和施拉德的著作一樣，都契合了民族國家史學書寫的一大轉變，這或許就是施拉德眼中《外國領土，美國街頭》一書的核心結論。施拉德認為自己受益於美國研究的專業訓練，與此同時，他希望讀者在閱讀他的書籍時，不會產生「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書寫一部關於美國政治、文化或任何制度的歷史已經難以為繼的想法。」
施拉德在查找檔案的時光里，以及在追蹤催淚瓦斯的跨國發展史時領悟到，「我一直試圖做到的是，展現出在心中堅持認為美國的統治並無邊界這一點多麼必要。我們不能一直訴說著相同的故事，卻在講述時並未密切關注它們廣泛的地緣背景。」換句話說，作為一種方法論，跨國主義並不能證明其自身的合理性，真正重要的是，跨國主義是二十世紀美國國家構建和統治成型過程中固有的因素。
有興趣進一步探索這些主題的讀者們不必久等。撰寫本文時，施拉德正在完成《外國領土，美國街頭》一書的最終修訂，它將由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們真誠地感謝施拉德博士參與訪談，並期待其著作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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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高旭東 責任編輯：王睿恆
編審：張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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