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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祖大壽降清》、《尋覓建昌古城》、《解讀朱梅墓——英雄光環下的落寞》

如何看待祖大壽降清

□ 杜志剛

「燧謹寒更烽候朝,鳩工何暇尚逍遙。若非華表留名姓,誰識元戎事兩朝?」這是乾隆皇帝東巡駐蹕寧遠(今興城)時,觀祖氏石坊後,為祖大壽題的詩。

祖大壽,字復宇,寧遠衛人。據《祖氏家譜》記載,祖大壽系晉將祖逖的後代。其先祖曾佐朱元璋起兵,洪武初年來遼東。其四世祖於宣德五年鎮守寧遠,遂定居於此。天啟六年,祖大壽參加寧遠保衛戰,有功。崇禎元年任前鋒總兵,鎮守錦州。崇禎四年,駐守大凌河。

關於祖大壽降清,史學界頗有微詞。一般都認為祖大壽貪生怕死,為保一家老小的性命而有負大明朝的隆恩。甚至有人說祖大壽喪失民族氣節。對這樣一個敗類立坊表彰,是歷史的笑話。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當年的歷史。

後金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八月二十一日,努爾哈赤病逝,皇太極繼承汗位。雄心勃勃的皇太極一心要問鼎中原。但皇太極知道,光靠武力征服土地是沒用的,還必須征服人心。

天聰五年﹙公元1631年﹚七月,皇太極率軍數萬圍困大凌河城。大凌河城是明朝在錦州的前哨,當時祖大壽及其副將何可剛等十幾員將領駐防於此,城中共有軍民三萬餘人。皇太極總結以前戰役因強攻而損失慘重的教訓,採取「圍城打援」的戰略。一方面對大凌河實行重兵圍困,一方面在明軍可能救援的路線設下伏兵。把大凌河城變成一座「孤島」。祖大壽認識到形勢的嚴峻,曾多次派兵突圍,但都失敗了。明朝起初也曾派出援兵,結果都遭到後金軍的迎頭痛擊。後來明朝乾脆就放棄大凌河,不再派援軍了。經過兩個多月的圍困,大凌河城內彈盡糧絕,後來竟至於「食人肉,焚人骨」。不少士兵冒著生命危險出城投降。在此期間,皇太極多次給祖大壽寫信勸其投降,但都遭到祖大壽的嚴詞拒絕。祖大壽聲稱「我寧一死,絕不屈降」。此時的祖大壽還一直以為朝廷會派兵解圍。然而,直到十月,不見朝廷救兵的到來。祖大壽絕望了。為了城中幾萬人的生命,祖大壽不得不派其子祖可法出城議降。皇太極立即接受祖大壽投降,並留下祖可法為人質。次日,祖大壽又派四員副將和兩員遊記將代表城內守軍與皇太極盟誓。

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大凌河舉城投降。皇太極以極高的禮遇接見祖大壽,並以黑狐帽、貂裘、金玲瓏、緞靴、雕鞍、白馬等御用之物相贈。這使祖大壽深為感動,祖大壽當即表示「臣雖愚蠢之極,然非朽木之人」。儘管如此,此時的祖大壽並沒有歸順後金之心。他此時投降只是無奈之下的權宜之計。這一點從祖大壽後來的所作所為中可以看得出來。

祖大壽來投降後,皇太極急於奪取錦州。為了從後金營中脫身,祖大壽向皇太極獻計要通過智取把錦州獻給後金。後金營中諸貝勒擔心祖大壽有詐,勸皇太極不要放走祖大壽,但皇太極認為「朕以誠待之,壽定不負朕」。然而,祖大壽到錦州後,如泥牛入海,毫無消息。皇太極多次寫信催促,祖大壽以「決不做失信之人」相回復,但沒有任何行動的跡象。皇太極對祖大壽表現出極大的耐心,率大軍離開大凌河,回師瀋陽。這一等,就是十年。

十年中,皇太極又多次寫信給祖大壽,祖大壽從未回過一封信。此時,祖大壽的子侄兄弟還都在皇太極的手中。但祖大壽全然不顧他們的安危,率部多次襲擊後金,斬殺後金兵將。皇太極不僅沒有虐待祖大壽的部下,反而對他們以禮相待。可以說,皇太極對祖大壽做出了極大的寬容。

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二月,皇太極率十萬大軍攻打錦州。於崇德七年﹙1642年﹚四月佔領錦州。祖大壽被俘。祖大壽自認為必死。然而皇太極不僅沒有殺他,反而以禮相加,此時的祖大壽被皇太極的誠意感動,真心歸順了大清。

據此,我們說,祖大壽絕不是貪生怕死之輩,他降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無奈的。大凌河一戰,讓他孤助無援。為了全城軍民的生命,他採取投降的下下策,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作為後人,我們沒有理由要求幾百年前的祖大壽一定要戰鬥到只剩一兵一卒;其次,大明朝對祖大壽降清是有責任的。如果當年大凌河一戰,明廷救援得力,或者不放棄救援,就不可能有後續的事情發生。實際上是明朝將祖大壽一步一步推給大清的;最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皇太極的寬宏大量以及祖大壽對明朝政府的絕望;當然,為一家老小及軍中弟兄生命安危的考慮也是一個原因。

另外,我們今天從歷史的角度看,祖大壽降清不僅是無罪的,反而是有功的。清兵入關的過程中,沿途對反清勢力進行了毀滅性的屠殺,關外的沙河所、團山堡、前所、前衛都被清軍毀得蕩然無存,只有寧遠衛城得以完整保存,使得寧遠城中數萬人免遭塗炭。這應該主要歸功於祖大壽;再有,祖大壽降清是順歷史潮流而動。客觀上起到了推動歷史發展的作用。這是應該得到肯定的。

經過幾百年的風雨,當年崇禎皇帝為祖大壽、祖大樂兄弟立的兩座石坊依舊聳立在寧遠古城的延輝街上。引來多少人駐足,多少人興嘆。但是,石坊依然默默無語。它到底是忠臣的光榮榜,還是降將的恥辱柱,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

尋覓建昌古城

□ 田忠良

建昌縣城始建於解放後,縣城格局呈「末」字形結構。分為大小十字街,南營北營、西溝、河東、紡織、冶煉等地名索引,然後再延伸至山村鄉鎮。建昌縣面積約3181平方公里,人口近70萬,是大凌河水源南發源地。建昌的地勢多以山丘為主,錯綜複雜,溝壑險峻,有40多條河流徑流本縣。大青山為縣最高山峰1223米,森林茂盛,有遼西原始森林素稱。其次為大黑山,大黑山最高峰1140米,現更名為白狼山,是建昌縣旅遊景區之一。

建昌縣古文化底蘊深厚,在很多的地方不經意間已出土古代兵器、器皿等一些雜物。在一些山區還發現各種不同的化石,其中昆蟲、樹葉和海生物化石較多。鮮卑族的墳墓在這裡分布較廣泛,可見遼、契丹、鮮卑等各族部落都在這裡留下生息足跡。東大杖子戰國墓群,位於建昌縣西鹼廠鄉東大杖子村中部老河道以西的村落中,佔地面積約10萬平方米。墓葬群建於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之間,墓地墓葬保存完好。其等級之高、規模之大,在中國東北部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十分罕見。截至2014年3月,已發現墓葬137座,發掘47座。同時,在墓區西北部的北山遺址內有窯址、灰坑、灰溝、灶址等遺迹。

建昌縣最早歸熱河省管轄,當時熱河省轄區是從現在的連山區楊家杖子到承德,後來行政管轄重新劃分,把熱河省劃分到遼寧省和河北省(直隸省)。建昌縣以滿、漢、蒙、回、鮮族構成了各種民俗文化的縣城,各個民族佔據了縣城和鄉鎮各個角落,滿族、蒙古族、回族在一些鄉下已形成了民族村落。但是,建昌傳統文化多以滿漢習俗為主,巫教和薩滿教在鄉村比較普遍,蒙古傳統習俗在一些鄉鎮隱約可見。近些年佛教在鄉村城鎮悄然興起,信奉者絡繹不絕;西方基督教派在一些鄉鎮也延續百年,給這座山城帶來很多不解之謎。在建昌最為古樸的應該屬於道教的土地廟,依然存在鄉村地頭。滿族的喇嘛教派也曾在這裡駐足傳承,梅力營子的經法寺,曾是一座喇嘛廟,據當地人說:這裡曾有紅喇嘛在此修行,經法寺也是一座保存完整的寺院。

建昌縣城東的白狼山,屬於松嶺山脈在建昌縣的局部。松嶺山脈在建昌縣呈東西南北走向,貫穿建昌縣。松嶺山脈在本縣最高的山峰是大青山,屬遼西最高山峰。建昌白狼山自古是兵家屯兵之地。西麓山峰設有烽火台,山峰險峻,是古今兵家必爭之地。站在白狼山主峰向東北瞭望,漢代昔日的柳城(朝陽)依稀可見。在魏書中描述當年白狼山之戰《屠柳城》中寫道: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曰:「屠柳城,功誠難。越度隴塞,路漫漫。北逾岡平,但聞悲風正酸。蹋頓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執海外,永無北顧患。」《三國志》中,郭嘉獻計謀,「遺計定遼東」,就是描述這場戰役。朝陽的柳城今在朝陽袁檯子,是三國時袁紹固守的柳城。白狼山一戰,平定了幽州北方袁紹和烏桓勢力,烏桓之戰載入了史冊。白狼山也是白狼水發源之地,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白狼城在營州(朝陽)西南」。《魏書·地形志》:「白狼水出白狼縣東南北經白狼山」(今湯土溝向北)。《漢書·地理志》:「公北征烏丸引軍出盧龍塞北指柳城未至二百里登白狼山」。《水經注·地理志》:「遼水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西北曲,經廣成縣故城(指白狼城,真君八年,公元447年,白狼縣併入廣成縣,白狼城是廣成「故城」為建德郡治所)南」。《魏書·地形志》:「石城山水東流經石城縣故城南北曲經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

白狼古城一直是歷史爭議的焦點,從史料上看,一是宮山咀水庫一帶,二是什大營子一帶。但我個人偏重於宮山咀水庫一帶。在唐太宗《命將征高麗詔》云:「凡此諸軍,萬里齊舉,頓天羅于海浦,橫地網於遼陽。朕然後經塗(途)白狼之右,親巡元菟之城,執鼖鼓而戒六軍,載太常而麾八陣。」白狼之右指古石城縣、廣都縣(今宮山咀、喇嘛洞、大屯一帶)。《清·承德府志》:「白狼縣有白狼山故以名縣。」《讀史方輿紀要》:「白狼城在營州(朝陽)西南。」《葫蘆島地名沿革》:「右北平郡的石城、廣城、白狼三縣轄有今建昌地區,白狼城在建昌南。白狼古城是通往東北古道的無終道、盧龍道、平岡道的必經之地。白狼古城毀於隋唐戰火,在遼代重修,又毀於元代征戰(1234年蒙古聯合南宋滅金)。據建昌老一輩講,老縣城在建昌縣南,那裡是建昌最早的縣城。

從白狼古城追溯起建昌縣的歷史,可追尋到新時器時代,早在新石器時代建昌已有人類居住。夏商周時期,建昌就有了村落,春秋戰國時期,建昌歸屬於孤竹國管轄。燕國時歸遼西郡管轄,漢初是匈奴左地,烏恆屬鮮卑地界,並設白狼縣,白狼縣今疑似在宮山咀和章京營子一帶。在清朝乾隆43年(1778年)定名為建昌縣。定名建昌縣是因古時建昌曾以建德郡和昌黎郡為地名,所以各取一字為地名,以取建縣繁榮昌盛之意。1914年,即民國三年,民國地名重新定製,建昌改名為凌源縣,後又改名凌源南。1948年5月重新啟用古地名建昌縣,一直延續至今。山咀子洞穴遺址位於建昌縣谷杖子鄉吉杖子村山咀子屯西 200米。遺址高出地表20餘米,遺址洞口略偏西南,洞穴口大內小,洞口頂部有3個人工開鑿圓形坑穴遺迹。洞內土層中和地表上發現陶片、獸骨等。山咀子洞穴遺址是建昌境內及六股河流域首次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該遺址的發現將建昌及六股河流域人類歷史文明提前到距今5000年。

白狼古城與白狼山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白狼山因白狼縣而得名。而如今白狼水、白狼山、白狼古城成為有爭議的歷史。但是,白狼水是改變不了白狼山歷史的佐證。白狼縣和白狼山相互對應,湍湍的白狼水承載著千年不朽的傳奇。

解讀朱梅墓

——英雄光環下的落寞

□ 王懷平

朱梅墓園坐落於綏中縣李家堡鄉石牌坊村,其墓園南北長350米,東西寬110米,佔地38500平方米。墓園由南向北,從平地逐漸延伸向海拔20—50米高的漫崗向陽坡,其間有望柱、石獅、石坊、石門、石虎、石羊、石馬、石人、石碑及墓冢等依次排列。墓園規模大,規格高,是省內唯一一處保存完好的明代將軍墓。墓園歷史文化信息豐富,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朱梅,明末著名邊將,籍遼東廣寧前屯衛中前所(駐地即今綏中縣前所城)。其早年投身行伍。從萬曆末年到崇禎初年,歷任備御、參將、副將、總兵官及都督。在抗清戰場上曾五次掛印率部出征,戰功卓著,威鎮薊遼。墓園具有如此大規模高規格,是與朱梅的品格與功績相稱的,也是與特殊的歷史背景相關的。

明崇禎年間,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疊。西北有農民起義,勢如野火燎原;東北有滿族割據一方,不斷侵擾進逼。那是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也是一個呼喚赤子忠臣的年代。所以朱梅於崇禎十年(1637)逝世後,雖然已賦閑多年,朝廷仍對其優渥封賞,隆重祭葬。

首先是皇帝頒發聖旨兩道,制誥文書一通。第一道聖旨:「朱梅准贈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衛正千戶。欽此。」這19字,是關於封蔭的;第二道聖旨:「朱梅准與祭九壇,造墳安葬。欽此。」這13字,是關於祭葬規格和安葬的。這34個字分5行,刻在石牌坊正中頂層「聖旨」兩字的下方。至於制誥文書則給予朱梅「岳立雄姿,淵涵偉略」,「數摧鋒而肩大纛」,似「馬援之據鞍,子儀之免胄,威名如在」等崇高評價,並給予太子太保、左柱國、特進光祿大夫的頂級封贈。

其次是地方高官題詞,赫然刻在牌坊明間二重枋嵌板前後兩面。遼東巡撫方一藻題詞為「名勒燕然」。意為東漢名將竇憲北驅匈奴,登燕然山(今蒙古國境內杭愛山),刻石紀功;喻朱梅功高,可與竇憲相提並論。山(山海關)永(永平,府治在今河北盧龍)巡撫馮任題詞為「華表忠勛」。華表,也稱擎天柱,龍盤雲繞,頂天立地,稱譽朱梅的人格與功勛是崇高的,永遠為人所敬仰。

再次是崇禎皇帝派遣地方高官主持歷次公祭,並發布祭文。祭文高度評價朱梅的功績,如:「授閫專征,百經血戰。至於解圍寧錦,克服建遷,壯山海之厄防,屹長城於萬里。」(《初祭文》)「久歷邊陲,薦登上帥,」「丕振軍威,復安恢疆」。(《下葬祭文》)這些都留在斑駁的碑刻上。總之,由於生前效忠於明王朝,身後才得以受封蔭,賜祭葬,光宗耀祖,享受殊榮。

榮於身後是封建士大夫的終身追求,而對朱梅來說,這榮耀背後又有幾多無奈。從朝廷頒發的文件內容可知,崇禎皇帝在封贈朱梅的同時,並未依例追贈父祖三代,因此朱梅不能入葬祖塋,必須候旨安葬,另建墓園,以迴避「欺祖」之嫌;朝廷也未依例封贈夫人,朱梅夫人諸氏因「資格」所限,最終也不可能與朱梅合葬,同享殊榮。這種出人意料的現象,蓋源於其長子朱國柱的降清。朱國柱曾任中前所騎營參將,頗受上級看重,山永巡撫楊嗣昌曾奏請朝廷為其加銜,提升他為副將,但他後來戰敗降清。封建禮法認為,家族出現如此不肖子孫,是祖上於德有虧,而妻子的本分是相夫教子,兒子背叛朝廷,母親於職有失,所以不能予以封贈。封建等級制度與封贈制度,是當權者的意志與道德觀的體現,這如此道貌岸然而又逆情悖理。

崇禎十年朱梅去世,到十七年崇禎帝自縊煤山及此後一段時間,明清鼎革。社會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朱梅的四個兒子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長子朱國柱,較早歸順清,被編入漢軍八旗軍,為清朝的統一、穩定驅馳效命,清初官至巡撫;次子朱國梓,曾任永平兵備道,支持吳三桂抗擊李自成。在參與了改變中國歷史走向的山海關石河大戰後,拒絕入仕,奉母隱居,對入主中原的滿人當局採取冷眼旁觀的不合作態度;三子朱國楨,是朝廷封蔭的受惠者,領錦衣衛指揮使官銜,為朱梅修墓植樹,朝夕哭奠。命運給了他承受前輩恩蔭的際遇,卻沒給他繼承前輩報效朝廷的機會。守墓服孝三年期滿,他就積勞而死了;四子朱國標,清康熙初中舉,順理成章地將自己納入新王朝的統治體系。

因為改朝換代,江山易主,原來的功,變成當下的罪;前輩頭上的耀眼光環,往往成為後代心中的濃重陰影。於是就有了試圖掩蓋光環,試圖抹去或淡化這種陰影的努力。

國柱、國標沒有入葬朱梅墓園,是不能,還是不屑?國梓墓碑碑頭上「清故」二字顯然是後加的,其官銜前面「前明」二字中的「明」字,被徹底鑿掉。追隨清而與明切割,是死者遺願,還是生者的某種心態?石碑坊是褒揚朱梅歷史功績的工藝載體,是墓園標誌性建築,也未能逃脫被後人「修理」的命運。牌坊側間枋間嵌板的正反面,都刻著細緻的花紋,手法風格與其他雕飾迥異,顯然不是同一時所刻。留意觀察,每面都可見四片鑿鏨留下的麻點。再仔細看,還隱約可見「固守寧錦」、「力奠榆關」、「克服建遷」等字掩飾在花紋間。由此推斷,牌坊上原有四組(共16個字)概括朱梅功勛的文字被鑿除。這是刻意所為,還是不得已而為?種種疑問,為後人留下廣闊的解讀空間。

朱梅生於民族矛盾尖銳時期,死於明清鼎革之際。封建封贈制度與倫理觀念,還有子孫對前程的不同選擇,造成朱氏墓園特有的文化現象。如,奉旨擇地另葬、夫妻分葬、子孫未全部入葬墓園,以及部分刻石文字被鑿除等。封建社會的家族墓地具有神聖意義。在舊中國,依戀祖宗墳墓被認為是人倫大端,而在朱梅墓卻感受不到這一點。今天,人們徜徉於朱梅墓園,在感受墓園的雄偉壯觀之餘,如果靜下心來,也許會感受到末世英雄頭頂光環、享受殊榮的同時,還有那種對夫妻異處、子孫離心的無奈與落寞。這正幫助我們透視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士大夫階層糾結的心態與扭曲的人格。

英雄的價值,在於英雄身上承載的民族精神。末世英雄的悲哀,在於遭到狹隘的品讀,在於傳統精神鏈條斷裂。畢竟接替明朝的仍是一個封建社會,清朝貴族集團君臨中華大地;也接受了中華傳統忠義理念。尤其是清乾隆帝從維護自己正統地位出發,對一些「殉國」的明朝忠臣志士加以追封。於是朱梅的政治敏感期漸漸過去,清末及民國的地方志對其均作正面表述。歷史最終還老將軍一個公道,給後世一個真實。

來源:葫蘆島日報·周末(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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