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歸前的末班車

顧潤興是在西南聯大結束前一年通過插班生考試進入的，算是搭上了聯大的「末班車」。

圖說：顧潤興近照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圖書館裡開了一場結業儀式，梅貽琦作報告後，即宣告聯大八年結束。同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在後山揭幕，首批師生也於當日乘上北上的卡車。之後，負責三校工作的梅貽琦、傅斯年、張伯苓各自分頭復原。這意味著通過插班生考試進入聯大不到一年的顧潤興，又要經歷一次奔波，但他覺得自己是幸運地搭上了聯大的「末班車」。

1940年6月，顧潤興從上海中學畢業，因為家庭經濟原因，沒有上大學，而是進入了當時的中國銀行工作。次年3月，發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中國銀行遭到汪偽政府「76號」突然襲擊，100多人被捕，3人被槍殺。此事引發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顧潤興從上海被派到了香港，又輾轉重慶，竟然剛滿20歲就在中國銀行旗下的保險公司當上了部門主任。

顧潤興沒有放棄求學，他在東吳法商學校先後讀了商科和法律專業，兩年後，又通過西南聯大的插班生考試，1945年8月轉入聯大法律系大三就讀。到昆明那天，好友王楫和張源潛借了部板車去接他，三個中學同學又在大學重聚了。

在聯大法律系，顧潤興感念最深的是他的論文指導老師——費孝通的哥哥費青教授。費青也是東吳法學院畢業的，之後留學德國，對英美法系、大陸法系都頗為精通。「費青教授和藹可親，循循善誘，愛護後進，深深為我所敬重。」

顧潤興在聯大參與創辦了一個聯合十系同學組織的社團，取名「法聯學會」，不定期地舉行學術討論會。費青教授也欣然出任社團的指導老師。他特別記得，有一次大家到隔壁的雲南大學借了一間教室，專門請費青針對一個具體的法律問題做報告，然后座談。

雖然東吳法學院也是大名鼎鼎，但顧潤興在聯大還是感受到了不同的氛圍。除了上課，每每在校園與那些慕名已久的大師們擦肩，他感覺到自然地沾上了一些最高學府和「五四」聖地的氣息，發自內心地想要求知求真。另一點則是由於之前邊工作邊念書，雖然生活得不算差，但精力有限，他曾說：「到昆明後，雖然物質條件無法相比，但在學習和思想上更加自由了。」

三校北歸時，被分到北大的顧潤興於第二批出發，一路坐車去貴陽、長沙，再換船到武漢、上海，在上海家中停留一段時間後，他又搭美軍運輸艦到秦皇島，最後坐火車到了北平。

北大畢業後，北平的檢察院給顧潤興提供了工作機會，同時，北大法學院院長周炳林也希望他能留下來當助教。「對於留在北京，我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因為母親年事已高，兄長又剛剛去世，考慮再三後，我還是謝絕了這些邀請，回到上海的銀行工作。」有一次胡適在外發表演說，不知怎麼就講到，北大法律系有個學生，成績也不錯，畢業論文都是用英語寫的，我們原來希望他留校做助教，但是他被上海的企業高薪吸引，很可惜，說的就是顧潤興。但對於顧潤興家裡的情況，當時的北大校長並不知情。

不久後，顧潤興又通過考試進入了六大公共事業企業之一的電話公司，之後一直在電話局下屬的企業工作。1983年，原本擔任520廠總會計師的顧潤興又調入一家大型企業擔任總會計師和顧問，一直工作到75歲。（丁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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