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說:《一文一史 杜門絕唱》—尹尉
《一文一史 杜門絕唱》
文/尹尉
(刊載於2017年第四期《清風揚州》雜誌)
一切從杜牧一首節選詩作說起:
我家公相家,佩劍嘗丁當。舊第開朱門,長安城中央。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多是撫州寫,今來五紀強。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經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 —《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節選)
這首詩是杜牧對其侄兒的勸勉詩,是杜門規訓的一處縮影。杜牧出身長安望族杜氏一門,所謂 "城南韋杜,去天尺五",關中巨姓,只有韋姓可與杜姓相提並論。寫《滁州西澗》的韋應物,便是韋門成就最高的詩人。
杜牧長於公相之家,其遠祖杜預,在晉為大將軍,博學多通,精於《左轉》,有《春秋左氏經傳集釋》三十卷,是自古及今《左傳》注的集大成作。杜牧曾祖杜希望乃著名儒將,開元年末出任汾周西河太守,王維慕其生平,有悼亡詩《故西河郡杜太守輓歌三首》傳世,其中「天上去西征,雲中護北平。生擒白馬將,連破黑雕城。」四句集中展現杜希望拜鄯州都督時,西征吐蕃、連戰連捷的颯爽風姿。杜牧父親杜從郁曾做過左補闕,又降授左拾遺,也就是跟杜牧一門關係不大的詩聖杜甫曾做過的官職。杜牧的弟弟杜顗做到咸陽尉直史館,後因失明病故。縱觀杜牧家族幾代人的成長,可以想見杜門家風嚴正、源遠流長。若按對後世的影響力排序,杜牧和其祖父杜佑,一文一史,當為杜門絕唱。
世人皆知杜牧,少有人知道杜佑,因為杜牧的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等等都符合晚唐詩感時傷懷的特色,符合葉燮「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從菊,可不為美乎?」的詩論。他與朦朧詩鼻祖李商隱並稱「小李杜」,名滿神州,自然要比其祖父杜佑為官治史之名流傳廣泛。在杜牧存世詩作中,人們會跟著這個總體基調擇選、審美,卻容易忽視這一首四平八穩的勸勉詩,這便是帶上了閱讀「先入為主」的偏向。就像王維被我們定義為「山水田園詩人」而忽視了他寫的不輸於岑參、高適的邊塞詩一樣。
本文到此其實已經將這首勸勉詩前四句解釋清楚,接下來杜牧所寫八句是全詩主旨。「第中無一物,萬卷書滿堂」是從總體上講:家中最珍貴的是書,書有萬卷,典藏百家,侄兒你要博覽;「家集二百編」直到「今來五紀強」則是集中反映了其祖父杜佑的史學成就。
杜佑以父蔭入仕,歷任縣丞、刺史、節度使、宰相,封歧國公,是中唐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學家,他雖因父入仕,但縱觀其仕途,可謂一路高歌,順風順水,青出於藍勝於藍。杜佑在揚州擔任淮南節度使期間,深諳經世致用之學,整修雷陂,發展生產,使淮南兵精糧足,頗有建樹。
從官職角度看,杜佑是杜門的頂峰,但作為政治家,政治功績是有時代性的,如果沒有一些治國理政著述或者佳話,很容易湮沒在浩瀚的華夏政治長河中。因此,杜佑不會局限於僅僅做一名賢相,而是擔負起為歷代典章制度撰寫專史的重任。因為身處高位,杜佑的著述環境、資料搜集當比太史公司馬遷容易,如果全心投入,寫出「史家之絕唱」也並非難事。最終,耗費半生精力撰成的史學巨著《通典》二百卷,成為杜佑名垂青史的豐碑,這就是杜牧本詩中充滿敬仰語氣的兩句「家集二百編,上下馳皇王。」
二百卷《通典》記述了從黃帝到唐玄宗天寶末年的典章制度延革,是杜佑在撫州刺史任上最終完成的。全書共分九門: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門下又分子目,子目下按照朝代順序展開,在每篇之首還有總體敘說的序言,可謂體例完備,條理分明。《通典》成書後備受重視,《舊唐書?本傳》云:「其書大傳於時,禮樂刑政之源千載如指諸掌,大為士君子所稱」。清朝紀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稱此書:「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元元本本,皆為有用之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從此評論中我們不難發現杜佑的良苦用心和困苦之處。良苦用心指的是他始終秉持「經世致用」的宗旨,這是作為一名宰相治國理政的職業品格;困苦之處在於,歷朝歷代典章制度、殘章佚帙汗牛充棟,而他數十年間不知經歷怎樣的搜集、刪減、對比、總結,才能當得起「非徒資記問」五字,這是一名史學家耐心、堅韌、洞悉千年歷史變遷的不朽魅力。
《通典》創立了新的史書編撰方式,後世不斷有效仿之作。從鄭樵的《通志?二十略》到劉錦藻的《清朝續文獻通考》共有十部類似史書,號稱「十通」;不僅如此,《通典》還形成了傳統史學編撰類別中的「政書」類,此後相似之作有《五代會要》、《七國考》等。以上就是《通典》在形式上的貢獻。中國古代以十二年為一紀,「五記強」指《通典》成書至杜牧寫作本詩,時間跨度已超過六十年,這便是「多為撫州寫,今來五紀強」的含義。
四句詩說完祖父的史學貢獻,杜牧開始勸勉侄兒「尚可與爾讀,助爾為賢良」,其實這裡面的「尚可」二字大有文章。從前句杜牧的態度看,對祖父充滿了仰慕,到這裡應該是「必須」的語調才對,但為什麼用「尚可」這種婉轉的詞呢?其實杜牧用這個詞是為了緩和語氣,深層也是代祖父「自謙」,這樣侄兒更容易接受他的諄諄教誨。從這個詞中可以抽絲剝繭出杜牧的用語智慧,千載之後依然能為我們傳習家風家訓的方法選擇提供借鑒。
最後兩句詩「經書括根本,史書閱興亡」,是對前面詩句的總結,指出前詩「萬卷書滿堂」中最有用的其實是「經」、「史」。「經」不限定於儒家五經,因為「四書五經」是到南宋朱熹才形成的概念。根據唐朝時參考學子素質較高的進士科和明經科考試科目看,杜牧所說的「經」應指「經世致用」的相關書目。《大學》中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四個層次其實都需要博聞強識、學以致用。「史」包含的範圍就更廣了,不局限於杜佑的《通典》,其勸勉的核心思想可以總結為著名的一句「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杜牧對其侄的勸勉從煊赫家世到浩繁藏書、從祖父著作到古來經史,其實是個遞進的過程。在整個過程中,擅寫風花雪月的杜牧展現出他理性的一面,寫出了反映杜門規訓勤勉、為學、治世的優秀詩篇。其實杜牧乃通才之人,其才能往往被詩人身份掩蓋。須知史載杜牧「好言兵,以濟世之才自詡」,其性情承續遠祖杜預、曾祖杜希望遺風;他尤擅行草,氣格雄健,藏於故宮博物院的傳世墨跡《張好好詩》深得六朝人風韻;杜牧晚年居於長安南樊川別墅,人稱「杜樊川」,其外甥裴延翰所編的《樊川文集》中,杜牧的文賦成就也是斐然,集中《阿房宮賦》現已成為中學生必背的古文名篇。
杜牧以降,由於晚唐頹微、世運凋敝,家道逐漸中落,雖有五兒一女,也難力挽狂瀾,但杜牧杜佑,一文一史,已成杜門絕唱,光耀後世。這首飽蘊大家門風的勸勉詩,也在晚唐哀思中獨樹一幟,千載之下,亦有餘音長響耳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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