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美國「地下鐵路秘史」的秘史

原標題：【書評】美國「地下鐵路秘史」的秘史

本文原載於《 中華讀書報 》 2017年10月11日第10版）

焦姣：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中文版譯者

一個「失敗」的年輕人與214名黑奴的「自由之路」

——蓋伊手稿與埃里克·方納的

《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

《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

[美]埃里克·方納著 焦姣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

歷史書寫往往源於偶然，埃里克·方納的《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這本書的起點，是一份意外發現的歷史手稿。在美國史學界，方納是內戰、重建和黑人史領域的名家，但在此之前，逃奴和「地下鐵路」並不是他關注的重點。幾年前，方納正在潛心寫作一本林肯傳記（後來獲得班克羅夫特獎的《烈火中的考驗》），於是雇了一名歷史系本科生幫他遛狗。有一天，這名學生告訴方納，她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裡發現了一份關於逃奴的手稿。手稿的作者名叫悉尼·霍華德·蓋伊，美國內戰期間，蓋伊是美國三大「便士報」之一的《紐約論壇報》的實際負責人，在此之前，他是紐約廢奴派報紙《全國反奴隸制標準報》的主編。從這份塵封的手稿中可以發現，蓋伊在新聞人的身份之外，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經歷。內戰前夕，蓋伊曾經是紐約城「地下鐵路」的領袖之一：他負責接應和安置那些從南方蓄奴州一路逃亡至此的黑奴，再把他們送往新英格蘭和加拿大的安全地帶。根據手稿的記錄，僅1855年到1856年間，蓋伊就救助了至少214名途經紐約的逃奴，其中成年男性137人，成年女性44人，兒童29人，未明確提及性別的成年人4名。同時，蓋伊還詳細詢問和記錄了這些逃奴的姓名、出身、出逃原因、逃亡路線和沿途經歷。

只有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才能意識到蓋伊手稿的價值。自從1839年「地下鐵路」這個詞誕生以來，人們就很難區分關於「地下鐵路」的種種說法中，有多少源於史實，又有多少只是傳說。1853年的《紐約時報》認為「地下鐵路」只是一種籠統的稱呼，指的是全國各地救助逃奴的不同類型的組織，但同年的南方報紙卻認為「地下鐵路」是北方人有組織有預謀地教唆奴隸逃跑的機構，甚至還有人懷疑「地下鐵路」本質上是個詐騙團伙，專門誇大其辭，騙取那些同情奴隸的好心人的捐款。「地下鐵路」的親歷者留下的記錄原本就不多，可信度更是參差不齊：逃奴本人當然是最可靠的敘述者，但他們大多不識字。1840年代最有名的兩位逃奴是「箱中人」亨利·布朗和混血兒哈里雅特·雅各布斯，他們的自傳都經過了廢奴主義者的潤色或是代筆。像蓋伊一樣，「地下鐵路」的經營者們一般會留下一些記錄。然而1850年聯邦《逃奴法案》通過後，營救逃奴成了重罪，出於安全考慮，大部分「地下鐵路」的記錄都被銷毀了。內戰結束後的幾十年間，又有一大批涉及「地下鐵路」的回憶錄和訪談稿問世，但也未可盡信：廢奴派往往過於誇大北方人救助奴隸的功績，反對他們的南方人又熱衷於渲染「地下鐵路」的嚴密組織，以圖證明廢奴和內戰根本就是北方佬的陰謀。有的書中號稱從1830年到1860年間通過「地下鐵路」逃往北方的奴隸有幾萬人，其他版本則號稱有幾十萬人。坊間流傳的「地下鐵路」故事充滿了英雄主義和傳奇色彩，但其中歷史與虛構的邊界是模糊的。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by artist Charles T. Webber, 1893

在撲朔迷離、真偽難辨的「地下鐵路」故事中，紐約城又一直是「地下鐵路」歷史的盲點。19世紀上半葉，美國東北部的城市大多反感奴隸制，紐約卻是個例外：紐約港的經濟命脈與奴隸勞動緊密相連。正如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中提到的，美國棉花種植的中心雖然在南方，其轉運和經銷的樞紐卻是紐約。還有布魯克林的蔗糖、煙草和靛青生意，背後也連結著路易斯安那和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1830年到1860年的大多數時候，紐約市長都是親奴隸制的民主黨人，地方官吏也熱衷於追捕逃奴，幫助奴隸逃跑者一經發現就會被罰款，情節嚴重者甚至可能入獄。1898年歷史學家威爾伯·西伯特出版第一本研究「地下鐵路」的專著時就發現，有關紐約城的記載幾不可尋。另一方面，紐約又是逃奴北上的關節要道。尤其在1855年尼亞加拉瀑布鐵路弔橋落成之後，「上北部」弗吉尼亞、馬里蘭、特拉華諸州的逃奴乘火車或帆船逃往費城，經紐約中轉後前往奧爾巴尼、雪城等地，不消數日就可抵達加拿大。我們很難想像蓋伊冒著怎樣的風險才記錄和保存了這份手稿，這是迄今為止關於紐約城「地下鐵路」運作情況的最詳細的記錄，更補全了東北部「地下鐵路」路線中一片至關重要的拼圖。從蓋伊手稿出發，結合多種已知的史料，埃里克·方納不僅還原了1830年到1860年間美國東北部「地下鐵路」的組織和運作情況，更深刻揭示出了逃奴問題與內戰爆發的關係。

「地下鐵路」線路圖

其實，要不是命運跟悉尼·霍華德·蓋伊開了一連串的玩笑，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會成為一個廢奴主義者。那時候，在新英格蘭的上層家庭里，當個廢奴主義者還是件離經叛道的事。1838年，當25歲的悉尼·蓋伊忽然宣布自己要投身廢奴主義運動時，全家人都「嚇了一大跳」。蓋伊的父親是馬薩諸塞州的銀行富商，蓋伊家的先祖更是顯赫：他們原本是1629年追隨馬薩諸塞總督約翰·溫斯羅普來到殖民地的第一代清教徒，還與好幾家名門結過親。如果一切發展順利，蓋伊家也許能夠成為亞當斯家、傑伊家這樣的政治望族，或是在馬薩諸塞繼續深耕細耘，成為「波士頓婆羅門」家族之一。然而，蓋伊的祖父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站錯了隊」，成了支持英軍的「效忠派」，政治生命就此終結。蓋伊的父親轉投商海還算成功，但年輕的悉尼·蓋伊好像幹什麼都不太順：在哈佛大學呆了兩年就因病退學，被家裡派去中國做生意卻發現不久前廣州十三行剛剛遭遇了大火。身心俱疲的蓋伊回到美國，跨過俄亥俄河，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想在新奧爾良重新起家，但這門新事業也以失敗告終。到了晚年，蓋伊還忍不住自嘲道：「我這輩子最值得誇耀的大概也就是我的世家出身了。」

19世紀30年代，俄亥俄河對岸還有另一樣東西：奴隸制。蓋伊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見過世面的新英格蘭年輕人，但他此前從沒見過種植園：從1777年到1804年，美國北部十個州陸續廢除了奴隸制，但在聯邦憲法的默許下，南部州的奴隸制保留了下來。當然，奴隸制看上去跟美國憲法保護個人自由的原則有些衝突，但支持奴隸制的人總能找出種種理由：奴隸制是最符合南方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制度，奴隸制的存廢是各州的自由，奴隸在種植園中生活得並不凄慘，奴隸勤勤懇懇效忠主人，主人則給予慈愛、保護和照顧。當時的主流言論是：奴隸制是美國的獨特國情，那些主張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廢奴的人，要麼是不通世故的宗教狂熱分子，要麼是蓄意針對南方人民利益的陰謀家。甚至到了1860年共和黨全國大會時，後來成為「偉大的解放者」的林肯還力勸黨內各派不要在《逃奴法案》等爭議話題上表態，以免引發南方人的抵觸。因此，當年輕的蓋伊第一次見到密西西比河谷中的種植園時，他並不覺得反感：種植園房舍儼然、田畝有序，奴隸們看上去衣衫潔凈、營養充足。然而，當他準備動身去一間種植園考察時，有人遞過他一桿手槍「用於自衛」。——既然種植園裡的奴隸個個「心滿意足」，為什麼一個白人男性會需要自衛呢？從這一刻起，對於奴隸制的懷疑深深嵌入了蓋伊心中。

悉尼·霍華德·蓋伊部分手稿

對於那些沒有機會到訪南部的北方人，逃奴的存在就是他們質疑奴隸制的引子。每一個從南部出逃的奴隸，都給「善主忠僕」的神話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其實，1860年時，全美奴隸人口已有近400萬，每年逃跑的幾千名奴隸並不能動搖奴隸制的經濟根基。逃奴問題之所以重要，在於它一方面引發北方人對於奴隸制的關注、壯大了廢奴主義的力量，另一方面，逃奴的法律身份引發了綿延數十年的聯邦權與州權的爭論。如果說奴隸是奴隸主的個人財產，那麼北方自由州有沒有協助奴隸主追捕逃奴的義務？北方州的人身自由法與南方奴隸主的財產權哪個更重要？正因為逃奴問題引發了這些爭議，奴隸制不再是地方性的社會制度問題，而演變成了全國政治問題。當憲法和國會對奴隸制一味綏靖的時候，是逃奴把奴隸制存廢的問題強行推到了政府的面前，逃奴問題最終成為內戰爆發的導火索之一。

從表面上看，19世紀美國的奴隸制似乎和當代讀者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但埃里克·方納這本書講述的，恰恰不是奴隸制本身的故事，而是自由與解放從何而來的歷史。「地下鐵路」的主角從來不是廟堂之高的政治家，它是湮沒在煙塵中的販夫走卒的歷史，是被奴役者追求自我解放的歷程。正是通過歷史學家的努力，我們知道了「地下鐵路」不僅僅是小說家筆下的傳奇，正是這些弱小、困頓、連基本人權都被剝奪的逃奴，撬動了美國歷史的進程，正是「地下鐵路」沿途那些默默無名的普通美國人，冒著風險幫助奴隸獲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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